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1 次 更新时间:2011-04-24 10: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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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主讲人:王人博 教授

  主持人:齐海滨 教授

  组织:近代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齐海滨教授: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讲座现在开始。开始之前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座的肯定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同学——就是不是法学院的,非法学专业的同学能不能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这么多啊,我不能说几乎都是,但绝大多数是,谢谢你们!这让我太吃惊了,(对王老师)王老师你今天可是责任重大呀!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王老师是山东莱西人,是1958年生,刚刚过知天命之年。1979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律史硕士学位。然后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执教,曾任《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的主编,2002年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的主编。王老师的主要著作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论》,我们要注意它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989年、2000年和2002年,我理解是后面两本是二版三版,或者说是修订,(王老师说已经到第四版了)。这样论题的一本书能够连续四版,而且是1989年出版到现在20年了,连续四版大家可以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还有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宪政的中国之道》。主要论文有《宪政的中国语境》、《权力与技术》、《民权词义考论》等。

  通过刚才一个很简单的(这是我的一个学生从网上下载的)而事实上是一个很谦虚的自我介绍,我们已经大概能够了解到王老师的基本背景。我们这两天在开一个会,就是我们法学院的近代法研究所在开一个“法律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这样的一个会,王老师今天在会上先后担任过主持、点评和发言人,也提交了一篇重要论文。通过王老师在会上的发言和点评,让我们与会人员都能认识到,王老师是我们中国法学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有着鲜明思想个性和话语风格的法学家。我想大家过一会就可以确认我说的是真话,不是溢美之词。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开讲。

  

  王人博教授:

  各位同学,各位同行,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海滨教授这样一个带有溢美之词的介绍。对我本人,在座的同学可能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我这个人呢,现在说边缘人,是一个自我褒奖的。我现在说实话也不知道自己在从事哪个专业,因为我说我是宪法的,宪法学者都认为我是搞法史的,我在法史那别人说你是搞法理的,法理的说你是搞法史的或者说是搞宪法的,现在我都不知道,就没方向感,是这样一个人。也正是因为没方向感可能多得了一份所谓的自由,就是说可以自由地思考,不分专业也不分界域。这既可能是个缺点,也可能是个长处吧!我是第一次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来的主要意图还是来参加研讨会,确实收获非常大。非常有幸能来到咱们这样一个讲堂,跟大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一些交流和互动。

  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政思想”。首先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可能遇到一个非常难于理解的概念——近代。今天下午的讨论实际上我一直想发表这样一个看法,但是因为没有人提这个话头就没有讲。我这个人又不喜欢起话头,我是附和的多,起话头的时候少。我认为这个词很难理解,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的暧昧。第一,他不是一个纯粹时间性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划分时间从来不这样,我们的时间观跟西方人不一样,肯定不是这样来划分的,这更不是我们的历史观,所以说它不纯粹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我认为它也不纯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那么我想来想去这个概念它的暧昧性在于它可能跟时间有关,跟地域有关,但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往往被咱们忽略了。从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它更是一个观念性的概念,是我们主观地、人为地生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会理解,我想提这样的问题,何为近代,中国的近代到底在哪?那么这是个问题。

  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概念肯定是西方人的发明,那么西方人发明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反映出西方人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历史观呢?我想简单地说两句,因为这关涉到对我们中国近代的理解。首先我认为西方发明的这样一个概念是用来标示西方所取得的成就的,也就是说它把当下的西方跟昨日的西方做了一个比较。它发现当下的西方是非常优越,而昨日的或者说过去的那个西方,在某一时刻切断了的,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轮廓非常鲜明的昨日,而昨日呢,肯定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一般我们都说启蒙的近代,现代性的近代,理性主义的近代,而把它这以前的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中世纪这个概念又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概念,就是西方人他们的一个原初的最美好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明。所以这样一回忆,通过古希腊古罗马这样一个辉煌的记忆,他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昨天。但是没想到今天的西方,就是近代的西方,它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这就是我们讲的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叫近代性。在英语里面大家知道近代性、现代性是不分的一个概念,那么西方人这样一个区分,我认为他就说明了当下的一个优越性,你活在当下是幸福的,你活在过去是悲惨的,除非你活得再远一点活在希腊罗马还行,但再行也没有近代好,所以它是衡量自己成就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这个概念挪用到中国来,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说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的,或者说是从1894或者1898甲午中日战争开始的,但是我说这样的近代概念的话对于中国做如何理解,如果说近代这个概念是衡量西方的一个成就那我们中国人用近代这个概念是衡量中国的一个失落,一个迷失,中国迷失了。咱们中国不但迷失了而且是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如果说西方人发明这个概念唤起了西方人的优越感,那么西方这个概念被中国挪用发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不幸。近代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话语权,在这个世界中国没话语权,丧失了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用革命者的话来讲那个近代就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半社会”。所以说同样一个概念,他所指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指向西方是一个成就概念,指向中国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个悲惨境地。

