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8 次 更新时间:2010-12-02 17: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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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茂  

  

  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一、苦闷年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讨论,在二战后的台湾现代史上,特别有其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启蒙、战后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学说的介绍,更是亲自在对抗蒋氏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提出强烈批判的尖兵斗士,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实践其理想的殉道者。这批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理想、眼界广、实践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视野观之,他们在战后台湾社会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评价的文化人、知识领袖,或称为引领风骚的伟大启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别提出几位自由主义经典性的重要人物,简述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藉以让今人理解其所作所为,及其能使后来者,有所深感之处。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五○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大变动的时代,纠缠多年的国共内战,在国府勘乱失败后,神州易帜,仓皇撤退来到台湾。来台后,于风雨飘摇中,面对巩固政权与生存威胁的考虑下,国府断然采取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此即开始实施尔后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以建立起独裁政治的威权统治。

  在此氛围下,于大陆时期尚可标榜独立自主、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台后,由于批评国共两党的议政空间益形紧缩,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们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继续坚毅勇敢的批判蒋氏父子的专制独裁体制。当然,其最终之下场也就可以预期。然也因此,其所散发的人格光辉,才更难能可贵。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遭两方夹击,但他们尚可置身于或左或右的偏离或偏倚的有利条件。职系之故,当年国共两党对彼辈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礼遇,甚至企图拉拢之。只是,此种情况在五○年代以后即已不再,原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不能拥有自由选择偏离与偏倚的条件,因为摆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在现实上,接受这样箝制思想的政治环境。

  所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威权体制,但因其政权的存在与立足,必须全面依附美国,在考虑美国观感下,也曾给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点点说话自由的权利。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也曾把这一点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象征,来装饰台湾,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以所谓的“自由中国”,来对照极权国家,或用来讨好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只不过,像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有那点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稳脚跟后,蒋介石乐得马上连这仅存的象征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五○年代初,与蒋和国府疏离及交恶之缘由。

  

  二、威权体制之巩固———自由主义分子的疏离与整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围堵共产主义,不得不重新重视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此举,使濒临崩溃的国府政权及蒋介石起死回生,度过那危急存亡的关键年代。然国际形势对蒋的愈趋有利,使蒋介石威权独裁的本质又开始展现,仗着美国不可能弃他与台湾于不顾,蒋介石不再需要孙立人、吴国桢等来装点门面,维系美对台之支持。蒋经国与孙、吴等人之冲突,与其说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视孙、吴之失势,实为恰好证明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的建立与巩固。

  外交情势的有利,美国的支持,使蒋对整肃党内自由主义分子毫不手软,先前“复行视事”时起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罢黜。1953年11月,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被蒋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以王世杰在蒋和自由派互动间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被迫辞职之意义,不只是王世杰个人与蒋关系之恶化,究其实,它代表了拥蒋的自由派分子与蒋友好关系的画下休止符。

  至于雷震“国策顾问”遭除名,不单单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言论触怒蒋而已,它其实是象征蒋及国府加紧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强化。当时政府对一些超过言论尺度的报章杂志常给以停刊若干日处分,另外对新闻自由也加以限制。蒋经国对党内标榜自由派、或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恶痛绝,他在阳明山演讲时公开抨击“大陆是自由丢掉的,现在又来台湾自由”。

  到了1953年底,国府执政当局对自由派的批评更加变本加厉,政治上与自由派分子的疏离愈来愈明显,雷震之事最后更演变到《自由中国》事件及组党风波,雷震为此更付出了牢狱之灾。胡适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蒋对他也是尊而不亲,只因其在海内外无人可及的崇高声望,当局对他尚有若干顾忌和礼遇而已。总之,从五○年代起,党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噤声,台湾已是处于一个失去舆论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闷年代。

  而早先争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蒋介石,甚至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举,也因美援恢复,台湾转危为安,国府的态度转趋强硬而流产。蒋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离,导致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结合成一股“第三势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蒋”为诉求而活跃一时。

  总的来说,蒋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建立以其个人为领导中心的威权体制,实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然。“朝鲜战争”以后国际的大环境有利之,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松绑宪法束缚其总统的权力、把“万年国会”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传声筒”和“表决部队”;而“戒严法”之下达,使白色恐怖弥漫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兼以“2·28事件”后,台湾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这种种因素杂糅配合下,凡有碍于强人威权体制者,皆在排挤打压之列,因此蒋氏父子轻易顺利地掌控全盘,建立其不可摇撼的威权独裁体制。

