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关注“小真相”的知识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99 次 更新时间:2017-09-08 0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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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最近网上似乎引发了一次新的“知识分子”讨论,还有许多议论起哄取乐,所幸的是,还是有一些认真讨论的文章。但与每次类似的“知识分子”讨论一样,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概念模糊不清。美国著名的已故公共知识分子托尼·朱特(Tony Judt)在他的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中,提出了一个“关注小真相的知识分子”概念,可以拿来做一个定义。

   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具体公共事件和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针砭时弊的言论,针对的是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生活中的阴暗面、被隐藏或扭曲的真相、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危机,等等。他们以知识根据和真诚之心来揭示这些真相,而不是主张或宣扬某种“更高的真理”。

   如朱特所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这个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关注具体问题的小真相和大是非,拒绝在权力的威迫和金钱的利诱面前放弃自己应有的独立思想、判断和言论立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一、知识分子的责任

  

   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视为“公共”,是因为他们积极介入和参与对一些公共生活基本问题的讨论。正义和公正、真相和事实、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民众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公共问题,也是广大民众需要关心的问题。但是,一般人由于忙于日常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或缺乏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事实上无法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给予讨论,便成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能尽到这一责任的知识分子便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民众的影响是以民众是否理解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同意他们的看法来衡量的。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别关注和善于讨论这些问题的主要职业人群并不相同。朱特指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知识分子,大多是文学家,“无论你想到的是萧伯纳,还是埃米尔·左拉、安德烈·纪德、让-保罗·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这些人无不是成功地将他们的文学造诣转化为大众影响力”。从20世纪40年代起到7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中更多的是“各种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有时是哲学家”。由于这个时期大学的规模变得更大了,所以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是大学教授。在这段时期,“知识分子更可能是那些以学院教学而非以写小说作为正职的人”。

   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众传媒影响的扩大,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大众和大众文化的脱节。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开始变弱的一个原因。公共知识分子的危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新问题,“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一些早期文章都探讨了这一问题。对这一状况的担忧变得十分普遍,即虽然你现在拥有了一种丰沛的公共交流空间,但受过教育的外行却越来越没有能力做出反应”。

   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包括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自我陶醉的蒙昧和反智主义、许多知识职业人士的自身堕落、传统知识分子话语和观念的老旧过时——这种情况在中国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一波又一波“反公知”浪潮相继涌来,有人认定“传媒技术”和“工具迭代”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成因。这是在淡化逼仄的大环境作用。在美国,朱特是一位受尊敬的公知,至今如此。

   在传媒技术和更频繁的工具迭代下,为什么朱特这样的公知没有过时?没有被鸡汤写作者或毒鸡汤写作者所取代?

   反思这一问题,需要思考如何缩小知识分子与大众和大众文化的脱节,如何更新他们的话语和观念——如“精致”与“粗鄙”,或“精英文化”与“大众趣味”的黑白两分、居高临下的启蒙态势、对市场的鄙视和排斥、对专门知识权威的沾沾自喜。

   这种反思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仅关乎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里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也关乎由谁来言说知识与认知、道德与情感、个人选择与共同价值、正义和公正、真相和事实、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国家发展和社会优化等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讨论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一种与其严肃和重要性相称的公共语言,讨论者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素质:理性说理、逻辑论证、言之有据、条理清晰、结论明确、既有批判又有建言。

   不幸的是,现有的一些“反公知”言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素质。许多反公知的文章出语轻狂、轻佻浅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东拉西扯、一味指责和挖苦嘲笑,既无论证又无证据。这样的文章缺乏基本的公共说理能力,经常连一个像样的段落都写不成。这种粗糙、浅薄的话语根本不足以担负起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任务。

   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把那种只顾逞口舌之快,故做惊人之语,但又完全没有实质见解和看法的说话方式称为“胡扯”。他在《论胡扯》(On Bullshit)中指出,胡扯是一种不同于谎话的不实之辞。胡扯与其说是隐瞒真相、说谎骗人、黑白颠倒,还不如说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说谎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说谎话因此是故意隐瞒真情,以此欺骗别人。而说胡扯的人则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只想出语惊人、表现自己、显摆学问,所以要么夸大其词,奇谈怪论,要么没话找话说,为了出风头,胡说一通。

   法兰克福认为,“就影响效力而言,胡扯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说谎还要顾虑到“真”,而胡扯则根本就对“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态度。谎言是真实的对立面,谎言虽然掩盖和歪曲真实,但毕竟还知道有真实的存在,还把真实当一回事,否则也就不会花气力去掩盖和歪曲真实了。胡扯则根本无视真实,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因此,胡扯对真实的态度极为轻佻,如同儿戏。

