李零:简帛古书的整理与出版

——第九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8 次 更新时间:2011-04-28 09: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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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简帛古书的发表,通常要经过四个环节:发掘-保护-整理-出版,这四个环节,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很重要。发掘、保护是靠考古学家和保护专家把关,整理、出版是靠古文字学家和出版社把关。前期工作要靠后期工作来实现,出版是收功之役,好坏全在这最后一举。怎么才能把书出好,我想讲一点我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简帛古书的概念

  

  (一)简帛

  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简帛上。简帛古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简帛,包括三种材料:

  1.简:竹简、木简,大家很熟悉。

  2.牍:竹牍、木牍,竹牍比较少。

  3.帛:可能比简牍晚一点儿。《论语•卫灵公》提到「子张书绅」,不能说就是帛书的源头。今语「图书」,既包括图,也包括书,两者在古代关系很密切。帛书,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批,子弹库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两批都有图。古代的图,主要画在帛上。但竹简,偶尔也有图。竹简上的图都是插图(黑白线图),画法比较简单,好像帘子画,画面是裂成一条条,效果不太好。子弹库帛书有《十二月神图》和《月名图》,马王堆帛书也有很多图。帛图,汉代很发达。《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凡标卷,皆帛书、帛图;凡标篇,皆竹书,图的数量相当大。马王堆帛书,有图有书,有带图的书,也有带字的图。图是以图为主,如马王堆帛书中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各种城邑、宫室、墓穴图都是以图为主,字,不是没有,就是很少。1书不一样,它是以字为主,图只是插图,如马王堆帛书中的《禹藏图》、《牝户图》就是属于插图。还有一种图,图和字是混在一起,很难分开,如马王堆帛画中的《丧服图》和《太一将行图》,字和图就很难分开。

  

  (二)古书

  1.什么是书?书史的讲法,往往不分字与书,写下来的一律叫书。出土文献的概念也很滥,同样不分字与书。钱存训,以一书名世,曰《书于竹帛》,2他以《墨子》语题书,强调「书于竹帛」才算书。这个区分很重要。世界各国,书写材料都分硬材料和软材料。我国的书写材料也分软硬,金石是硬材料,用刀刻;简帛是软材料,用笔写,两者不容混淆。金石学是铭刻学(epigraphy),甲骨、铜器、碑版上的字是铭文(inscriptions),不是书。简帛才是书。西人把手写本的书叫manuscript。竹简、帛书都是manuscript。简是卷轴式,帛书分折迭式和卷轴式,后世的纸书也分这两种。纸书是帛书的后裔,帛书是竹简的后裔,一脉相传。纸书和帛书都模仿竹简。这才是真正的书。

  2.写在简帛上的书也分两类:一类是文书,包括律令、账本、信件、占卜记录等等(私人的文件也属这一类);另一类是古书,则专指人文、技术类的各种著作。当然,我说的「技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当时的「技术」,总是和占卜混在一起。

  3.如何区分文书和古书。文书是档案。档案是用来查,不是用来读。古书才是用来阅读。但现代出版物,因为学院化的学术规范,脚注越来越多,很多书也是用来查,根本没法读。古代的图书馆也是档案馆。文书和古书,两者有交叉。内阁大库档案中有古书。历代史志也偶收文件,如诏令议奏类。

  

  (三)从出土发现看文书

  1.边塞文书,过去主要出于西北,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即今甘肃、宁夏和内蒙西部。秦始皇五次巡游,北方的边郡,他几乎全都转到;南方不一样,顶多到长江一线。南郡是长江一线的中段,古人从洛阳南下,一定要去南郡。南郡再往南,只到洞庭,洞庭以南他没去。湖南,在古人眼里,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但里耶秦简的记载不可思议,当时的迁陵县,一个偏远山城,人口居然有55534户。我们要知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40000户以上的大城,全国只有9个。文书简,过去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北,现在湖南很突出。当年,汉武帝征南越,他是从云南、贵州和湖南、江西发兵,这些地点同样有边塞的性质。现在,湖南的发现越来越突出。简牍,楚简、秦简、汉简、三国简、晋简,哪段都有;数量,全国的发现加起来,也比不了湖南一省;帛书,上面说,过去只出过两次,也都在长沙。可见南方也很重要。

  2.内地文书,发现反而少,黄河一线,咸阳不出,长安出过一点儿,洛阳、郑州也不出。真正属于中央政府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不是毁了,就是没发现。

  

  (四)从出土发现看古书

  1.楚简,有遣册简、卜筮简(不应叫祷祠简)、文书简三类。这三类都是文书,不是典籍。典籍的范围,可参考《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汉志》著录的古书,主要分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是人文,后三类是技术。这六类,楚简都有。

  2.秦简,有律令简、质日简、道里书,还有发给文吏的守则,相当后世官箴的简册(即讲为吏之道的简册)。秦简,文书简很突出,但不是完全没有古书。当时的古书,范围比战国窄,没问题。当时的古书,以《汉志》六类衡之,顶多是禁前三类。即使前三类,也未必都禁。秦墓出哪些类,不出哪些类,我的基本估计是:第一,六艺类,大体禁,但秦法不禁医卜农桑,六艺类的易并不禁;第二,诸子类,也禁,秦墓的确没有出过子书;第三,诗赋类,汉代流行楚赋,但《诗赋略》有荀卿赋,荀赋是赵赋,目中还有《秦时杂赋》,秦代和汉代不一样,楚赋不流行,秦赋并不禁,北大秦简有诗赋,可见诗赋并不都禁;第四,兵书类,历代都属禁秘,即使民间有私藏,也不如日书、医方流行,秦墓未见(出土发现,只有银雀山汉墓集中出土了大批兵书)。第五,数术类,战国秦汉时期,日书最流行(楚墓已有两次发现);第六,方技类,战国秦汉时期,医方最流行。

