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6 次 更新时间:2012-07-02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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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茂  

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一、苦闷年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讨论,在二战后的台湾现代史上,特别有其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启蒙、战后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学说的介绍,更是亲自在对抗蒋氏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提出强烈批判的尖兵斗士,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实践其理想的殉道者。这批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理想、眼界广、实践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视野观之,他们在战后台湾社会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评价的文化人、知识领袖,或称为引领风骚的伟大启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别提出几位自由主义经典性的重要人物,简述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藉以让今人理解其所作所为,及其能使后来者,有所深感之处。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五○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大变动的时代,纠缠多年的国共内战,在国府勘乱失败后,神州易帜,仓皇撤退来到台湾。来台后,于风雨飘摇中,面对巩固政权与生存威胁的考虑下,国府断然采取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此即开始实施尔后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以建立起独裁政治的威权统治。

在此氛围下,于大陆时期尚可标榜独立自主、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台后,由于批评国共两党的议政空间益形紧缩,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们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继续坚毅勇敢的批判蒋氏父子的专制独裁体制。当然,其最终之下场也就可以预期。然也因此,其所散发的人格光辉,才更难能可贵。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遭两方夹击,但他们尚可置身于或左或右的偏离或偏倚的有利条件。职系之故,当年国共两党对彼辈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礼遇,甚至企图拉拢之。只是,此种情况在五○年代以后即已不再,原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不能拥有自由选择偏离与偏倚的条件,因为摆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在现实上,接受这样箝制思想的政治环境。

所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威权体制,但因其政权的存在与立足,必须全面依附美国,在考虑美国观感下,也曾给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点点说话自由的权利。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也曾把这一点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象征,来装饰台湾,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以所谓的“自由中国”,来对照极权国家,或用来讨好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只不过,像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有那点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稳脚跟后,蒋介石乐得马上连这仅存的象征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五○年代初,与蒋和国府疏离及交恶之缘由。

二、威权体制之巩固———自由主义分子的疏离与整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围堵共产主义,不得不重新重视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此举,使濒临崩溃的国府政权及蒋介石起死回生,度过那危急存亡的关键年代。然国际形势对蒋的愈趋有利,使蒋介石威权独裁的本质又开始展现,仗着美国不可能弃他与台湾于不顾,蒋介石不再需要孙立人、吴国桢等来装点门面,维系美对台之支持。蒋经国与孙、吴等人之冲突,与其说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视孙、吴之失势,实为恰好证明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的建立与巩固。

外交情势的有利,美国的支持,使蒋对整肃党内自由主义分子毫不手软,先前“复行视事”时起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罢黜。1953年11月,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被蒋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以王世杰在蒋和自由派互动间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被迫辞职之意义,不只是王世杰个人与蒋关系之恶化,究其实,它代表了拥蒋的自由派分子与蒋友好关系的画下休止符。

至于雷震“国策顾问”遭除名,不单单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言论触怒蒋而已,它其实是象征蒋及国府加紧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强化。当时政府对一些超过言论尺度的报章杂志常给以停刊若干日处分,另外对新闻自由也加以限制。蒋经国对党内标榜自由派、或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恶痛绝,他在阳明山演讲时公开抨击“大陆是自由丢掉的,现在又来台湾自由”。

到了1953年底,国府执政当局对自由派的批评更加变本加厉,政治上与自由派分子的疏离愈来愈明显,雷震之事最后更演变到《自由中国》事件及组党风波,雷震为此更付出了牢狱之灾。胡适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蒋对他也是尊而不亲,只因其在海内外无人可及的崇高声望,当局对他尚有若干顾忌和礼遇而已。总之,从五○年代起,党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噤声,台湾已是处于一个失去舆论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闷年代。

而早先争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蒋介石,甚至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举,也因美援恢复,台湾转危为安,国府的态度转趋强硬而流产。蒋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离,导致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结合成一股“第三势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蒋”为诉求而活跃一时。

总的来说,蒋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建立以其个人为领导中心的威权体制,实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然。“朝鲜战争”以后国际的大环境有利之,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松绑宪法束缚其总统的权力、把“万年国会”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传声筒”和“表决部队”;而“戒严法”之下达,使白色恐怖弥漫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兼以“2·28事件”后,台湾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这种种因素杂糅配合下,凡有碍于强人威权体制者,皆在排挤打压之列,因此蒋氏父子轻易顺利地掌控全盘,建立其不可摇撼的威权独裁体制。

