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怀: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3 次 更新时间:2011-04-08 16: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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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  

  

  主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

  主讲嘉宾: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3月26日(周六)下午15点-17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许诚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第103期燕山大讲堂。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城市化,只有等他们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本期讲堂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先生为大家解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下面有请彭老师开始他的演讲。

  

  彭真怀:谢谢同学们,谢谢各位网友。刚才主编告诉我,今天来的人主要是政法大学、农业大学以及一些热心网友。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认为这个主题与我们本身的命运、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

  

  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

  

  从1949年建国以来,国家已经有了60多年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在处理农民问题上走得怎么样?做得是否到位?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农民的孩子不去关注,包括你我在内的人都不去关注,仅仅指望别人给面包,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给我们送来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是不现实的。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儿,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即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所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根本就是农民问题。泛泛而论,说收入分配是社会中一个最大问题,往往容易掩盖对农民剥夺的过程。据研究,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70%的农民缺少财产性收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农民没有财产性的收入;二是没有工资性的收入,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农民占国家人口总数70%以上,其余30%的市民中,还有70%的中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群,纯粹的市民只占10%----15%。从总量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不令本国绝大多数人满意,有幸福感,这个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题,即不能泛泛讨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现阶段最集中的矛盾体现在农民没有财产性、工资性收入。

  

  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

  

  另外一个是产业结构问题,需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我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情况,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经济结构的?从1981年开始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已经有30年还没调。不但没有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什么开始的?从1949年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在转成什么样了?是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产业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依然靠天吃饭,旱灾一大片,闹灾一条线。去年春夏之间,水资源非常密集的西南地区出现了旱灾,当年全国旱灾面积达3.98亿亩,绝收了4008万亩。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就是指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对这三个问题背景了解了,就会知道原来这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当前的社会矛盾来看,最大矛盾是城乡结构失衡,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农民无论在政府、学界都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所有的挣扎都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悲剧,有的自焚、有的跳楼,血腥事件和暴力事件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感到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感,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今天在这里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根本大计,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不要把农民抛弃在进程之外。

  出口、投资、消费,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11月份开始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7次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出口不能使国家经济增长,增长也没恢复到2008年之前。美国、日本、欧盟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不要中国出口的产品,因为他们要应对本国的经济问题,要给本国增加就业机会。此外,通过四万亿投资那种先救命后治病的极端措施留下了大量后遗症,例如重复建设。我们这个国家有重复建设的传统,为什么?因为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产业投资目录被31省、655个城市、2800多个县一级单位复制,不按照这个产业目录来做,就得不到政策项目和资金的支持。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告诫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人民口袋里没有钱,谈何扩大内需?所以,消费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了家电下乡措施以外,没有持续性进展,还是维持在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4%,为什么?因为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口袋里没有钱。

  

  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

  

  由于长期的政策误导,有两件事是过度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特别是过度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外。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政府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一个人要讲良心,一个政权要讲执政的道德和伦理。那政府该怎样报答农民兄弟?中央提出工业反辅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没有人真正做这件事,大家对这个问题故意不听,不理解。因此,中央从2004年到现在发了8个中央一号文件,什么意思?用8年的时间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但8年时间居然没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再加上1982年的5个一号文件,中央一共发了13个一号文件,改革开放总共时间才31年,但已经发了13个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但城乡差距还是1:3.33,如果加上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在内,城乡差距在1:6以上。

  大家要注意,1982年中央发了一个51号文件,叫“实行市管县”。1983年中央就开始撤地设市,山东的滨州市、江苏的淮阴市原来都是地区,在该地区设置的派出机构叫行署,行署都在县城里,有行署专员和副专员,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设施。撤地设市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每个地级市都要在所辖土地上建立一套政权机构。

  中国农民贫穷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从1982年开始中央发51号文件,强调市管县,把大量的市改成市辖区,扩充土地,这个地方的所有资源全部为城市所用,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开始疯狂扩张,扩张以后需要空间怎么办?只能是向农民要地。农民的产权由于不清晰,又没有农民协会,此外,国家领导人当中没有专门代表农民利益的,没人替他们讲话,所以农民没有话语权,那么他们的利益始终在被剥夺。

  

  中国经济巨人的三块“胸大肌”

