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2 次 更新时间:2011-03-29 0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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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

  

  与同龄的其他学者一样,作为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度过青春的人,我们走向学术的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同样都充满艰难曲折,当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处境,每个人都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经感受到在读书的愉悦中获得的精神自由,并总是尝试着运用心智与知识来理解现实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岁月中,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伴随着,支持着我。多少年来,它对于发展我的个性,对于我后来的学术事业,可以说至关重要。

  

  我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我祖籍湖南衡阳,1946年生在西安,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来,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四川重庆与河北邢台部队幼儿园里度过的,父亲是起义军人,在四川成都起义后,参加了解放军,并赴朝鲜参战,我就被送到他所在的部队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的干部子弟学校托儿所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二军就是上甘岭后半段战役的英雄部队)。七岁以后由我在上海当银行职员的姑母,把我接到上海生活。姑母后来转行当了中学美术老师,特别庆幸的是,姑母为了使我在家里静得下心来,不要到弄堂里去染上大孩子的“坏品行”,每周总会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一捆书。虽然我对弄堂里的自由十分向往,但关在家里,时间一长,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欢上了看书。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话故事与连环画,后来就看古典章回小说与欧洲和俄国小说。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对书本的本能排拒与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这种心理,并爱上看书,你的精神生活仿佛从此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得到滋育。

  小学毕业后,我“一不留神”考上了华东师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天生不喜欢数理化,理科成绩很一般,但作文与写诗比赛却能两次获得全年级或初中组第一名。十分庆幸的是,那时中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那样沉重的功课负担。一个初中生也能从容地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不致受到来自学校或家长的压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路过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凡是有兴趣的书我都会去翻一翻。久而久之,兴趣也就无形中越来越广泛。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理想是当个作曲家。音乐老师同意让我每天中午在音乐室里练习钢琴,我甚至好高骛远地购来五线谱,学着像作曲家那样谱写“协奏曲”。我居然还无师自通地学起了和声学、配器学、曲式学、赋格曲原理,读的都是从旧书店里购来的建国前出版的音乐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课上,我看马可写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乐么》的小册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师发现,下课后,他温和地批评了我一顿。我至今记得他当时批评我的原话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产与地理环境,怎么能够写好歌曲呢?”

  虽然,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没有使我以后有任何音乐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我还能很容易地区别出交响乐中的长笛、双簧管与单簧管的音色。我现在还能哼得出几首初二时自己谱写的、投给《歌曲》杂志,却从来没有获得发表机会的歌曲作品。那年,在北京读大学的大哥探亲到上海看我,知道这个小弟弟对音乐如此着迷,那一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有一天晚上带着我到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去了解招生情况,只是因为当年不招收作曲系新生,才断了考音院附中的想法。

  其实,初三时我对音乐的热爱已经开始退潮,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对美学发生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一本现在看来很僵化很教条的蔡仪著的《新美学》,这是我此生读到的第一本学术理论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记下的密密麻麻的美学笔记。《新美学》上说,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如果客观事物并不美,你怎么会从中获得美感呢?我想想也对,于是我成了“唯物主义美学”的信奉者。毕竟是小孩子,我对此没任何批判反省能力。现在想来,至少那时我已经朴素地感受到学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或吸引力,否则决不会去看这样的书。当时确实并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影响过我。

  临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对数理化厌烦到了极点,以至于计划考一所纪律松懈散漫的非重点中学,这样就可以在课外无拘无束地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甚至专门去虹口区最差的一所弄堂里的中学踩点,打算考到那个学校去。不过,从名校去考差校,也是需要勇气的,我终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考上的虹口中学高中也是一所重点,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仅仅是,那是个以文科为主的区重点中学,相对而言,理工科目也许比较容易应付。

  进高中后不久,就有幸结识了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学生,他可以说是我此生中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他是我小学最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由于出身不好,这个当年上海中学的优等生考大学时,只能选择了对出身要求并不高的印染专业,这位很有才气又怀才不遇的大学生,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气质有些忧郁。他的思想很超前,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记得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就建议我不要读什么苏联哲学,而应该直接去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译著。他向我介绍了王阳明、陆象山,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这两个人的名字。他还提到康德、尼采与叔本华。他很喜欢写诗,大多数是自由体,但他的诗过于悲观,似乎还缺乏一点形象思维,但他确实有理论才能,什么难懂的书他都能轻松地看完,他把我当作他唯一能倾吐心声的忘年交。他是一位已故的上海史学家的亲戚的学生,他可以在这位己故史学家的藏书中,源源不断地借出许多1949年以前出版的发黄发脆了的旧平装学术书。他读完以后借给我读,于是我就陆陆续续看了不少此类的书。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红毛长谈》小册子,幻想一个外国人五十年以后再度访问1990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政治。这个洋人在电影院门口,见到前来看电影的上海的平民市长,相谈甚欢。这本书的其他内容大多忘记了,这个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