而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蒋的关系如何呢?平情来说,胡适以其当时在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对其容忍或礼敬一番。但对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谓“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活动,蒋介石就没那么礼遇了。尤其后来雷震的主张越走越激烈,欲组“中国民主党”时,蒋介石的容忍显然已到极限,因此设法罗织罪名将其入狱;并将殷海光台大教职停职等,最后,连最年轻的自由主义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团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系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兹简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习行政法学和宪法。民国22年至27年间,任职于王世杰主持的教育部,因王与胡适关系密切,因而也决定了胡、雷间的私交。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要职。长期周旋于各党各派间,深获蒋之信任倚重。雷震虽为一老牌国民党党员,但在多年与各党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使他深刻体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学日本的法政专业素养,使他对民主宪政有一份憧憬与理念的坚持。

据胡虚一在《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不满,曾在日记中写下其曾向陈立夫进言情况:“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又言,他与罗贡华、程希孟等人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雷震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与蒋廷黻等人,既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暴力革命,也不满青、民两党仅是国民党的附庸,毫无在野党制衡的力量。因此,蒋、雷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宪政”人士,从中分离出来,另组一新政党,和国民党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竞争,以发挥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政功能。而蒋、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党”领袖,即为胡适,唯胡适并无意愿。

有趣的是,当时蒋介石并不肯担任宪法架构下,权限并不大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反而拱胡适出马,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弹。为此,蒋介石还特别约见胡适致歉,并希望胡适出面组党,胡却反而建议国民党,最好自行分化为两、三个政党,来婉拒蒋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国民党自由分化产生新党这点上,胡适、雷震、蒋廷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完全是“胡适派文人集团”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们既不满意国共两党的专制,也不满民盟及青、民两党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国民党惨败来台后,雷震等为挽救败局,从根做起,乃试图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换言之,此时的雷震等,对国民党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会在大陆局势逆转后,敦请胡适出面领导,欲组织“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藉助舆论,一面宣传民主反共,来鼓舞民心士气。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雷震任主编,它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图以“自由中国社”为核心,联合信仰民主宪政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之用心,并希望藉此逐步发展成一新党,也能够监督制衡国民党。然而,雷震当初欲以“自由中国社”所发起的组党构想,却因时局恶化太快而未能有进一步活动,但却是尔后来台《自由中国》创刊,及蒋廷黻等在美拟成立“中国自由党”的最初构想。

其实,当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国社”及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曾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国民党欲借此行动,来起死回生,使外界对其能耳目一新。只是当时蒋介石的支持,其后证明,仍是极有限度的。此即意味着,当时“自由中国社”所做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也只能在当局容忍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开展。因而,这就决定了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历史宿命,此一局面,当然亦导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无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肃的悲剧下场。

五○年代初,蒋廷黻虽曾拟定在美成立“中国自由党”,但因胡适婉拒出面领导,故很快无疾而终。反而雷震当时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愈办愈红,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情况在蒋介石立稳脚跟后,就触犯了当局的大忌。因蒋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义,视同如共产主义般,为毒蛇猛兽,所以长期以来,对其排斥不遗余力。

试想,早在二○年代,蒋介石对胡适在《新月》时期的言论,尚不允许其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及政府,如今台湾处于风雨飘摇,大陆惨败和台湾地方民主势力抬头,蒋早已心存余悸之刻,又如何能听得进胡适、雷震等“乌鸦”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蒋介石最后对雷震等,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压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曾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和民、青两党人士往来密切,后来又搞反对党,政治关系复杂,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雷震在其早年留学日本时,学校的课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学理基础。在京都大学时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学,其师森口繁治教授,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对于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重视,以及反对军人干政的态度等,都大大影响了雷震日后从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属于理论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的,其可贵之处,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观诸雷震在大陆时期,对在野人士的尊重,对结束一党训政,和实现民主宪政,都曾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来台后,他尤其能不顾强权,向国民党提出改造意见,甚至要求军中,不得设党部,搞权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撰述许多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或争人权的文章,均曾脍炙人口,流传一时,而战后台湾民主思想的启蒙,诸多系由此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时,雷震和许多自由主义朋友一样,都认为国民党那一套在大陆已失败了,所以若要在台湾励精图治,就只有靠民主自由,而非以独裁、专制来治理台湾。而雷震的同志殷海光也曾说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这段话,其实也就是殷海光本人对自己或对其同人之最基本界说和自律原则。