  这倒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认为由于西方近代概念的加入,使我们中国人颠覆了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近代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这种时间观念,同时我们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有这么一个历史观。就是说英文的time一词,在中国你找不到一个对应词的,我们说时和间,它是不同概念。时讲的是什么呢,是循环的,你看我们计算时间的方法都是循环性的,四季春夏秋冬,六十年一甲子,那个朝代的纪元也是这样记的,它是以朝代的开始到结束为一个纪元方式,那不像西方历史的从一个人的诞生那一时刻开始,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今年是那个人诞生的2009年,这是西方人的一个时间概念,西方人的时间概念是往前走的,是线形的时间观。但咱们中国人不是,中国的历史观跟我们的时间观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中国的历史观从来不会说哪个朝代比哪个朝代进步,我们也从来没划分说我们中国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孟子提供的,叫做循环性的历史观,孟子说过历史就是“一治一乱”[1]。一治一乱,它是循环往复的,你看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知道,要么治要么乱,治乱相循嘛,当然乱肯定不是我们历史的常态,而治才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种目标,和一种正常状态的反应,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认识方式。所以乱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它是必经的一个阶段,然后达到天下大治。治乱这是孟子给我们提供的。一部历史是这样的一种历史,一个朝代你这样分的话也是这样,这是孟子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历史观。第二个是孔子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历史观,孔子给我们提供的历史观恰恰是与西方人完全的相反的。用西方的近代概念提供的进步主义历史观看,孔子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退步主义的历史观。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它不是往前走的,越往前越坏,因为孔子生逢乱世,大道不显了,所以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克己复礼”[2],要回到过去,中国最好的黄金时光是在过去,不是在未来,也不是在当下。我们经常说的“三代之治”,我们经常说的尧舜禹,这都是孔子口里念念有词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历史,而且我们一代不如一代,孔子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回到过去。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限定成一个退步的历史观。我们当年批林批孔,主要的就是批孔子是一个复辟主义者。将历史的车轮往回拉,开历史倒车。刚才海滨教授说了,我是知天命的年龄,现在想一想那些话挺没意思的。就是批别人的话挺没意思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往前走就是好的,往后走就是不好的,这挺难判断的一个问题。说中国人从来没一个往前看的历史,我们都往后看,好时代都已经过去了,而且我越来越感觉到孔子的话是对的。

  随着西方近代概念的加入,使我们改变了历史观,不得不接纳西方强加给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观法。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观法接纳西方的观法,所以我说我们面对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开始,这个时间的开始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你没办法。当我们与西方同时使用近代这个概念时,大家的情绪和心理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近代的开始,那个点到底在哪。那么按照西方的这样一个语义,它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认为中国的近代的开始点应该是在1978年,那是中国近代的开端。1978春天的故事。那是中国慢慢的复苏,腰杆儿慢慢的直起来,腰包渐渐的鼓起来。那么这以前中国一直内乱,要么外患,要么内忧,内忧外患这两个兄弟经常光顾中国,所以谈不上什么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的概念。但是我为什么要从这开始讲呢,我认为恰恰是近代概念的加入给中国和中国的历史,使我们在接收西方思想的时候,就发生了语境转移、价值转移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讲了,并一直在强调近代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愿意接受的,那是西方强加的,我记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学派代表人物费正清说过,近代是我们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这就像一枚苦果,中国人不得不把它咽下去,你咽也得咽不咽也得咽,你必须把那个苦果咽下去,咽到肚子里面去。但是恰恰近代这个概念给我们中国重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我们古典的传统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和方式。

  我认为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发生就跟这样一个历史观有关系。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宪政思想的发生学,这个发生学的发生原理,我认为是进步主义和进化主义,这样一个理论和前提。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法学的还是非法专业的,这个西方的宪政思想你最终去追根溯源,能发现它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这样一个原理。你看看美国的宪法,看看法国和德国的宪法,它里面贯穿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契约论,不管这个契约理论你接不接受。所以我说社会契约论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它要论证一个合理的国家在处理它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怎么处理最合理。我认为契约论可以提供一种方法。那么,今天每一种概念的一个基础也是契约论,是吧,任何政府都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就像一个合同一样。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那么这种理论肯定都是以契约论的发生为前提的。我本人写过一篇文章,也就是研究“宪法”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因为契约主义使“宪法”这个概念变成了宪政主义,这样一个语境。西方没宪政主义的,就是因为社会契约论是他们古老的宪法,像英国的1215年的那个宪章,像英国的贵族处理他的陪臣之间的那个契约,这都是成为宪政体制的一个来源。为什么把它看成宪政的一个来源呢,那就是契约主义的出现。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出现造成了整个西方对宪法的重新认知。而我们中国不是,今天下午开会点评的时候我专门提到过严复的《政治讲义》,1905年在上海做的讲演,那个书那些长文我读过,严复明确表示他绝不接受契约主义。那为什么?因为严复所面对的问题,中国人、中国的学人所面对的问题跟西方同行不是一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就不可能按照西方契约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路径来发生。中国人必须接受西方的宪政思想,但怎么接受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我把它称之为以进化论和进步主义为理论根基的这样一个宪政思想的发生史。当然,这个话说出来大家不要误解,认为好像在严复以前咱们中国的宪政思想就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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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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