  这位大学生朋友还把他抄录的许多自由主义大师的名言警句笔记借给我。我们还一起在虹口公园里讨论美学,讨论美国诗人朗费罗色调沉郁的诗。当时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我记得用原先准备购一条长裤的四元钱,在福州路外文旧书店把高尔基全集的前十卷俄文版购到,在以后多年这套书一直伴随着我。除了哲学外,我对欧洲与俄罗斯文学也很有兴趣,我读了大量罗曼·罗兰、泰戈尔、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谁也不会想到,作为后来的新权威主义者,我恰恰是从人文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传统中获得启蒙的。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从费尔巴赫的《幸福论》、《基督教的本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柏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人类知识原理》。我写的一些读后感,曾使我高中时一位复旦毕业的历史老师大加称赞,并介绍给校长,校长还在广播里表扬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

  由于我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论过于投入,对书中的深奥学理苦思冥想,又不得其门而入,我甚至有一个时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庆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触了西方古典哲学,虽然我自己都很难说到底从中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也很难概括这些哲学大师的哲学观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养的时期,我确实是受到了概念的组织、抽象与思辨能力的实实在在的自我训练,收获了思辨本身给我的快乐。这种思维能力,这种思之乐,恰恰是我们现在教育中最为缺乏的,也是国人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最不发达的。高中时的抽象思维的自我训练对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现在我能比较从容地创造自己的概念,来表达自己发现的东西,这种能力不能不说与这种哲学训练有关。

  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从这种自由的阅读中培养了对知识的热爱,在书本与知识中遨游,你会忘记一切。你会有一种古人说的“贵在自得”,这种自得之乐就是一种精神自由,是一切独立的反思的基础。它是任何外力无法从你内心夺走的。我当时特别喜欢纪伯伦的一首诗:

  一杯美酒,

  一本诗集,

  即使在沙漠呵,

  那也是天堂。

  那时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给我书,即使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曾经在给高中的班主任写的周记中,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只要允许我每天在灯塔里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宁愿做一个坐拥书城之中的灯塔守夜人。这位班主任老师立刻发现了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合时宜,后来我也就被归人在“白专道路”的苗子之列,而时时受到教育。

  到了1965年高中毕业时,那时的教育方针已经很讲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了,我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年后有位教师告诉我,我是当年全校的高分,但我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其实,此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除了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肯定也与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太深有关,虽然高考没有录取的原因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所幸的是我没有成为社会青年,我被分配到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当学徒。

  

  十二年的工厂自学生活

  

  好多人都为我这个“读书种子”没有考上大学而惋惜,但我自己在难受与失落之余,却又油然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必再为枯燥的物理与数学公式而烦心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业余时间去读书了。我准备要像高尔基那样,把工厂当作大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学时代我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对知识的强烈好奇心与求知欲。这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实利的知识审美追求。这种对知识的兴趣,在许多人那里,早在学生时期往往就被无情地扼杀了,而我却由于自己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精神自由状态”而有幸保留了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追求理想而奋斗的故事,也鼓励着我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这些想法对于许多后辈人来说,一定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天真。然而,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文学作品与哲学就相当于宗教信仰一样,对我的精神起到鼓励作用。

  工厂生活是枯燥而艰苦的,但不久以后,工厂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因祸得福了,我被调到农机车间的电镀间。它设在离车间很远的角落里,那里也只有我一个人操作。只要把电镀产品放进铬液中,至少要好几个小时后才能拿出来。这样,我甚至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书。“文革”开始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是批判改造对象,然而,工人是领导阶级,我们这个上海远郊的工厂反而变成了可以自由读书的宁静港湾,享受到远比大学更多的自由。在十二年里,在没有考试压力,没有实利目标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有五个小时在看书,我完全相信,在这整整十二年中,我读的书比大多数大学生要多,我写下的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可以为证,这种记笔记的习惯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分析概括与学术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读什么书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必为考试而死记硬背,从《资治通鉴》、《唐五代词》、《德国诗选》,到俄文版的高尔基小说集;从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饮冰室文集》、《中世纪美术史》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凡是可以借到,又自己觉得有兴趣的,我都会用活页纸边记笔记边读,久而久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跨越专业的综合性的文科知识结构,这是一种与自己个性与思维特长相吻合的知识结构,应试教育是无法产生它的,只有在一种“为而不有”、“贵在自得”的从容的精神自由的心态中,经由我所说的“知识审美主义”的多年滋养,它才会自然地呈现出来。多年后,我的一位研究生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每次在数小时畅谈中,能在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艺术的不同领域的话题之间从容地跳来跳去。我告诉他,这与我当年这种“为而不有”的学习经历有关。

  我爱学习已经在全厂出了名,人们称我为“萧克思”,在工厂里,人们还以讹传讹地传说我“懂好几国语言”。那时在朴质的工人们眼中,那些有知识追求的青年人,倒并不是什么臭读书人,相反还是很受到尊重的,连电工师傅到了我的宿舍检查违规装的电灯,也会特意把我读书用的灯头保留下来,并不剪去。

  

  在困苦中沉思

  

  1966年冬,我怀着一个书生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全厂写下了第一张《十问厂党委》的大字报,怀疑厂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中,我参加了造反派,还被推选为厂造反大队的队委与车间副队长。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我渐渐发现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要让中国进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世界。揪“五一六”运动与“一打三反”运动,对一切与极左思潮不同的多元思想均予以残酷镇压,表明一个更严酷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于是我又渐渐退而成为逍遥派。此后我这个老造反又回到电镀间开始闭门读书。这时“灰皮书”,尤其是其中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批判资料》以及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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