准此而论,雷震可以说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因雷震的民主自由信念始终如一,例如他在批判国民党蒋家父子的极权专制时,毫不畏惧,所以最后才会触怒最高当局,除各项职务先后遭解职外,最后还遭到蒋家父子以“莫须有”罪名,罗织入狱长达十年之久。这种一肩扛起所有苦难担当,见诸书生空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十分罕见的。

而两岸的现代史,有时也会有偶然的相似,例如1957年,大陆开始“鸣放”运动,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以为有了说真话的自由,结果却导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毒草”而系狱,或被清算、贴大字报和游街示众等羞辱行为的对待。正好台湾也于此年,掀起组织反对党的高潮,所以雷震在《自由中国》上,一连写了“七论”反对党,直到被当局逮捕为止。

雷震是个不喜欢纸上谈兵的人,他认为要谈反对党,不要空论,而是要真正付诸行动。所以才有1960年,蒋欲违宪竞选第3届“总统”之际,雷震联合吴三连、杨金虎、高玉树、成舍我、陶百川、殷海光、张佛泉、齐世英、李万居、郭雨新、夏涛声、许世贤、王地、傅正、夏道平等,紧锣密鼓的筹组新党之举。但其为此,终于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后,不但雷震本人长期系狱,连李万居《公论报》经营权也被夺,殷海光则遭解除台大教职。而在雷震等人入狱后,彼等的精神领袖胡适,在舆论抨击、内疚不安中,度过其生命最痛苦的晚年,并于1962猝逝。胡适的殒落,也结束了“胡适派文人集团”,这一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从事民主自由宪政运动的缘起缘灭史。

四、自由主义领航者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从1934年起,开始接触逻辑,思想受当时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金岳霖的影响颇深。1938年进西南联大,1942年入清华哲学研究所,为金岳霖入室弟子。金岳霖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也要勇于发表意见,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这些看似浅显的言论,对殷海光影响至巨,甚至铸造成殷海光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日后大力宣扬自由主义,多少受到金岳霖的教育影响。

1944年,殷海光响应政府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当时殷的思想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国民党与中共对抗。1945年,大战结束后退伍,来年殷受聘于《中央日报》主笔,并任金陵大学教职。1949年,殷随《中央日报》来台,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殷获傅斯年聘为台大哲学系讲师,教授逻辑,其后且参与《自由中国》编务,任编辑委员。

殷海光是最早将西方科学哲学引进台湾的人,在台大任职期间,被誉为“台湾大学最卖座的教授”,深获年轻人所拥戴,许多青年学者和学生,都视他为思想导师。在他影响下,台湾也逐渐出现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学子,如李声庭、陆啸钊、居浩然、韦政通、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李敖等。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那个孤绝的小岛,殷海光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仍不断地挣扎、苦撑与坚持,使自由主义的婴啼并未就此绝声。

殷海光以自由主义学者暴得大名,是其来台后,在《自由中国》及《文星》等杂志,发表一系列阐述宣扬民主自由的政论性文章之结果。殷海光是彼时国内最重要的逻辑研究先驱,他除了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逻辑实证论”思想外,对罗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当注意。相对于彼时,台湾非常封闭的学术环境言,殷海光引进了西方思想,无疑是为当时的学术界,开启了对外接触的重要窗口。

当然,在殷海光一生中,于《自由中国》撰写政论时间,是他一生最璀璨的岁月,也是他以自由主义大师,对台湾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时期。平情论之,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人而言,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被统治当局刻意打压,不鼓励接触的思潮。

但殷海光却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为遂其宣传自由主义的初衷,殷海光花费许多心血,他亲自翻译出版了哈耶克(F .A .H 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并透过报章杂志,大量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罗素等哲学巨子的思想。此外,在《自由中国》论政时期,殷海光尚以专业“逻辑实证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笔锋犀利进行对政治主张及时局批判的工具外,他主要的政论文章,有两个主轴:一为以原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想,鼓吹现代化的建设;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立足民主反共的路线。另外,亦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展开严厉的批判。

