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不是黄河长江的水灾，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而是社会动乱的威胁。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几千年饱受动乱、战争、屠戮和饥荒之苦。据作者粗略统计，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死亡数千万人以上，西汉末死亡3000万人，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隋末死亡3600万人，唐末五代死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鸦片战争后至清末死亡1.6亿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华民族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人民不知道团结起来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同时避免暴政之害、继承人之争和血腥夺权之乱。可见，中国人的政治智力确实低下！古人也只有人际官场方面如修身处世、互相算计、勾心斗角，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所以，老百姓只能祷告上苍，企求太平，或者寄希望于统治者维护稳定的能力。
可是，我们几千年来继承了秦始皇的郡县体制，这种一级压一级的垂直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虽能通过强权、命令、压制保持一段时期的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但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不仅如此，它还造成诸如人治、排斥法治、制度性腐败、造假浮夸、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治陷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失控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如果这种集权的人治的制度不废除，中国不能成为法治国家的话，那么内乱、战争、分裂的危险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
可见，为了避免社会动乱，我们必须改变政治思维，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走法治分权的道路。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现代文明的制度能形成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的机制，能促进社会的永恒发展和全面进步。
所谓现代国家制度，一是法治。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依法而治；废除层层命令的官僚体制，废除特权；二是分权。制定法律以规定和划分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镇的权力，各自自主决策，不接受上级的行政命令，只遵守法律，接受人民和监督机关的约束。譬如，省长只对省“内阁”班子、一些厅局长有任命、命令之权，而对市、县、镇首脑绝无此权；三是民主。各级机关由辖区内的选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四是自治制度。除外交和国防外，一些省区实行高度的自治；另外一些省区实行普通的自治（省区的一些厅局接受中央部委的垂直领导）。依照宪法，各省区皆不得寻求独立。
通过实行上述的现代国家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的权力，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可以遏制人治的种种弊端，使中国人民免受人亡政息的兴亡周期律的困扰，避免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
一些人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人只要埋头苦干，就能实现现代化。其实，中国至今甚至连现代化的门槛也很难说摸着了，光埋头苦干，不思索、不反思又有什么用？一场动乱就可能丧失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我们至今还没有学到现代人类文明的根本––––––现代国家制度，所以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动乱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大力号召老百姓以国家大局为重，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看起来很矛盾，中国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动乱的幽灵始终萦绕着我们。而对于后者，我们很少思考解决的办法。难道中国人真的缺少政治智慧吗？
中国需要经济发展，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持长期稳定的良性循环的机制！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动乱，何日才能根除？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和人民。
【中国病】
从前，西方人蔑称中国为“东亚病夫”，是指国民之羸弱、国力之衰微、国家之纷乱，此病已基本治愈，中国人可以昂首挺胸于世界。可是，殊不知中国还存在另一痼疾沉疴，虽积重难返，但自己犹未警觉，不加治疗，所以，它更加危险，此即“中国病”。
中国病之症状有五：
一为“官本位”。中国社会从来以“官”为中心，行政权力（而不是法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正在逐步地改变这种人治的状况）；人们的权力意识强烈，对“当官”孜孜以求，甚至对封建帝王也崇拜得五体投地（有关帝王将相玩弄阴谋权术或廉政爱民的电视连续剧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承认并人人希望攫取特权和利益（民谚曰：“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十万雪花钱”）；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对权力（特别是对最高权力）也缺少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等感兴趣的只是约束臣下），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依法办事的“法治”。被视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儒家、道家也都否定法律）；古代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鸿沟，官主民仆、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识浓厚（社会只存在两类人：“主子”、“老爷”与“奴才”、“小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由前者来决定）；直到如今，封建主义的家长制、官僚制（以及官员终身制）、权力运作方式（非程序性）仍然影响深远。
