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学:法国宪法基本权利的概念与借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7 次 更新时间:2010-10-26 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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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  

  

  摘 要 作为法国宪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基本权利概念的出现,以宪法委员会之基本权利保障职能的活性化为基础,借鉴了外国法的表述,通过宪法裁判获得承认,并于2008年修宪确认于宪法典正文中。基本权利概念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公共自由只能防御行政权的侵害,而不具有对抗法律的效果,因此,需要反思传统的法律至上主义人权观、实现基本权利及其宪法规范的至上性。相应地,基本权利的论证路径也经历了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的演变。外国法与比较法在我国基本权利研究中应用不足,尤其是法国的基本权利概念,对我国学术界辨析基本权利与宪法权利的名称、基本权利的论证路径均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法国宪法 基本权利 公共自由 客观主义

  

  一、引言

  

  在法国当代宪法理论与宪法规范中,“基本权利”(les droits fondamentaux)[①]构成了一个基本范畴。不管是在宪法委员会的判决,还是各式各样的宪法学论著,或者是以公民和官员为主体的公共话语体系中,“基本权利”的表述都频繁出现,并构成了其他许多概念与制度的基础。但有趣的是,在法兰西1958年宪法正文或其他宪法文件中,这一概念竟然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只是在序言中宣布,“法兰西人民郑重宣告恪遵1789年宣言中所明定和1946年宪法序言中所确认与补充之人权暨国民主权诸原则”,这里使用的是“人权”的表述。而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所使用的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概念,也没有出现“基本权利”的表述,1946年宪法序言所宣示的是,法国人民“对1789年宣言所确认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恪守”,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表述,但同样没有使用“基本权利”。可见,在不同时期的宪法文件中,不仅基本权利没能成为一个共识性的概念,反而存在各不相同的、甚至比较混乱的表述方式。

  那么,法国宪法中目前频繁使用的“基本权利”一语是何时出现的呢?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法语语言中的“基本权利”表述是何时出现的呢?

  法沃赫(Louis Favoreu)教授等人合著的《基本权利法》提出,巴黎一大的弗浩蒙(Michel Fromont)教授在1975年“首次在法国真正提出了基本权利的概念”。[②]这篇论文是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秩序中的基本权利》,弗浩蒙教授以比较宪法,尤其是对德国基本法的研究而著称,他在论文中对德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的概念及其客观法秩序进行了研究,其中将德语中的“Grundrechte”直译为法语中的“droits fondamentaux”。[③]那么,是否在此之前,法语中从不存在“droits fondamentaux”的表述呢?据笔者考证,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在弗浩蒙教授之前,法语法律界就已经明确使用“基本权利”,其中,国际法学在19世纪末,宪法学在20世纪40年代。前者是指,皮莱(Antoine Pillet)教授在《国家在国际关系秩序和国际冲突解决中的基本权利之研究》(1899年)[④]中分析了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基本权利。这表明,基本权利的观念最初并没有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公法人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基本权利对我国的公法理论(尤其是国内公法)来说仍然比较陌生,它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并且公法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观念实际上一直延续至当今的法国公法理论。[⑤]后者是指,苏联法学家谢弗里科夫(K. Sevrikov)的《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1947年)[⑥]和卡杜(Charles Cadoux)教授的《印度宪法中个人的基本权利及司法解释》(1960年)[⑦],其中,法语中的“droits fondamentaux”分别用来指代苏联和印度宪法中的同一概念。

  那么,为何法国宪法学界将弗浩蒙教授的论文作为首次在“真正意义”上提出基本权利的概念呢?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具有哪些特质,以及它在哪些方面契合了法国的传统人权理论和当时的宪法实践?

  考察法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概念,不仅有助于认识基本权利理论在法国独特的宪政背景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认定和解释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以及促进我国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基本权利的概念植入法国宪法

  

  如前文所述,1958年的制宪者们既没有在宪法典正文里直接使用基本权利的概念,也没有赋予宪法委员会保障基本权利的职能,因此,在1958年宪法制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司宪者的宪法委员会没有形成任何关于人权或基本权利保障的判例。但宪法概念的活力并不是在制宪结束时就冻结了,它在宪法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会得到发展。到了70年代,宪法委员会在结社自由案中打破了僵局,将结社自由作为“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使结社自由成为对议会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基准。[⑧]尽管这一案件并没有直接采纳基本权利或类似的概念,而只是将结社自由作为“(基本)原则”,但却打开了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的方便之门,宪法学者在70年代趋之若鹜地研究基本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一判决的激励。[⑨]