殷海光常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是“五四的儿子”,源于对五四民主自由的浓厚情结,使殷海光对宣扬五四精神非常重视。《自由中国》杂志上,有关五四的社论,大都是殷海光所写的。由于他对五四的憧憬,及倾向西化的主张,所以到《文星》时期,爆发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之际,殷成为众矢之的,被徐高阮、郑学稼、胡秋原等,视为幕后的支持者。

“雷案”发生后,殷虽未遭到逮捕,但他却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然也因为得罪国府当局,殷在台大教职遭到停职、给薪,但不能上课的痛苦。其后,欲申请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绝境,靠哈佛大学的经费支撑。1969年,殷在极度精神苦闷与胃癌的蹂躏下,不治逝世,自由主义巨星又陨落一个。

其实,在当时政治统治高压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失去脊梁,不敢和统治当局对抗,有的甚至噤声依附充当打手。但殷海光,却能不迎合当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怒敢言的风骨气节,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坦白说,殷海光在学术专业领域,并没有了不起的创作;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终身信奉自由主义,且试图将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并以此影响当时整个台湾的学术信仰和政治局势。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鼓吹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殷海光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总之,殷海光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六○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及最佳代言人,虽然有趣的是,他本身的气质,既不民主,亦不宽容;甚至,在论战场上,还显得相当武断。然而,这种一元价值的思想特色,在当时台湾封闭的思想环境中,反而使其主张别具另类价值意义;在宣扬民主和科学的工作上,作出重大的贡献。无怪乎,他被誉为“五四之后,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五、文化顽童李敖

至今仍活跃于台湾的李敖,虽还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其一生已足以含括政治家、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批评家、史学家等声名于一生的传奇人物。

他素来批判国民党,亦不满于民进党,他左右开攻,天生反骨,骂他的说他是“疯狗”;捧他的誉其“特立独行”,总之,没有任何评价,可恰如其分地形容他。

这位有东北硬汉血统的李敖,与胡适一样,在大学时,藉《文星》杂志犀利的笔锋,横扫千军,骂尽天下苍生而暴得大名。他向国民党威权挑战,遭到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出狱又入狱;他与影星胡茵梦结婚又离婚,游戏人间,不改英雄本色。他开政论节目“笑傲江湖”,嘻笑怒骂台湾朝野两党的蓝、绿政客。

2005年,他访问了半世纪未曾踏上梦土故乡的大陆,于北大、清华等大学讲演,刮起一阵“李敖旋风”。

胡适绝对是李敖思想的启蒙者,而这一点李敖亦不否认。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胡适自由主义的长期追随者与信仰者。而《文星》一案,当是李敖一生的转折点,此事件充分考验李敖对自由主义信仰的坚持,亦形塑其人格个性的试金石。从此后,自由主义这顶桂冠,将牢牢地戴在李敖头上,而闪闪发光,终其一生亦不悔。

李敖思想的启迪,家庭因素是免不了的,其父李鼎彝,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之教诲,所以李鼎彝的北大自由开放的民主精神,对李敖产生不小的影响。当然,李敖的博览群书,及绝对是非价值观,对他自由意志的发挥起了绝对的作用。在台大读书期间,又认识了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胡适,两者如伯乐与千里马般,马上激荡出激烈的火花,两代知识分子的薪火相传,让自由主义的棒子代代相承。

1957年萧孟能夫妇创办《文星》杂志,原本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刊物,直到后来李敖的加入,才为《文星》杂志,掀起涛天巨浪。李敖在《文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老年人和棒子》,掷地有声地批评当时甚多占着毛坑不拉屎的学霸。此文一出,显然惊动了许多重听的老年人,而开始围剿李敖,给他安上“文化太保”、“文化流氓”等许多罪名,此文亦是《文星》杂志许多笔战的导火线。

李敖后来又接连发表了《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将文坛从“棒子战”,转为更高潮的“中西文化论战”,该论战使李敖成为众矢之的。其后,他挖出一连串高等学府教授的弊端恶行,终于使这些老教授按捺不住而反扑,务必铲除李敖而后快。之后,李敖虽从此成了学术界的“过街老鼠”,但他却意气风发、不无得意地以自己能将《文星》带领走向“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而自豪。