二为“窝里斗”。中国政治型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围绕着平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来展开）推崇谋略权术（孔孟推崇仁政、礼治的谋略，老庄推崇权变、无为的谋略，商鞅韩非子推崇计策、法术，孙子鬼谷子推崇诡道、阴谋），加上人口过多、大家都挤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使得社会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人们难以合作（一般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其实，人们只是表面上追求一致，以避免“枪打出头鸟”，而骨子里则各行其是。中国人或单枪匹马闯天下，或自立门户闹分裂，称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所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公司多如牛毛；而大陆公司间商品出口则竞相降价，损失惨重，不像日本人擅于协调合作；人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龙，几个中国人则是虫”）。
三为不讲道德。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残暴（中国人信奉“无毒不丈夫”，信奉暴力，几千年历史充满暴力夺权和残忍的杀戮，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剥皮、砍头、挖心、炮烙、凌迟、诛族的光荣史）、自私自利（尽管上从《尚书》下至“文革”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兴公灭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变本加厉地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西方人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而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所谓中国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实为自欺欺人。可叹一些中国人“斯文”扫地，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就像鲁迅所说，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中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公家的东西无人爱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四为奴性、惰性巨大。长期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使得许多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还有，思想上的封闭保守、坐井观天、安土重迁、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古代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遏制创新（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的文化，导致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
五为经验主义、世俗主义泛滥。中国人一味地沉迷于感性、体验思维（中国哲学的方法即是感性、直觉、顿悟、体验），一味地迷恋实际（中华民族是最重实际的民族，不善玄想），迷恋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止于混沌的思考、现象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否定抽象理性和理论体系（逻辑思维等没有发展起来，《论语》《道德经》等著作只是片言只语、名言隽语的汇合），急功近利（不做没有眼前利益的学问），浅尝辄止（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也是泛而又泛地讲述“道”、“天”、“理”等，没有确切的定义，没有深入的探索）；我们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几乎没有超越人生的思考，没有地道的宗教，中国禅宗、道教只是以宗教的名，行世俗之实，而追求自然适意、享乐长寿，甚至大行房中之术；我们对宇宙、精神、逻辑玄理等等都不感兴趣；为了长寿，我们则费尽心机地炼丹、练气功、药疗、食疗），我们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
以上五种统称为“中国病”。
“中国社会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国家垄断（小农经济既是古代专制主义的最佳土壤，又导致世俗主义的眼光狭隘；古代资源和工商业的官家垄断助长了官本位；专制主义、世俗主义和官本位又共同造成阴谋权术的泛滥和理性道德的沦丧）。由此，造成封建社会无法治、无规则、无道德、无民主、无人权、无创新的现象。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改变这一切，但愿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或者至少唤起人民对病症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治愈“中国病”，非得继续推进改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不可！非得塑造“新中国人”不可！
【 “文革”与“中国病” 】
“文革”以封建的形式反封建，背着传统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集中暴露、“中国病”的大发作。
“文革”批斗各级官员，看似试图打破官本位，但实际上又强烈地暴露了中国人的官本位、个人崇拜、权能主义（行政权力万能主义）意识，如封建时代行政权力决定老百姓的命运，政治权力干预民间一切生活，“早请示，晚汇报”；一些人喊“万岁”成癖，信奉“一句顶一万句”；反法治，反权力监督，“砸烂公检法”，等等。
