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中国人的税负与预算民主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3 次 更新时间:2011-01-23 10: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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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森:中国人的税负与预算民主建设

  

  分税制在美国、澳大利亚都存在,但他们的分税制是在法定框架下进行的,而中国的分税制则是在没有预算民主框架限制下实行的,其中只是牵涉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

  

  发展中的中国税负与发达国家差不多

  

  记者:2010年舆情比较热的话题是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我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前两年就超过日本了,中国政府早就比日本富了。事实上,近几年,无论经济是好是坏,GDP增长是快是慢,我国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地方政府一直把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当作一项政绩。而由此派成出来的税收高增长民间早已有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韦森:中国的税负高还是不高?我与财政部的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人及政府智囊层面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才占GDP的21%左右,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远远落后。这表面看似乎没错,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在30%左右,如美国2005年为25.5%,日本为26.4%,当然,一些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宏观税负很高,而北欧的瑞典等国都要在35%以上,甚至有的国家超过40%。

  但是我们这个21%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你算上“第二财政”收入,包括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连贾康所长他们自己估计下来数字都会在32%左右,甚至学者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认为中国的宽口径宏观赋税可能更高,而这些当然都是取之于民。因此,目前看来,中国人民的税负水平其实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呢?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很多,甚至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宏观税负早已超过国际中低收入的标准,并且早已超越很多发展中国家。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福布斯》每年公布“税收痛苦指数”中的排名中国一直名列前三甲的原因了。按照这一指数排名,除了2007年中国排名第三之外,2006到2010年间,始终都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而高于瑞典和比利时。尽管《福布斯》的这个排名不是没有问题,可能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至少反映了中国宏观税负已经很高的现实。到底中国的税负如何,痛苦不痛苦?我和许多企业家都交流过,他们也都认为税收水平太高了,尤其是近几年,实在是日子不很好过。

  中国的税负高,也可以从我们国家税收总额的绝对数字上反映出来。譬如,2009年中国的第一财政收入是六点八万亿,2010年全年政府财政收入达到八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数字除以我们的人口,平均每人是六千二百元多块。请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数字?2009年中国七点二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才五千一百多块钱,我们的人均纳税比七亿多农民的年收入还多出一千多块钱。你说中国的税收高不高?如果你觉得拿农民的收入比还不直观的话,把政府的“第二财政”和其他预算外收入也算进去,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中国人每赚一块钱,大致就得同时交给政府一块钱。(编注:以32%的宽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基准,中国人均税负水平目前约为九千元左右,基本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

  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高,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世界第二,为什么大多数国人还感觉不到?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的纳税人意识比较淡薄,对于很多税收合理性的考量不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不抗税,但我要偷税漏税,或者是我要贿赂税务部门来减税免税。很多企业,包括国企在内都是“偷税”、“漏税”的。这应该是公开的秘密。政府也知道许多企业偷税漏税,结果政府为了有足够的收入,税率定得很高,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的税收充分反映了“人治”社会的运作机制。如果“纳税人权利”被明明白白地摆在桌面上,就会少掉很多麻烦的事情。

  

  记者:但是就日常生活经验来看,除了每次上缴个人所得税之外,我们也不太清楚生活中到底有多少钱是用来纳税的,这可能也直接导致了我们所谓纳税人意识的淡薄。

  韦森:的确,中国的税收和西方大多数国家不一样。西方各国的税收大部分是直接税,即你一拿到工资单就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交给了政府的,多少是每个月实际挣到的,账目很清楚。即使是消费税,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GST,在超市和商店的收银条上都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是流转税和针对企业盈利所征收的税,人们并不知道。实际上,你每到超市里去买一件东西,里面就包含了税。比如你在餐馆吃一顿饭,里面实际上已经征收了好多重流转税了。但在超市和餐馆的收银条中根本反映不出来。我们的税是直接从你花出去的钱中帮你扣掉的,也是直接从你的工资中扣掉的。纳税不透明情况的存在,给培养纳税人意识造成了困难。2007年开征的燃油税是新税种,每个司机加油时大致会知道(你加每升汽油政府大致征去了0.95元的税),但多数开车者也没有时时意识到这一点。

  

  高物价与高税收息息相关

  

  记者:最近报纸上可以看到不少高物价新闻,比如深圳人跑到香港去买东西,那里的东西反而比大陆便宜。又或者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其价格在美国反而比在大陆便宜很多。您认为这个和高税负有关系吗?