   谎话使人们看不到真实,胡扯则使人不想看到真实,根本就对真实不感兴趣。反公知的胡扯从根本上取消了讨论公知的必要。这种胡扯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败坏当今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应有的深入思考和理性话语。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性、深入思考也就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警惕社会文化大众化的知识分子


   朱特讨论知识分子,是从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出发的。他运用的不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定义,而是一个有限的,与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定义,也就是“特指”(stipulation)定义:知识分子是对种种圈子——学术、族群、民族、职业、权力利益等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保持独立的思考者。他敢于游离在自己的群体之外,承受圈内人的歧视和排斥,执着地坚持自己自由的智识生活和批判思考方式。朱特就是以这样的“圈外人”来说明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的。

   在任何社会中,圈子都是由利益来划分的,朱特认为,“最无可能为利益各方或利益诉求而遭拉拢的知识分子,是那些一开始便与他们碰巧生活其中的国家只有松散联系或毫无联系的人。我想到了爱德华·萨义德,他住在纽约,但智识上关心的是中东。我还想到布雷滕·布雷滕巴赫,他介入非洲的公共事务,但常常为非洲以外的受众发言和写作”。

   “对任何知识分子来说,一开始的问题必定如此:问题不在于我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名美国知识分子、一名犹太裔知识分子,或其他任何非开放性论辩的参与者,而在于,我如何看待问题A、决断B或困境C?我可能碰巧住在纽约或其他什么地方,但这不应当影响我对这类关切做出回应的方式”。

   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针对公共问题来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明确的普遍伦理意识,把明确的伦理介入倾注到对问题的讨论中去。他们不同与专业主义的“学者”“专家”。他们能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对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因此成为公共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局部问题的讨论总是包含着普遍的议题或主题,“没有一个怀有任何持久兴趣的知识分子会在一个地方性的论题里画地为牢。另一方面,世界实际上是地方性空间的集聚,任何标榜自己游离在这些空间之外的人都会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现实没什么话可谈。一位对法国无话可谈的知识分子迟早会在法国失去听众——即便在美国,他的吸引力最终也会丧失”。

   这是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区别所在,“一旦在一个确定的情境中建立起了信誉,知识分子便需要证明,他为地方性对话做出贡献的方式原则上是为那些超越该对话本身的人所感兴趣的。要不然,每一位政策专家和报纸专栏作家都有望要求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在某些情境下,由于知识分子的退场,许多媒体人和记者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只参与他知识所及的话题的对话,他们清楚有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介入的,对哪些问题应该保持沉默,“有一些类型的对话局外人可从中获得自在感,并可能有所作为,但其他的对话他最好保持沉默”。如果说他对公众有启蒙的作用,那也只是他智识活动的“副产品”,“智识活动跟诱惑有点儿相像。如果你直奔目标,几乎肯定不会成功。你若想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论争有所贡献的人,假如你一开始便是奔着对世界历史论争做贡献去的,那你几乎肯定不会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作用在于揭示真相而不是指示真理,“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设想更好的世界,而是考虑如何避免更糟的世界。这是一种略为不同的处境,在这里面,那些勾勒理想化的、进步的宏伟蓝图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可能并不是最值得我们倾听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智识——阅读、写作、分析、思考——能力最强的那一部分人,因此而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这是一种不应该转换为特权,包括话语特权的责任。在公共言说中知识分子有责任以一般人能懂的方式说话,表述清晰、尊重常识、逻辑合理,不囿于术语的堆叠。

   公共知识分子是以明达具体、清晰说理和逻辑表述来要求自己的写作者,他们是认真对待语言的人,他们深知自己必须更多地担负起抵抗语言腐蚀的作用。健全的社会离不开清晰、逻辑、明了的公共语言,“民主国家很快被腐蚀了,它们是在语言或修辞上被腐蚀了,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也正是奥威尔对语言的看法。它们被腐蚀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它们漠不关心……”。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大众知识分子,而是警惕社会文化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大众文化跟大众的识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节了。如今大多数发达社会,人们都是普遍识字的,但有思想的公共论辩的听众数量实际上却在萎缩”。

   在现代的大众社会里,已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任何一致性的影响。深知自身影响的有限性而仍能恪守真诚,而不献媚于权力或公众,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操守。

   在朱特自己的知识分子写作中,他关心和批判最多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他的知识分子观正是在这一持续的关心和批判中形成的。

  

三、假如我们有朱特

  

朱特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他的职业,但他也是一位在媒体上经常发表时事和文化事件评论的公共写作者。他同时从事两种不同的写作,一面撰写《战后欧洲史》和其他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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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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