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5 次 更新时间:2010-10-17 15:45:41

进入专题: 土改小说  

陈思和  

  

  摘要:文章用文史互现的方法,将历史研究领域中有关土改运动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与文学创作领域中有关土改题材的小说进行对照比较和文本分析,逐篇讨论了当代文学六十年来关于土改的小说作品,并力图揭示出土改描写的嬗变轨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探讨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暴力和痞子两大因素的难点,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

  关键词:当代文学;土改小说;暴力;痞子;恶魔性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当代文学史上没有表现土改题材的杰作?

  

  土改政策1,最初来源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平均地产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上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任何革命与战争的主力都不能不吸收农民的力量资源,所以农民的土地要求就成为每一次革命的主要动力。在以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中,双方虽然各自拥有对立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土地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耕者有其田是双方争取农民阶级支持的有力口号。

  现代史上,1926年和1937年,国共两次合作都曾经把“二五减租”、“减租减息”作为共同的口号2.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共产党只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过减租减息,而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政策,而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结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都曾经有所动作。共产党在解放区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改革,激起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从1946年的中共“五四指示”到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基本上是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52年底才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48年利用美援成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筹划土改,但徒劳无功。1949年退守台湾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从1949年4月到1952年7月,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成功。紧接着,大陆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而台湾将土地出让资金转入工业股份投资,开始了现代工业的起飞3.

  作为一场旨在结束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农民自身命运的革命运动,土改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地区,它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并且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我回顾这六十年来的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发展,感到奇怪的是,一向与政治运动配合紧密的文学恰恰在这个领域是空白的。我们知道,从1940年后期到1950年代初,曾有大批作家都被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工作,但在1949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六十年的大陆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4.人们所有的关于土改小说的记忆,都是停留在1940年代后期创作的两部解放区文学作品,即因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和《暴风骤雨》(周立波著),还有一部评论者经常提到的《邪不压正》(赵树理著),对照1949年以后大陆当代文学数不胜数的农村合作化题材创作,土改题材的乏善可陈是令人讶异的。

  

  二、作家的难题:如何表现土改运动中的中农政策、民间暴力和干部中的坏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在土改题材上望而却步?我们似乎可以从大的社会趋势中去寻找原因。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太快,1950年代初,土改以后的农民还没有充分享受获得土地的欢乐,农村就开始了合作化运动,一场新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至于继续躺在土改胜利果实上的思想行为转而成为落后,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里,党内主要的反对派往往是土改时期既得利益者,如《创业史》里的郭振山,《金光大道》里的张金发,这些人都是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是一些带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敢做敢为的滚刀肉之流,他们能够声震屋宇,恶斗地主,利用土改获得了好地好牲口,由此开始了权势与财产结合的个人发家之路。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土地刚刚获得,梦想刚刚开始,却要将土地重新交出归集体所有,祖祖辈辈的发家梦想又被无情中断。这对于广大农民无疑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时刻文艺创作如再渲染土改后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显然是不合时宜。

  这样的信息,不见诸于当时的各类文件,却被一个身处边缘的作家敏感地捕捉到了,那就是张爱玲。几年以后,她在香港创作长篇小说《秧歌》时,插入了一个下乡的作家和一个乡干部之间的对话: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作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个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那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地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5

  这个细节,在《秧歌》的叙事结构里并非必要,但显然是有依据的6.这说明张爱玲滞留大陆期间,私下里十分关注政治动态和形势变化。但是,关于土改的题材虽然不合时宜,似乎也没有什么官方的文件明令禁止,在大陆一贯厉行的文艺批评中,没有一部土改题材的重要创作被点名批判。所以我们考察土改题材为什么出现空缺的现象,还是要从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来探讨。

  我们继续从张爱玲的例子讨论下去。在《秧歌》的后记里,张爱玲为了说明自己的写作都是有根据的,不惜一一例举了《人民文学》、《解放日报》以及各种道听途说的材料来源,连报纸角上的一段小新闻都不放过。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张爱玲搜集这些社会信息以及土改传闻,是有意识地为以后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做准备。她在《秧歌》后记说:“这些片断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7张爱玲在这里用了“沉重的心情”、“带东带西”等词,都已经是很重的分量,说明土改以及相关传闻让她闻之震动,“吊半边猪”“辗地磙子”这样的酷刑,大约光凭想象她也是想不出来的。《秧歌》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中国农村在土改以后的凋敝衰败,《赤地之恋》的故事框架受到限定8,直奔主题描写了农村土改以及城市的“三反”运动的负面。这两本小说都是作家在香港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美元文化资助,尤其是后者,也就是说,写土改之“邪恶”是资助方既定的反共目标,但是张爱玲在编制具体故事时,她强调了故事来源是“真实”的。她在大陆期间道听途说、翻阅报纸所获得的素材,在这里都派上了用场。