“窝里斗”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发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现代“窝里斗”、“内讧”理论，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红色恐怖蔓延，“炮轰”，“横扫”，“戴高帽”，“喷气式”，“开膛摘心”，“人肉宴席”，“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上吊试验”等暴行风靡一时；揭发父母，夫妻开战，卖友求荣，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窝里斗悲惨热闹非凡；内斗之言辞也上纲上线，有排山倒海之势，什么“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疯狂叫嚣”，“罪恶勾当”，“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内斗的人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横遭凌辱，令人目不暇给，唏嘘不已。
“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文革”把中国人的奴性、惰性暴露无遗：什么“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喊“万寿无疆”，唱“红太阳”，“大救星”；什么“紧跟”，“天天读”，“红海洋”，“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全国人民把命运交给领袖一人，由一人代替了亿万人思考。而且，就像鲁迅所说：当惯了猪狗的人只知道人都是猪狗；奴才一旦得势，比主人还凶……；的确，得势的一群中国人把 “死有余辜”的另一群中国人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要“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奴才们此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经验主义、世俗主义在“文革”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泛滥，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没知识的”，“无知识光荣”，什么“臭老九”，“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什么“血统论”，“根正苗红”，等等，皆大畅其道；还有世俗主义的“人间救星”思想、不择手段的功名利禄追求、“一派大好”“不许抹黑”的观念……，纵然文革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依然是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等等，都是“文革”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病”造就了“文革”，“文革”暴露了“中国病”。欲治“中国病”，不能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文革”！
【官僚主义病】
醍醐子曰：中国少数地方的官僚主义病发病已久，病源深远，到如今虽经改革，但病灶难除，病情依然。
弟子问：何为官僚主义病？
醍醐子曰：官僚主义病的症状有，机构臃肿症–––––––由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安排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干部铁交椅，能上不能下，同时又要“培养接班人”，加入新人，因此，导致政府机构庞大，部门林立，企事业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状况。如县镇有党、政、人大、政协、工会、妇联、文联、共青团等机构，环保局、土地局、粮食局等几十个科局，以及精神文明办、拥军优属办等数不清的办公室；一个单位也往往有党、政、工会、职代会、妇联、共青团、党校、计生委，甚至公检法、各科局等众多机构。
办事扯皮症––––––由于机构重叠，管事的“婆婆”多，因此容易形成滥加干预、政企不分、部门利益主义，以及办事扯皮、踢皮球、不负责任的现象；欲办事，不把上上下下、左邻右舍的关节打通，往往很难办成；企业成天围着政府转，到处“烧香磕头”，要资金，要指标，要外汇，要批示，无暇顾及企业管理。据报道：一家工厂的基建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中央大厦工程项目所盖图章超过1000个。每个图章都代表舍我莫过的关卡。
懒散作风症–––––––“一杯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形象地描绘了官僚主义的懒散作风。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无用了。”一百年后，恐怕还可以这么说。在一些办公室里，溜须拍马，吹牛聊天，打牌玩乐，浮夸作假，墨守陈规，蠢材政治盛行；这些父母官们遇事则敷衍塞责，官气十足，难怪老百姓称之“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
官重民轻症、主仆倒挂症：少数人从革命者倒退为封建官僚，不讲为人民服务，只讲权势、利益、享乐；口头上称“人民公仆”，实际上成为称王称霸的社会主人；他们独霸一方，官官相护，仗势欺民，视人民为草芥；或“吃喝嫖赌全报销”，或“公安司法一手遮天”；凡事迎官而解，群众望官兴叹。老百姓说：“一等公民是公仆，人民为他谋幸福！”而且，老百性由于长期受压抑，地位低下，因此自卑心理浓重，自觉低官一等，见官则受宠若惊，热泪盈眶，点头哈腰，曲意奉承。
醍醐子曰：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一是终身制。干部终身，只要不犯“错误”就不降职；因此，惹得官员们以保官为第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没得罪顶头上司，也可易地做官；再说，有好几类情况不算犯错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地办，所以不算；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是为了搞活经济，不算；吃吃喝喝，滥花乱发，只要不把钱往自己兜里放，不算；瞎指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其出发点是好的，情有可原，再说银行、计委、企业及其他部门都有责任，所以不算……。官员捱到离休，也有平衡法：封为局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等等，待遇不变，所以终身享受富贵。
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二是腐败症，也叫腐败定律：在封建社会，皇帝视天下为私有，因此，天下的珍玩美女尽归自己；但皇帝不能仅自己占有，也得收买人心，让大臣们沾点光，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甚至公然地让大臣们贪；再说由于没有监督机制，皇帝想管也管不住啊。因此可以说，封建时代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权臣梁冀、和珅的家财甚至达到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几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钱”，即是官场腐败的写照。到如今，官僚主义的腐败症并未随着末代皇帝而消失，而是仍然十分严重。企业尽可亏损，但一些领导照样大吃大喝，损公肥私；照样拿回扣，拿好处费，收取贿赂；甚至企业破产，他还可在处置企业财产时贱卖国有集体资产，捞取个人好处；还可易地当官，重新开始一轮发财之旅。老百姓称之“穷庙富方丈”，“亏国家不亏自己”，“企业的蛀虫”。在政府机关，腐败大案也屡见不鲜，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官倒，批文，指标，充当保护伞，等等，腐败手段各式各样，屡有翻新。待到腐败之风甚炽，民怨沸腾时，政府则开始“严打”，可惜治标未治本，制度、法制的弊端、漏洞依然，因此，腐败虽暂时有所收敛，但“严打”之后依然，甚至更盛。难怪孟德斯鸠说：“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此即腐败定律，千古不变。
