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媒体人与独裁者的角力——《自由中国》的首次文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1 次 更新时间:2009-05-09 17: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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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露锋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媒体人是异常艰难的。局中人自然深得其味,圈外人往往不明就里。半个多世纪前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所遭遇的首次文祸,不是它与当局冲突最剧烈的一次,也不失为一个解读媒体人生存处境的好范本。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给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准许“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法人代表),雷震任社长,毛水平任总编辑,殷海光等文化名人成为编委和主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素来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他们要呼吁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这与蒋介石维护专制统治的初衷背道而驰。《自由中国》不断突破言论禁区,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1951年6月,它遭致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文祸。这次只是《自由中国》和雷震们的坎坷命运的序曲,自由媒体与专制政权、独立媒体人与独裁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显露无遗。

  台北市区接连发生几起离奇案件,案情惊人地相似: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民众与银行正在成交时,被特务机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抓住,进行严厉处罚。民众对此意见很大,普遍认为是特务机关搞的鬼。《自由中国》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详细调查发现了其中黑幕:“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与银行内部的不法分子勾结而设下圈套。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刊发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对特务机关为非作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要求政府“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这篇社论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特务头目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与此同时,彭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只要吴国桢一批,他们就动手抓人。吴国桢终究没有同意。彭孟缉窝了一肚子火,仍然没有撤走布控在杂志社门口的特务,搅得职员们不得安宁。后经“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协调,彭才悻悻地撤回了监视的特务。

  随后,彭孟缉去找蒋介石。其实,蒋介石早已看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他为此事大怒,并将《自由中国》视为“敌人”。但杂志发行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蒋不愿为此事得罪他,需要他继续当“政治花瓶”。彭孟缉告状时,蒋一直不表态。彭从蒋的暧昧态度中认定他并不反对整《自由中国》。于是,彭委托主管宣传的国民党要人陶希圣给雷震传话,扬言如果《自由中国》不作检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彭还给雷震的妻子打来威胁电话,说他要与雷震和《自由中国》算账。

  “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了平息此事,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缓和一下矛盾,并就此事征求黄少谷的意见。黄少谷把握不准,便请示陶希圣。陶希圣说:“《自由中国》应再作一篇文章。不然,‘保安司令部’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这一天,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函中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已引起“保安司令部”的公愤,并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没有蒋介石授意,它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在各方的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文章,只是对上期社论作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之词,坚守《自由中国》的办刊理念。陶希圣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强辩,全无认错的意思,如果这样登出来,是在火上加油。雷震只好硬着皮头请陶亲自修改一下。当雷震取回经陶修改过的文章时,题目已改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原稿被砍去了三分之一,并加上了不少语句,对“保安司令部”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这篇由《自由中国》、“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要人“合作”出来的畸胎社论,刊于《自由中国》第4卷12期。如果说这在台湾新闻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纪录,随后胡适的抗争则为媒体人增添了一抹亮色。

  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看到寄来的最近几期《自由中国》和一些新闻报道后,非常不满,于8月11日给雷震写了一封信。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胡适,这次以罕见的激烈言辞,谴责了当局迫使《自由中国》赔罪道歉的行为,他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人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他表示“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还特别强调要将此信公开登在《自由中国》上。

  雷震看到这封信后,深受鼓舞。9月1日,胡适的抗议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登出,这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引发了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冲突急剧升级。蒋经国、彭孟缉下令通知各书店、书摊不准销售此期刊物,并抽调大批特务上街收购《自由中国》杂志。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压制《自由中国》,国民党与特务机关精心策划了的一场批判会。9月4日,卧病在床的雷震被强行通知参加会议。会上,陶希圣、彭孟缉等人轮番对雷震进行批判。雷震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当局整天对外鼓吹台湾是“自由、民主”之地,不过是喊喊口号来欺骗世人罢了。

  蒋介石镇压《自由中国》,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6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胡适对蒋抗议》,导致《自由中国》事件对国民党当局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但也无可奈何。他不敢让打压行动升级,否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危及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

  通过这次风波,雷震感到,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对胡适的言论颇为畏惧。由胡适任发行人,对《自由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9月7日,《自由中国》编委联名给胡适寄了一封信,将最近发生的风波详细透露给胡适,并恳请他留任发行人。胡适接受了请求。

  后来,王世杰看到雷震与当局的关系越搞越僵,就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出面协调。王与陈商议的结果是:不开除雷震的党籍,由陈诚写一封信给胡适,向胡适解释、说明台湾近年来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在第5卷第6期上公开刊登此信,以化解各界对胡适抗议信的“误解”。雷震觉得这个意见对《自由中国》没有大害,事态也可平息,便同意了。

  胡适收到陈诚的信后,相信实际情况绝不是信中说的那样,为了把情况弄清,9月11日,胡适又给《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等人写了一封信,特意询问“《自由中国》(刊登胡适抗议信的第5卷第5期)是否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雷震觉得胡适是杂志的发行人,应该将实情告诉他。为防国民党及特务机关的报复,雷震托香港友人给胡适发了电报,告知《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胡适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电报,心里明白了一切。胡适后来虽再未提及此事,却通过这件事深深感受到,雷震、毛水平、夏道平他们今后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麻烦,台湾争取自由民主任重而道远。

  胡适曾在《自由中国》创刊号《〈自由中国〉的宗旨》中写道:“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与雷震们没有因横遭文祸而改变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方面,他们仍然不断揭露、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续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从“坐而言”升华到“起而行”,积极投入现实政治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准备以组织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这无疑触犯了独裁者的大忌。

  1960年10月,蒋介石撕下民主的伪装,捏造罪名将雷震等人抓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连带被封杀。蒋介石虽不敢对胡适有什么实际行动,但此事对胡适打击很大,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962年2月,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当时虽不得善终,倒成了台湾思想启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运动的精神宝塔。

  

  (200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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