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这样一个“堵门索费”的报道：在山东省费县新桥镇，229省道翻新，从开饭馆的老刘门口穿过，老刘以为这是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谁知一个月后，他的店门口就被人用土给堵上了，老刘要进自个家门，必须得付3000元“开（门）口费”。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仅在马路一侧，被堵上的大门就超过了40多个。除了被堵门，在其中两户村民门口，还被挖开了一条二十多米长，两米宽、两米多深的沟。

无独有偶，前些日子，还有一则有关“收费”的消息，苏州南环桥批发市场的148户肉类摊贩，突然发现原本5.3万元一年包括摊位费、保洁费在内的各种费用，无缘无故涨到每年6.5万多元，让摊主们有些摸不着头脑。经过业主的集体歇业抗议，市场管理方表示，肉摊摊主罢工不会影响肉类供应，目前已给每户摊主减去5000元费用。

政府或管理单位向老百姓收钱，在美国分为“税”（taxes）和“费”（fees）。美国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由政府强加的负担，讨厌纳税，政治人物对提高纳税的政策深有顾忌，所以往往会转用“费”的名义。奥巴马政府要推行全面医保的方案，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财经委员会主席鲍克斯提议，向保险公司“收费”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是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被收费”，“费”最后还是会转嫁到买保险的顾客头上，成为一种变相征税。因此有人在媒体上抗议政府企图“以‘费’为‘税’”，并征集公民签名集体对抗。

“税”在中国也有不同的称呼，大陆叫“税收”，台湾叫“捐税”。人们常说苛捐杂税，并不特意区分“税”和“捐”。这是因为“税”和“捐”都是政府要钱，命令老百姓出钱，老百姓不能不出钱，无需细加区别。这和美国不同，在美国“税”是很严重的事，凡是与税有关的必须通过公民政治代表的议事程序，有时候还要通过全体选民的表决，增税提案一般很难通过。“费”则不同，政府或有关机构有收取或提高特别项目的“费”的职权，无须经过繁复的公民认证程序。

在中国古代，以前的“捐”一般主要在政府“拜爵”或“捐纳”时使用，含有某种“自愿”的意思，跟“税”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清代以后“捐”、“税”却经常合用，这应该说是税收制度的一种模糊化，也是朝进一步强制收钱发展的倒退。现在像“开（门）口费”这类名目繁多，甚至巧借名目的“费”，应该说是税收制度在今天的进一步模糊化，当然不是税收制度值得骄傲的进步。

说到收费的“收”，本来就有强迫、强制的意思，这一点，李炜光教授在他的《无声的中国纳税人》一文中有所强调。古汉语词典里说“收”最初的意思是“拘捕”，以后演绎为“收取”、“征收”，因此，大陆的“税收”的“收”字，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或政府的意志，强调的是税的强制性；而台湾的“捐税”的“捐”字则比较平和。《辞海》上“捐”是“捐助”之意，更多体现的是纳税一方的主动性，有“慷慨相助”的意思。

无论是税还是费，都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税和费的征纳双方应该是平等、互惠的关系。征收的一方不应把征税和收费只是看成“捞钱”，因为税和费都应体现与“公正”有关的政治、法律和权力合法性理念。征收者有道德责任向被征收者提供合理理由，让他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征收。

强梁、武断甚至暴力的征收，与拦路打劫、黑道勒索是同样性质的恶行。曾为确立美国最高法院权威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约翰·马歇尔（1801年至1835年任首席大法官)说过，“（政府）征税的权力是毁掉（人民）的权力”；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曾说过：“无论征多少税，都会嫌不够”。他们都懂得税能害民这个道理。虽然中美的国情有很大不同，但在一些基本的道理上，是基本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