1965年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以谢然之先生的作风为例》,严词批评国民党,也伏下《文星》杂志停刊关门的命运。总计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前后约有4年之久,其流弹所及,几乎囊括所有党政学界要人,因此国民党开始罗织罪名,最后,以叛乱罪名判刑10年入狱。

对李敖来说,他从不讳言自己对胡适的尊崇,而胡适对李敖的影响,也是全面性的。所以李敖曾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而李敖以上所说胡适“一以贯之”的思想,其实就是胡适终身标榜的自由主义,同时也是李敖亦步亦趋、坚信不疑的民主自由思潮。胡适影响李敖,使其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以直到已近晚年的现在,李敖对胡适仍是敬佩有加。此由2005年,他亲访北大,独捐巨资,要竖立胡适铜像于北大校园内,即知胡适在李敖心目中,其巨人形象,是如何的巨大。当然,李敖也不以胡适自由主义接班人为满足,他时时刻刻站在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并想超越他。

对于同志,李敖曾责备殷海光本人和其他门人弟子,不能散布并延续其自由主义的精神。确实如此。在殷海光众多弟子中,的确是李敖比他人更努力地或更全心全意地,做着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艰苦工作。所以,李敖的知己孟绝子曾说:殷海光的学生很多,可贵的不少,但最能代表殷海光全部精神的,就是李敖。此语连殷海光听了,也点头同意。而李敖本人,更曾经不客气地对殷海光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动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对于此语,殷海光本人也只能承认这是事实。

基本上,李敖在努力维护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确实付出很大的心力和代价。只不过,现在已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落日照大旗”的时候了。因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台湾已趋没落,即使勇者如李敖,纵然有心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也只能慨叹时局,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落幕之时了。

六、结语———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中国大陆研究胡适卓有成就的学者沈卫威,在评论“胡适派文人集团”在台湾的日暮黄昏时,有一段评语说得甚中肯。

他说:“在胡适‘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以他为核心的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中,先后有两个基本的群体结构:自由中国社和文星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后者的代表人物为李敖。其中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社的主持人,他以自己的务实和坚韧,乃至屈原式的愚忠,即使胡适晚年,那近于苍白的理想化的理性自由主义,得以张扬,也有所附丽;又使‘胡适派文人集团’,在1949年大陆赤变易帜后,薪尽火传,一部分力量,在台湾得以重新集结、调适,并再度介入政治。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及《自由中国》、《文星》,成了台湾一个历史时期内民主、自由的一个象征性形象,也是一种社会化的民主、自由的力量。”

沈卫威评论得甚好,假如台湾的“自由中国”与当时的共产中国有所区隔的话,说实在话,雷震等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所擎起民主自由的火炬,是相当有意义的。

此一自由民主运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雷震为中坚、殷海光为论述者,李敖为殿军,薪火相传。彼辈虽曾遭到当权者的打压,组党亦胎死腹中,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其对尔后台湾民众思想之启蒙,与日后台湾之民主运动,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另外,自由主义信仰者张忠栋教授也说得好:“胡适、雷震和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因胡适是继续反对独裁极权,反对守旧复古,并继续主张民主与科学:而殷海光则继承五四余绪,在《自由中国》写了最多阐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至于雷震,他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历程中,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所以下场也最悲凉和最值得后人的同情。以上三人,年龄虽不同,性情也各异,身份背景亦有别,也因此,各有表现,也各有不同遭遇;但是,他们都曾共同坚持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才会因缘际会,成为同道,共同为战后台湾的民主思想来启蒙、来奉献、并为其而受苦、受难。……如今,我们若能为过去如彼那样等的人,设身处地地作想,则对于这三位不同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虽难免有不同的评断,或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平心而论,环顾今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家的表现,又有几人能够超越当年的雷震、殷海光或胡适?”这是自由主义者张忠栋教授,晚年深刻的论断和感慨。

张忠栋教授的论断和感慨,并非无的放矢,观之今日台湾诸多乱象,所谓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敢秉持道德勇气,挺身而出?或有几人不畏于特定政治立场而针砭时局?因此,在当代台湾日益向下沉沦之际,犹能作狮子吼;或在台湾道德逐渐错乱沦丧的今天,犹能力挽狂澜者,若较之当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面对蒋家党国机器的压制,所表现的铮铮铁骨作风,则其所标榜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无愧。

2010-11-26

[陈正茂 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著有《新编台湾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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