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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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 (进入专栏)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

关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历史,已经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文字记载中,诸如经济改革大事记;具体经济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改革史;对经济改革有过贡献的人物,包括某些经济学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以及一些局部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史。它们基本上按以下3种“范式”来组织:

其一,“革命史范式”。既然中国经济改革是以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框架为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力量”,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经济改革过程影响至深,因此,改革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正统的延续,改革历史自然是政治史,需要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例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

其二,“现代化范式”。1980年代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现代史。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经济改革的历史似乎主要是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研究视角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区域的、部门的、企业的,例如农村改革历史,或者企业改革历史。

其三,“社会和文化范式”。这种范式力求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以及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例如关于1980年代的“文化热”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上述关于经济改革历史研究“范式”,反映了中国目前在近现代历史记载和研究方面基本“范式”的局限性。其实,不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还是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都是中国大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组成部分;革命、现代化和文化不过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和产权制度,中国原本有之。在1970年代末,中国告别这样的社会不足30年。那时40岁以上的人群,多有过“解放前”(1949年以前)经济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所以,改革是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回归和重建,没有哪一种“范式”足以概括改革的真实过程。“范式”的局限就在于简单化地对待复杂历史,用某种“先验主义”,或后来的观念、理论和经验阐释历史。

我所记述的1980年代经济改革,做了一点新的尝试,以体验性的感性认识为基础:

首先,力求“一是一,二是二”地发掘和记载,像画家式的“写生”和“白描”。

第二,叙述类型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为主要线索。但是,却不是这些经济学人物的传记,而是包括个体的群体,群体的思想渊源,彼此联系,及其对经济改革的影响模式。

第三,以人叙事,以人带事,重细节,注意将人和事与所处的历史时空,以及大历史走向紧密联系。

第四,置经济学人和相关事件为中心,带出制度、机构、组织、网络关系和各种“平台”的历史作用。

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革命”,开始“改革”。在“改革”还处于是口号,是方向,是一种新理想的时候,它已经满足了民众厌倦“革命”的普遍情绪,迅速深入人心。从此,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词像“改革”那样——中国和世界甚至处于离开“改革”的概念,就不足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地步。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从来,也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198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改革,不清楚目标,不清楚过程,对走向和风险都没有办法估计。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并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被动的改革,是仓促的改革。

有若干篇目记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比如在《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中写:“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经济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信息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都是急剧扩大;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封闭经济难以为继。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中国选择的参照系,哪怕是模糊和幼稚的。《访日归来》一文,记述的就是邓力群、马洪等人在改革早期的认识。

经济体制、结构、运行,三者高度依存,不可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是一个质量超重的经济体,一旦经济改革启动,很快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形成巨大惯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群体性登场。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如下基本功能:

其一,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改变政治制度、不触动既定法律体系和不挑战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开始的。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要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改革实践,论证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桥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其二,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例如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

其三,推动建立开放经济。今天,中国需要开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30年多前,需要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呼吁和论说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怎样开放。中国人从接受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进而需要学习外国的管理、企业制度,直到接受中国必须和世界市场接轨,走外向型经济,直到自觉参加WTO,其过程谈何容易,这是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其四,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在1980年代,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一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21世纪中国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五,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诸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如何处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其六,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例如上海宝钢论证,山西重化学工业基地论证。

其七,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例如,1980年前后的开讲西方经济学,蒋一苇创建旨在改善工业企业管理的刊授大学。

事实上,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都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群体。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例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农业、工交、财政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

中国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能够参与和影响决策,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强烈需求,也是,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原因。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一个中坚决策集团,他们自觉、超前、有意识地指引、领导和推进历史改变。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改革的决策集团,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集拓荒者、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于一身。

在历史上,1980年代,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今天来看,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决定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

对于参与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作了两种划分:

第一种:依据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划分了5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

第二种:以年龄划分,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代老布尔什维克,年轻时追求自由、民主,追随共产党,1949年后,参与缔造计划经济体制,继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当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像刘国光在西南联大、董辅礽在武汉大学、高尚全在圣约翰大学,等等,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等等。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他们中有“文革”前的大学生,大多数则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经历了“上山下乡”,“文革”后,以高龄考大学,考研究生。这些人的主体如今也已是60岁上下的年纪。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的共存,但是,1980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实在差别太大,却集合在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和进展,就有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一代和第三代,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贡献。