  韦森:当然这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中国生产的ecco男鞋,在上海五角场买一双要两千多块钱,在美国买一双,才100美元左右,打折的话,80多美元就可以买了,显然比在中国买便宜很多。在中国生产一些国际名牌产品,进行一番包装,运到美国,美国批发商赚掉了一部分,但是,美国商店中的价格反而比中国便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按一般人的想法,我们的东西运到美国,产品成本加上运输费用、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费用,肯定会使得其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高昂。但事实是,美国的价格反而比中国低。这个例子可以间接证明中国的税负高还是不高。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的高通胀,也和这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经济学上,通胀就是政府征收的一种“特别税”。政府花钱建项目,资金不够,就几乎无限制地创造“流动性”,增发货币。到了你手里,工资没有涨,物价上去了,就等于给你征了一种特别的税。说得白一点,政府为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增加投资,创造就业,表面看是政府在为老百姓做事,但最后还是要老百姓为之埋单。譬如,去年一年发出17万多亿货币,现在发改委又反过来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市场价格,不让民间涨价,甚至还要进行行政处罚,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我们必须厘清背后的逻辑关系,而不能只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记者:那中国现在有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减税以缓解民生的压力。

  韦森:对于政府税收与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最近几年我写了很多文章,主要的呼吁有两个:首先,呼吁要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其中最主要的是预算民主制度。一句话,政府不能随便征税,征税要经纳税人所选代表的同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话说得很到位,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举个例子,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政府财税部门都几乎以超过一倍的增幅来完成自己年初所定的预算收入增长目标,这说明我们的财税部门征税根本不受任何制约。这点可能连财政部的官员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注意到自己完成了多少,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绩,但有没有想过那是从纳税人那里要的钱呀!这里要说明,我所提倡的 “预算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减税,关键是政府的征税,要得到人民代表的审议、同意和制约,更要透明,要让纳税人知道。

  其次,征税之后,政府把钱用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个纳税人和公民都要关心的一个问题。不能只考虑发展速度,考虑大项目和面子。譬如,在一座10万人的小城镇,却造个能容纳20万人的广场,GDP上去了,也很有场面,但很可笑。不能为了创造GDP而不择手段。这和欧美学者所赞誉的“亚洲模式”,即“高储蓄不消费”是两回事。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高税收,政府替老百姓花钱。

  在我提倡的“预算民主”中,政府征税要受约束和制约,预算支出透明,这是最根本的。至于税收要不要减,税负高与低,这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税负已经是很高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旦一个国家的税收高,尤其是对企业的营业税等征收得比较多,实际上极大地增加了企业成本。而目前人民币又在升值,这就会使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产品成本高于越南、孟加拉等国的产品,从而导致商品竞争力下降。如果把税收降下来,那么企业的负担也可以减轻,有利于企业赚钱,企业赚了钱就有余力雇工人,就可以增加就业,可能从一个方面真正启动内需。

  

  记者:近两年决策层一直说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启动居民内需,但恐怕不落实到减税的话,民众也没钱来配合国策吧。

  韦森:说要启动内需,怎么启动呢?政府的税收在迅速增长,每年都高出GDP那么多。企业的利润也在增加,但近年居民家庭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消费怎么会增加呢?事实上,今年以来,居民家庭消费又呈现下降的势头,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应当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主要是靠出口国外来消化,现在出口增速减缓了,生产的东西卖到国外比较困难,那就得在国内市场消化。但国内老百姓不买产品,企业怎么实现盈利?其实,居民消费是启动内需最根本的动力源。因此,减少老百姓的税负,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原来大家可能以为,低收入家庭本来就不交个人所得税,所以与政府减税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不是这样,就像我前面所说,中国的税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消费税是不透明的。你哪怕是那几百块钱的打工妹,去吃一碗面,到超市去买日用品,本身就已经包含流转税了。故不能以为他们不交个税就没有任何税收负担了,其实都已经包含在消费过程中了。西方税收是透明的,比如在澳大利亚,实行透明的消费税制,譬如,在超市买任何东西,拿到的收银条上,就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花出去的钱里面有多少是给政府的消费税,英文叫GST。反过来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城市,你买东西,交了多少税,你并不清楚,但不是没有交。

  另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如果能够把税收返还企业一部分,企业就不会面临做一天亏一天的境地了。否则就会出现有钱人不办企业,而是把钱用来炒股炒房,流到国外。如果降低税收,企业有了盈利的预期,企业家才会更主动地雇工人,这也是增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办法。

  

  轻税负与宽司法才能促进国家富裕

  

  记者:正是出于这一推理,西方国家的政府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一般首先会想到减税,降低企业和民间负担;但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思维,应对危机和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要多收税来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是“我来帮你花钱”的思路。

  韦森: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国企业现在不缺钱,即便每年征收几万亿的税,企业还是财大气粗。但是我认为,减税有利于增加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事实上,这几年,我的政策主张一直是,征税权要受监督,要修改宪法和税法,对政府征税要有限制机制。财政预算支出要透明,预算要民主。在税收政策上,不能只有一种“增”的机制,而不以“减”为方向。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经济好了,税收可能提高一些。如果经济不好了,就应该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这应该是一个大方向。这几年,政府好像也提过几次“减税”,但是实际上却是越减收得越多,这不行。

  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曾说过,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最重要的是轻税负和宽容的司法。就连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才是富国的道理。但现在我们政府的决策层中,却有一些人至今还认为,只有高税收、政府多花钱,才能刺激经济增长。这个是最根本的认识和理念冲突。对于企业来说,挣了钱都被政府拿去了,企业不挣钱了,还有什么意思?税收高导致成本高,这很容易就想见的。理论和实证都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想,为什么我们政府决策层替企业和民众花钱的理念就不能扭转过来呢?什么时候才能想通这个道理?

  

  记者:但现实是,不论从世界背景,还是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发扬光大”来看,大家都认为大政府也就是政府花钱刺激经济的体制有其可取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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