  

  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称之为巨人,这个巨人引以为傲的一块“胸大肌”就是出口加工业。出口加工牺牲谁的血汗钱?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打工仔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中西部地区来。通过支付给农民廉价的工资,剥夺农民创造的劳动价值,支撑着东南沿海地区发展。那些产品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而且开始不给农民任何社会保障,一直到2008年11月份经济危机爆发,这个进程才被打破。在各种压力下,在人道主义组织的关注下,因打工引发各种疾病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得到了社会关注,可国家又采取了拖延措施,时间换空间的措施。例如:四川打工妹在广东打工有社会保障,但不能转移到四川老家,只能用于广东的建设,直到现在这项工作还在统筹着,还在协调,这合理吗?

  经济巨人另外一个“胸大肌”就是城市房地产,房地产靠什么?就是靠征收农民的土地。所谓给农民承包地一个补偿,补偿的计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据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价值平均数乘以80年的补偿,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给的补偿一般三万到五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但经过乡镇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更多的悲剧由此而来,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论的悲剧。

  在面对着一方面城市人口拥挤不堪,全国655个城市有400个严重缺水,有200个水资源到了紧急地步,北京还要建设一个世界城市,这是科学发展的思路吗?一个世界城市连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建立一个世界城市?一个世界城市基本的概念是:这个城市外国人居住要占40%以上,能做到这一点吗?另外,一个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品质是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我们有多大?所以,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当时我就非常明确的反对,我认为这是北京市自己一厢情愿,不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幸好“十二五”规划当中并没有把它作为国家战略加以阐述。

  另外一块“胸大肌”是地方政府卖地。就像旭日阳刚唱的一样,如果地卖完了,将真的“老无所依”了,这个国家何处去?在城市化进程中确确实实出现了对农民的剥夺问题。如果各地真的关心农民,各地探讨的置换方式,用宅基地置换一套住房,用承包地置换所谓的社会保障的这种措施值得考虑和反思,因为这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疯狂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产泡沫

  

  在整个疯狂的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整个土地大买家先买进来,大买家就是大造房,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且目前地王产生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所谓价高者先得其实表现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任志强动不动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其实是他把握了房地产开发的一套规律,房地产开发的规律是什么?地方政府把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并不用自己的钱来建设,他们向银行贷款,至少贷50%以上,这是第一个50%,第二个是在开发动工建设时。建筑商动用的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房地产商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合同,房子盖好后支付建筑资金,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不用花钱。据了解,土地一旦动工就开盘卖楼,这个卖楼的过程是从过去的10%首付提高到现在的60%,又是从银行贷款,所以房地产的开发绑架了整个金融系统。房价能降下来吗?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中央从来没有说降低房价,中央所有的语言都是“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不要再涨了。一旦对现有房地产价格降低30%,整个金融系统就可能崩溃。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了,只有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慢慢地死,慢慢地软着陆。所以搞廉租房建设,试图用廉租房建设逐渐让城市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时间是否容许?据悉,每个工程的周期是18个月,加上土地审批,尽管是政策性住房,但建成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个月是最快建成速度。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这个时间实现所谓的软着陆?这个美妙的想法到底是否可以实现?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这个问题将会很难实现。

  

  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

  

  对重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判断,即在卖地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同学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农民没有利益?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给农民利益?所以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联合编制的发展蓝皮书,每年发布一册,去年10月19日发布的一册说城市化率是46.6%,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到的,其实这有很大的水分。所谓46.6%城市化率应该扣除两个部分:一是被城市化的农民,农民所在的家乡、省会城市、地级市,包括北京西北旺、温泉一带,海淀区、大兴区、昌平区等等所有社区,这些地方那些农民尽管上楼了,但仍然是农民,生活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人群有1.49亿;另外在人口普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亿是在城里居住了6个月的农民工,按照人口普查的要求,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就视为城市居民。所以46.6%如果扣除掉2.49亿,实际上不到一半,也就是不到23.3%。中国13亿人口(这个数字已突破),9亿农民,70%以上的农民跟20%多的城市化率是吻合的,这个基本判断不会变。中国城市化率46.6%有很大水分,不切实际,是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的过程,所以导致城市化率的统计是有水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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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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