醍醐子曰：君不见官僚主义做官法？他们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唯我独尊；大事小事请示汇报，一字不错低头念稿，多多重复报上口号；对上司满脸堆笑，对下属板起面孔，对百姓趾高气扬；“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发财靠胡来，当官靠后台”；“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
还有官僚主义相官法：真正的人才往往有棱有角，不太听话，不甘平庸，不愿阿谀奉承、委屈求全，因此当官要庸才，难怪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再说，人才难驾驭，万一人家高升了，还不得气死自己！中国官员最不服的，就是曾为自己部下的人当官比自己大。所以，人们总结出教训、经验谈：“武大郎开店，不要比自己高的”，“选官不要有德有才，只要听话有后台”。在官僚那里，“听话”，成为评判标准；有没有后台，成为提升的关键。
醍醐子曰：一些人还发明了小官大做法。即使是乡长、科长，甚至股长之类的小官，也有摆官架子、抖威风的做官法，求见先经秘书，办事且遭冷落，天天大摆宴席，出外前呼后拥，见到更小的官儿先大加训斥，来个下马威，等等。
——大官小做法：有时官做大了，才知道谨小慎微，不露峥嵘，才能爬得更高；当两派斗争激烈、无法取舍时，当权者往往选拔默默无闻、中立中庸的部下。因此，聪明者得出结论：大官应当小做！不声张，不露馅，不独断，不自以为是，尽量做出团结同事、亲近民众、倾听呼声、为民排忧解难的样子，才算高明。
——闲官忙做法：有些闲职之官奈不住寂寞、闲静，搞繁文缛节，文山会海，不仅大会小会一概参加，而且再亲自策划、主持一二个“学先进”、“经验交流”之类的会，因此他整天看似忙作一团，其实，几乎没做几件正经事。
——忙官闲做法：有些人本是忙官，身系百姓安危，负责一方一事，可他熟谙官场，游刃有余，知道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只要稳稳当当，不犯大错误，就能步步高升。因此他只顾天天“取经”、“参观”、作报告，在各种会上“泡”，乐得逍遥。有人写了一首《会海铭》，对这类官僚主义者刻画得惟妙惟肖：
“心不在会，到场则诚；话不在妙，开口就行。斯是会海，唯我畅泳。摆摆龙门阵，唠唠山海经。累了伸懒腰，闷了看电影。可以打呼噜，挖鼻孔。无群言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还可喝两盅。心里云：何苦之有？”
还有人借李清照的《声声慢》，作词讽刺懒惰的“命官”：
“慢条斯理，圈圈点点，不慌不忙不急。酒足饭饱时候，最好休息。一摞一摞文件，怎奈我，懒得动笔。不批示，不费心，好在责任不负，画个圈儿何意？天晓得，谁能予以解析！圈阅，圈阅，单表老子已阅！不干事最相宜，人宁事息。这次第，却一个懒字了得！”
——无风险做官法：画圈法。林彪说：“主席画圈我画圈”。“紧跟”上司最保险。上司没表态的不说，上司没批准的不做；点头法：对上司只管拼命点头，唯唯诺诺，不表现自己，不求政绩；查办术：对于媒体已经曝光的、上司知晓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其余的则可敷衍了事，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保证无人追查。万一底下有人告状，则斥之无理取闹，同时给他“穿上小鞋”；表现术：在上级主持的会议上，要率先发言，及时称赞上级决策的英明正确，同时表一表自己的坚定决心，吹一吹自己的政绩。下面人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可揽为己有，成绩不妨拔高，数字不妨大改。还要密察上司的私欲和要求，千方百计、不惜代价也要给予满足，可以送手机汽车，可以给买房买地，也可以报销一切费用；会议术：多多主持召开会议，练就能熟背报纸的口若悬河的说话本领。把开会当成政治待遇，笼络人心，谁坐主席台、谁的名字见报、谁作代表发言、谁出席先进分子会议，都当作自己的做官砝码。另外，还要注重运用奖励、封官、许愿等手段，让别人为自己效劳，增加吹捧自己的人数。如此来做，必可保证官位稳当无忧。
弟子问：官僚主义病因何在？
醍醐子曰：病因在于权能主义政治，官本位意识，专制主义文化，小农经济与资源的官方垄断，封建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而非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的混合毒素。如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思想在作怪；“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以及党与政府、人大、政协、武装力量、公检法、基层单位八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存在弊端；官僚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三者分立，知识阶层的向导和舆论批评作用发挥不够，民众阶层的监督不力。
弟子问：如何治疗官僚主义病？
醍醐子曰：官僚主义病的处方是民主和法治。列宁说：“民主是医治官僚政治体制的解毒剂。”此为真知灼见。可是，以往我们往往把官僚主义仅仅当作旧社会和剥削阶级的遗毒，不承认社会主义本身存在官僚主义的病毒因素。这是荒谬的鸵鸟式的自欺欺人的态度。有些见识的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陈独秀晚年就希望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吸取民主制的精华，以消除官僚主义等病症，其见解可谓深刻而大胆。几百年前的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把权力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中，官僚主义的癌症才无生存扩散之地。
醍醐子曰：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遵循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大政决策服从民意；程序原则——执政、决策皆依法依程序而行；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对不同意见的少数不能歧视或镇压。
醍醐子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将能逐步克服官僚主义，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