如今,上述三代经济学家多数已经退隐,还有一些早已不为人知。然而,他们曾经是一个群体,一同创造历史。

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思想,兼收并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经济理论,似乎是混杂的和混合的,创新成份很低,学术价值有限,不仅没有产生东欧国家诸如兰格、布鲁斯、奥塔• 锡克、科尔奈那样自成体系的系统改革经济理论家,甚至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界自身的经济理论派别。

但是,需要为那时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中国在1950—1970年代,精神贫乏,教育倒退,经济学领域自难避免。此外,理论从来是滞后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急速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范围——身在其中,距离太近。

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基础训练先天不足,但是具有顽强的学习能力。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没有停止引进和介绍西方国家和其他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包括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在内的大量经济学经典都有中文译著。1980年代伊始,中国经济学家立刻走出去,海外经济学家立刻被请进来。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幸运,应被羡慕: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如此重要,可能在1930年代出现过,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最引人注意;经济学教育成为热门;经济学概念平民化、普及化。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有了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学院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对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却也有失浅薄和偏颇。

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悖论: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执政党及其政权赖以存在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这样的改革又需要这个执政党及政府的领导和推进。所以,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是来自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特别是来自政权的核心。198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惯性作用下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都曾经是阻止和挑战改革的“运动”。

到了1989年,虽然经过10年改革,可是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足够强有力与改革进程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农民是受益者,但不足以构成支撑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普遍要求改革的表象之后,民众的改革需求发生分裂。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了超越经济改革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一些城市居民,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旧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不能理解改革才是改善他们根本利益的出路;部分统治集团成员则着重于眼前既得利益。这是1989年春夏之际的深刻历史背景。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本是存在着自身发展方向的。主要包括:其一,调整市场和政府关系,加快市场发育,抑制政府膨胀;其二,全面推进非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避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其三,将贫富差别控制在合理范围,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其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从制度上抑制腐败现象。但是,历史常常存在拐点,存在关键的年月。1989年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拐点。中国改革的决策集体彻底改变。影响决策的结构变了,改革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变了。

中国的1980年代是在思想、理论和人才的断裂,改变原本轨迹的背景下结束的。如果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僵化观念,承认历史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宿命,是非线性发展,那么,可以假设,没有1989年拐点,历史会是另一种结果,中国今天的改革面貌很可能大相径庭。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人们常说的历史视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能够完成此书,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讲“天时”,1980年代是一个正在逝去,但尚不久远的年代。切入这个选题时,正好是改革30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改革,回顾1980年代。讲“地利”,身处北京,除了故事在北京上演,北京是这些人物的舞台,这里有着国家的学术机构,是政府部门的集中地。讲“人和”,与三代经济学家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此外,《经济观察报》的支持,为我写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那些人与事,提供专栏版面,也是重要的。

再有,是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20岁至30岁的日子,我的教育,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多与1980年代密不可分。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其实,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永远是一种表达。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并非经济学家,但是,本书对于历史的裁剪和记载,也是我思想的显现。

在文学领域,有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主义的说法,人是彻底隔离的、孤独的、苦闷的和自我毁灭的。但是,现代主义还是主张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认为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是解释历史的两个因素。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人是碎片,历史是碎片化过程,历史不可解释,不过是各种文本和档案的集合。面对历史,我所倾向的是现代主义的:虽然历史的过程是碎片,历史事实不可能被穷尽,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之间存在重大偏差和时间差距,但是,人们需要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现在需要历史。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和拼凑碎片,而碎片和记忆本质上是一回事,人是记忆的主体,尽管记忆存在选择和偏差。

这本书就是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依据文本和非文本的档案,依据可以采集的个人记忆,将碎片化的历史重现拼凑起来,提供一长串曾经在那个时代发挥过作用的人的名单。先是一个一个故事,再将故事串联在一起,把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和可以展开的画面。历史的登堂入室,总是要有门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那个时代的人,和关心那个时代对后来影响的人一个门径。

1980年代,集中了今天久违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人文精神。人民支持启蒙,崇尚真理,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王小波说过:让我们歌唱80年代。王小波是意识到1980年代价值和对历史深远影响的先行者。除了王小波,还有许多在1980年代尚是青年的一批人,包括我本人,也有1980年代情结,拒绝用“往事如烟”“恍如隔世”来描述那个年代。这不是单纯的“怀旧”,其背后是对于1980年代的理想和价值判断。

1个世纪有10个10年,但是,在1个世纪中,不是每个10年都同等重要。人们在经历1990年代,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1980年代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其遗产是如此沉重和丰厚。1980年代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但是确实作用着的1980年代能量。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聚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2201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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