  在结社自由案之后,宪法委员会进一步发挥了权利保障的职能,尤其是1974年改革允许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院议员提起合宪性审查之后,关于权利保障的判例大幅增加。到了1990年,在涉及到一项关于社会保障与健康的法律的合宪性的案件中,宪法委员会首次使用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基本自由与权利”(les libertés et droits fondamentaux de valeur constitutionnelle)的表述。[⑩]与70年代的结社自由案一样,这一判决对于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推广再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宪法委员会极力推动基本权利的保障,但是,由于宪法典正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的概念,因此,宪法委员会的活动或多或少是受到限制的。事实上,58年宪法所反致的那些人权文件是在不同时期制定并反映不同的人权观念的,1789年宣言体现的是传统人权,1946年宪法序言确认了社会权的原则,而2004年《环境宪章》主要确认环境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学两界试图通过修宪在宪法典序言或正文中直接确认基本权利的概念,并建立基本权利保障的事后审查程序。因此,在1990年和1993年,关于增加宪法委员会的事后审查程序和允许个人提出违宪抗辩(l’exception d’inconstitutionnalité)[11]的宪法性法律草案被先后两次提交到议会审议,但可惜的是,两次努力都没能在议会审议中获得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修宪努力屡屡受挫,议会却在其他替代性的方面加强了基本权利的保障。在2000年6月30日第2000—597号法律(2001年1月1日生效)[12]中,议会为行政法院设立了一项新的行政诉讼程序——基本权利速审程序(référé-liberté fondamentale)。该程序的基本内容是:当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且情势紧急时,行政法官得根据特殊的快速审理程序向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济。基本权利速审程序的设立充分发挥了行政法院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宪法委员会保障基本权利的不足(由于无法进行事后审查)。

  到了2008年,法国再次启动了修宪程序,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修宪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建立了违宪抗辩程序,增加了宪法委员会的事后审查,即,在普通诉讼程序中,若发现法律之规定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侵害,可经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向宪法委员会层转违宪审查申请,由宪法委员会在确定期限内予以裁决。[13]目前,议会正在审议有关的组织法草案,从而进一步界定和细化以上内容。

  综上所述,法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概念来自于对外国法的比较和借鉴,尤其是德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概念,当然,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一个制度变化的背景,即,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职能活性化,尤其是通过审查法律的合宪性来保障人权。

  

  三、传统人权理论的省思与基本权利的性质

  

  虽然基本权利的概念进入法国宪法要晚于德国等邻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缺乏人权思想体系。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及其背后的人权理论在人权发展史中的标志意义,就连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也曾深受《人权宣言》的影响。然而,尽管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与主张,并且有不少启蒙学者在道德和政治上论证了人权的根本性,但法兰西在骨子里却是一个主权压倒人权理论的国度,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人们关于实在法的观念上。国民主权在法国常常表现出对人权的优越性,人权在规范上缺少上对抗国民主权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卢梭的主权学说和雅各宾式民主观念的影响。在宪法实践中,国民主权代表者的身份最容易与议会联系在一起,[14]因此,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也就相应地取得了优于人权的地位。与其对应的宪法理论是,个人的权利是经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获得保障的,它并不能达到对抗法律之侵害的效果。

  这种权利观念长期主宰着法国的宪法实践和人权理论的发展,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法国宪法史上,无论是《人权宣言》里列举的各项人权,还是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重申的那些人权,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在法的层面落实过,因为在议会至上主义的光环下,没有任何一个裁判机关有资格作出议会法律侵害人权的裁决。人权因此只能停留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并不属于法的范畴。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法国实行与德国一样的法西斯体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恣意践踏人权的现象极为普遍,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对此,传统的宪法理论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法国的法学理论与德国一样,开始深刻地批判法律(议会)至上主义,恢复自然法传统,人们认识到法律也存在着侵害人权的可能性,人权应当在实在法体系中取得对抗并优于法律的效力,这在公法理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正因为如此,当宪法委员会作出结社自由案的判决之后,卢梭(Dominique Rousseau)教授将其评价为“一个伟大的判决”,“它通过与法国法律的传统原则尤其是法律主权原则的决裂,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政治革命。”[15]但就规范意义上的权利保障而言,当法律侵害人权具有被讨论的可能性时,人们却发现宪法规范中原有的术语体系不仅混乱,而且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种对抗法律的人权。因此,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的概念就随着比较法研究进入了法国宪法规范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弗浩蒙教授介绍德国基本法之基本权利的论文,而不是其他的介绍苏联或印度的基本权利的论文,能够在法国学界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法律至上主义将人权暴露于法律的恣意侵害之下(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法律至上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当这种至上性是相对于行政权而言时。在近代立宪过程中,法律至上主义通过衍生出以法律保留原则为代表的公法原则,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机关对人权的侵害。在近代法国宪法与行政法中(从第三共和宪法至第五共和宪法),存在过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法律概念——“公共自由(libertés publiques)”,以1958年宪法第34条的规定为例:“下列事项由议会制定规则:公民权及有关行使公共自由之基本保障,……”)。从第三共和以来,法国议会曾制定了大量的有关公共自由之保障的法律,[16]这对于防止行政侵害人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所谓“公共自由”,就是在合法律性原则之下,人权所取得对抗行政权的法律形式。

  法沃赫教授列举了公共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诸多区别,其中包括:“公共自由在本质上对抗行政权,而基本权利对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甚至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机关都有效”;“公共自由的保护依赖于法律,而基本权利的保护则通过宪法规范或欧盟法及国际法规范的适用”;“行政法官和司法法官可以确保公共自由,因为公共自由是依赖于法律或法律的基本原则而对抗行政行为的,但这对人权的保护并不充分,因此,基本权利要求宪法法官或欧洲(人权)法院法官之介入”;“公共自由只在公权力与个人的垂直关系中适用,而确立基本权利的超立法规范同样在个人之间的水平关系中具有效力”;“公共自由的主体是个人,而基本权利的主体还可以是私法人或公法人”。[17]从法沃赫教授所列举的这些区别中可以看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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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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