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改革的“潜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2 次 更新时间:2011-04-15 09:09:55

苏露锋  

  

  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似乎谁都在拥护改革;这也是一个“潜规则”的时代,但几乎没有人公开支持“潜规则”。一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改革,又紧紧抱住既得利益不放。于是,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改革的“潜规则”也暗流汹涌。其真相是:在改革中确保权贵阶层的利益不受损,甚至大幅增益。这在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房改、医改、养老三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住房改革从1998年开始至今已有12年。当前,在出于GDP考虑的地方政府和出于人民币考虑的开发商的联袂推动下,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一个普通老百姓即便拥有了一套住房,但很可能是父辈的积蓄加上透支自己的未来换取的,成为“业主”的同时也成了“房奴”。而作为改革的主导者——官员们自己呢?

  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政府机关(包括党委、人大、政协、政府及职能部门、司法系统等)大多搬迁,不但办公楼越来越豪华,附带的宿舍区也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档。政府机关办公场地是规划用地,基本上不出钱或出很少的钱,就能堂而皇之在黄金地段圈地建楼。不少地方政府通过让公务员住房成为办公楼的“附属设施”等手段,采取“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的方式,大兴土木地给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这些单位名义上大都打着“集资建房”的旗号,实质上是力图绕过土地公开“招拍挂”的政策门槛,甚至把公务员住房纳入免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房”范围,再加上各种明暗的税费优惠,一套地段好、设施齐全的房子,公务员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场价若干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产权。

  以前,一名官员一般只能占用一套住房,而房改后一些官员却可以轻松占有两套以上。房改货币化后,表面上官员没有了福利分房,但权力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却胜过以往。普通老百姓被房改浪潮推到市场海底,而官员们却依然在岸边坐享着社会主义的福利。

  据新华网2006年5月12日报道,记者通过对山东、广西、广东公务员群体调查表明,超过80%以上的40岁以上人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二套住房。家住济南的财税干部刘峪荣不仅拥有5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还另拥有一套140平方米的住房。福利房是1998年刚进单位时分配的,另一套则是2005年单位“市场化运作第二套房子”的结果,市场价格100多万元的房子,自己只花了20万元。

  尤其近段时间来,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的趋势不断加剧,甚至连体制内的学者都无法容忍了,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2009年5月28日《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称,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

  老百姓骂得最多的还是医改。因为它事关每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买不起房子还可以租;上不起学可以不读,大不了让儿女继续当民工;没钱治病就只能等死。不错,国家在医改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但是,正如著名学者胡星斗所言,“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等级的制度,一方面,许多干部住院是为了疗养而不是看病,另一方面,中国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地区60%到80%的人无钱看病,死在家中。”(《缓解医疗困境、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载“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据2006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2000年中国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位列191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占用;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不尽如此,国家审计署曾经揭发,内地司局级干部的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省部级高干的配偶也利用便利条件享受高干医疗保健。

  老百姓连救命钱都没有,官员们哪来的美容费?老百姓是被权贵阶层“潜规则”了!

  今年3月“两会”期间,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差距过大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在广大代表委员中也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新华社2009年3月7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在会前调查了解到,当地30多名国有企业退休老干部的退休金不足2000元,而同他们一同参加工作的行政副科级干部退休后每月实际收入近5000元,一名县级机关当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也能领到4600元。《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4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孙丹萍说,她所在单位一个处级干部退休金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而同级别的公务员养老金高达六七千元,相差近三倍。这种差距并非个别现象,在全国司空见惯。这是权贵阶层借改革之名谋“集团之私”的典型表现。

  “潜规则”不仅泛滥于住房、医疗、养老制度改革过程中,也盛行于其它诸多领域,如事业单位改革中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国企高管薪酬“与国际接轨”,公务用车改革中的“高补贴”……渗透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只要涉及到实际利益,就难能幸免。在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大都心照不宣,按权位高低和离权力中心远近,把人群划分三六九等,然后按等级来分配利益,而且这种等级分明的利益分配格局,都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制度化。权贵阶层凭借公权力谋“集团之私”的行为,也因此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潜规则”是改革异化的典型表现。它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没有推进社会公平,反而让社会不公愈演愈烈。

  今后中国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改革过程的掌控人正是目前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人性中有幽暗、自私的一面,如果不增大改革者谋私的成本和风险,他们总是愿意把改革导向利己的一面,就难免改革异化,“潜规则”泛滥。改革只是他们手中的面团,任意搓捏。

  推动政改,实现民主,建立足够强大且独立的制衡力量,是防止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异化的唯一途径。一个基本常识是,如果媒体成为权贵阶层的“喉舌”,军警听从权贵阶层的“指挥”,如果政改问题久拖不决,其它改革不是寸步难行,就是与理想目标南辕北辙。

    

   2010年10月6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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