  3.汉简,种类最全,《汉志》六类,或多或少都有出土。当然,仔细比较,汉代和战国比起来,变化还是很大,比如经学凌驾诸子,还有儒、道为显,排在最前,阴阳近儒,法近道,排在其次,名、墨沦落,排在最后。

  现在,文书和古书已经分为两门,各是一门学问。

  

  二、百年回顾:发现与出版

  

  有人说,盛世才出宝贝,那是说反了。

  1900年前后,是灾难深重的世纪之交,国运不昌,乃有五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五大发现,去少数民族古文字不数,是四大发现,去内阁大库档案不数,是三大发现。无论五大发现,还是四大发现或三大发现,其中都有简牍这一项。

  五大发现,有个问题不容忽视,它们当中,有三大发现(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少数民族古文字)是「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替我们发现。3我们的研究,是他们开的头。

  2000年,应该给五大发现过生日,回顾一下20世纪的发现。20世纪是简帛发现的新纪元。骈宇骞、段书安先生的书,就是讲这个新纪元。4

  截止2010年,近百年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到处都有简牍发现。北方,除东三省、山西,南方,除上海、浙江、福建、台湾,西南,除云南、贵州、西藏,都出过简牍。

  事情回头想,真是想不到。我读研究生时,简帛还是绝对枯燥、无人问津的学问,现在怎么样?年轻学子,摩拳擦掌,居然成为时髦学术。

  限于时间,这里只谈标志性的发现,而且是有正式出版物的发现,我选了13项。

  

  (一)解放前的发现(1901-1949年)

  中国的金石图录,1900年以前,几乎都是摹写刻版;1900年以后,用照相技术印刷的出版物才流行开来。这一时期,有三批发现最重要,我把有关出版物列在后面:

  1.旧敦煌汉简(1907、1913-1915、1920、1944年出土)

  敦煌简,汇集历年所得,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但发表最早,当属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古所得,即1907年在疏勒河流域的发现,现藏大英博物馆。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今有中华书局1993年重印本)就是研究这批简。《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不仅是研究文书简的开端,也是研究古书简的开端。罗、王的研究对今天仍有影响,比如他们定的「历谱」一名,就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但他们的研究是根据沙畹的材料,沙畹的书反而是源头。5

  2.旧居延汉简(1908、1930-1931年出土)

  这批简是西北考察团在张掖郡居延塞所得,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出版物有二,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南溪:石印本),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之部》(南溪:石印本);晚期出版物有二,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一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3.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

  子弹库帛书是现存最早的帛书,也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简帛古书。此书最初为长沙蔡季襄收藏,1946年流美,现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蔡氏的《晚周缯书考证》(蓝田:自印本,1945年)是第一部介绍这一发现的书,附有蔡氏长子蔡修涣的摹本。巴纳《楚帛书——翻译和考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是附有红外线照片的专著。6

  这三批发现,两批是文书(含少量古书),一批是古书。这是我们最初的家底。

  

  (二)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发现(1949-1966年)

  主要有四批:

  1.长沙楚简(1951-1954年出土)

  这是湖南出土的楚简,包括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发现,内容主要是遣册,见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遣册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

  2.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

  这是河南出土的楚简,除去遣册,还发现了古书,即《申徒狄》的残简,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古书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

  3.武威汉简(1959年出土)

  这是西汉末年的简,内容是《仪礼》,前所未见,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整理者是陈梦家先生。

  4.望山楚简(1965、1966年)

  这是湖北出土的楚简,与前不同,除去遣册,还有占卜简,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这四批简,三批是楚简。楚简研究的基础,除去楚帛书,主要是这三批简。这是研究楚简的家底。当时,学者对楚简的认识,水平还很低,很多现在看来最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但这是后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武威汉简《仪礼》,不仅是篇幅很大的古书,而且是五经中最早发现的一部,意义也非同小可。

  

  (三)文革中的发现(1966-1976年)

  简帛大丰收,头一次是在「文革」期间。

  有一种说法,港台很流行,中国有两次「文化断裂」,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一骂「五四」,二骂「文革」,骂来骂去,无非是说革命为万恶之源,他们不搞革命,所以没断裂,传统文化独存台湾。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其实,「文革」期间,古籍整理、外文翻译,还有考古工作,虽受政治运动冲击,损失相当大,但薪火之传,从未断绝过。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抽调全国最优秀的古文字学家来北京会战,在沙滩红楼成立了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还有稍后的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他们的工作堪比孔壁、汲冢,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1.银雀山汉简(1972年出土)

  原计划出三册,当年只出过一册。此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线装大字本、普及本和精装本。线装本、普及本,只能反映最初的工作,精装本,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才是最后的定本。它的第二册,只到今年才出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一批。

  2.马王堆帛书(1973年出土)

  原计划出六册,当年只出过三册。这三册,和前者一样,文物出版社也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精装本,即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三〕〔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也是最后的定本。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二批。

  3.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

  秦简大发现,这是头一回。睡虎地秦简是以律令简和日书简为主,除去这两种,墓中还出土了《大事记》和《为吏之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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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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