  而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蒋的关系如何呢?平情来说,胡适以其当时在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对其容忍或礼敬一番。但对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谓“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活动,蒋介石就没那么礼遇了。尤其后来雷震的主张越走越激烈,欲组“中国民主党”时,蒋介石的容忍显然已到极限,因此设法罗织罪名将其入狱;并将殷海光台大教职停职等,最后,连最年轻的自由主义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团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系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兹简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习行政法学和宪法。民国22年至27年间,任职于王世杰主持的教育部,因王与胡适关系密切,因而也决定了胡、雷间的私交。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要职。长期周旋于各党各派间,深获蒋之信任倚重。雷震虽为一老牌国民党党员,但在多年与各党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使他深刻体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学日本的法政专业素养,使他对民主宪政有一份憧憬与理念的坚持。

  据胡虚一在《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不满,曾在日记中写下其曾向陈立夫进言情况:“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又言,他与罗贡华、程希孟等人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雷震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与蒋廷黻等人,既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暴力革命,也不满青、民两党仅是国民党的附庸,毫无在野党制衡的力量。因此,蒋、雷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宪政”人士,从中分离出来,另组一新政党,和国民党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竞争,以发挥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政功能。而蒋、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党”领袖,即为胡适,唯胡适并无意愿。

  有趣的是,当时蒋介石并不肯担任宪法架构下,权限并不大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反而拱胡适出马,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弹。为此,蒋介石还特别约见胡适致歉,并希望胡适出面组党,胡却反而建议国民党,最好自行分化为两、三个政党,来婉拒蒋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国民党自由分化产生新党这点上,胡适、雷震、蒋廷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完全是“胡适派文人集团”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们既不满意国共两党的专制,也不满民盟及青、民两党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国民党惨败来台后,雷震等为挽救败局,从根做起,乃试图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换言之,此时的雷震等,对国民党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会在大陆局势逆转后,敦请胡适出面领导,欲组织“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藉助舆论,一面宣传民主反共,来鼓舞民心士气。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雷震任主编,它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图以“自由中国社”为核心,联合信仰民主宪政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之用心,并希望藉此逐步发展成一新党,也能够监督制衡国民党。然而,雷震当初欲以“自由中国社”所发起的组党构想,却因时局恶化太快而未能有进一步活动,但却是尔后来台《自由中国》创刊,及蒋廷黻等在美拟成立“中国自由党”的最初构想。

  其实,当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国社”及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曾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国民党欲借此行动,来起死回生,使外界对其能耳目一新。只是当时蒋介石的支持,其后证明,仍是极有限度的。此即意味着,当时“自由中国社”所做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也只能在当局容忍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开展。因而,这就决定了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历史宿命,此一局面,当然亦导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无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肃的悲剧下场。

  五○年代初,蒋廷黻虽曾拟定在美成立“中国自由党”,但因胡适婉拒出面领导,故很快无疾而终。反而雷震当时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愈办愈红,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情况在蒋介石立稳脚跟后,就触犯了当局的大忌。因蒋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义,视同如共产主义般,为毒蛇猛兽,所以长期以来,对其排斥不遗余力。

  试想,早在二○年代,蒋介石对胡适在《新月》时期的言论,尚不允许其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及政府,如今台湾处于风雨飘摇,大陆惨败和台湾地方民主势力抬头,蒋早已心存余悸之刻,又如何能听得进胡适、雷震等“乌鸦”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蒋介石最后对雷震等,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压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曾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和民、青两党人士往来密切,后来又搞反对党,政治关系复杂,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雷震在其早年留学日本时,学校的课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学理基础。在京都大学时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学,其师森口繁治教授,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对于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重视,以及反对军人干政的态度等,都大大影响了雷震日后从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属于理论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的,其可贵之处,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观诸雷震在大陆时期,对在野人士的尊重,对结束一党训政,和实现民主宪政,都曾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来台后,他尤其能不顾强权,向国民党提出改造意见,甚至要求军中,不得设党部,搞权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撰述许多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或争人权的文章,均曾脍炙人口,流传一时,而战后台湾民主思想的启蒙,诸多系由此逐渐发展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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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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