  那么,我们撇开《赤地之恋》预设的反共目的不说,作家究竟写了什么样的真实呢?以土改部分为例,一、写了错把富裕中农唐占魁当作土改斗争对象,逼得唐家家破人亡;二、写了强逼地主浮财的酷刑,令人发指;三、写了混入农村干部队伍的二流子在农村为非作歹。其实这三条,根本不用讨论是否“真实”,在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一系列不断补充、纠错的文件里,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条条都是真实的9.从现有的土改文件中看,这三个问题正是土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的左倾现象,它直接干扰了领导土改的最高当局的主观意图和客观后果,所以,这三种倾向是中央文件中一再纠正、加以限制、反复强调的问题。但是,这些倾向在解放区的土改小说创作中,有没有得到准确的表现呢?

  对照历史真相与文学创作,比较清楚的是第一条,把富农、甚至中农都列入土改对象扫地出门,分其财产,正是中国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劫富济贫、平均主义的观念的延伸,也是土改过程中始终获得上层关注,并一再要给以纠正的左倾现象10.而后两种现象,即使有关文件中一再被提出来警告,并要求纠正,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在一定程度得到遏制,但没有被完全、彻底纠正过。具体的原因本论文后面还要讨论。

  正因为第一种左倾倾向曾经获得纠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解放区出现的三部土改小说中,有两部是突出了中农政策。首先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叙事结构是从暖水屯的富裕中农顾涌从亲家(富农)胡泰那里拉回一辆大车开始写起的,为的是帮助亲家躲避土改而转移财产。小说一开始就写顾涌驾车遇到泥坑,车轮陷在泥水里不能自拔,暗示了富裕中农的艰难处境。但是直到最后,顾涌虽然几经风险,暖水屯的土改还是没有没收他的财产,他便去主动“献地”11.而顾涌的亲家胡泰也放下了思想包袱。其次在《邪不压正》里,中农王聚财先是被迫同意女儿与地主儿子订婚,土改后又被当作斗争对象分了土地,后来纠错了,又补还给他土地,女儿也实行了自主婚姻,这是故事的主要线索。丁玲虽然写了农会斗争恶霸地主钱文贵,但还是将很多篇幅都放在了顾涌这个人物身上12,赵树理没有正面写斗地主。这似乎可以看到,作家们亲历土改,最触动了他们良知的,是土改运动对中农(也包括富农)的不公正的迫害行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他们隐隐约约地写出了自己同情的一面。13尽管作家不敢把当时对中农的掠夺和迫害直接写入小说,只是通过对中农政策的纠错,希望对解放区的土改执行者起到警示和提醒的作用14.而关于后两种左倾现象,即对地主的残酷斗争,以及农会中混入了坏人,情况更为复杂,解放区的三部小说都没有描写暴力土改的残酷迫害地主的现象,但对于农村干部队伍中混入坏人的现象,多少有些隐晦的暗示。

  暴力土改中的“暴力”描写,在《暴风骤雨》里是完全被遮蔽住的。周立波自己也说过,“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没有发生大的偏向的地区也还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选择了后者,作为表现的模型。”15当时东北土改的残酷性被周立波有意识地遮蔽了,即使“小”的偏向也没有涉及到。但作家没有完全回避对地主的暴力斗争,他将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放在残酷的武装冲突的环境下,用夸张的戏剧性的传奇手法描写地主如何勾结土匪武装袭击,先是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土改干部,在这样的铺垫下,即使描写了对地主阶级的歼灭也变得合情合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比《暴风骤雨》更贴近现实一些,似乎无法完全回避清算地主时必然出现的暴力现象,作家既要描写这一场戏,又要显示暴力的合理性和适度性,颇费了一番心思。小说第五十章“决战之三”正面描写清算恶霸地主钱文贵,也写了群众动手殴打地主,但是也很快就把笔调转向喜剧化,本来是悲剧性的冲突结果是以戏谑的形式结束。下面是两段具体描写,第一段是挨打以后的钱文贵被罚写保状:

  钱文贵又爬起来了,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地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他向大家道谢,声音也不再响亮了,结结巴巴的道:“好爷儿们!咱给爷儿们磕头啦,咱过去都错啦,谢谢爷儿们的恩典!”……

  一群孩子都悄悄地学着他的声调:“好爷儿们!……

  还有一段是钱文贵已经写好保状,念给大家听:

  钱文贵跪在台的中央,挂着撕破了的绸夹衫,鞋也没有,不敢向任何人看一眼。他念道:“咱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

  “不行。光写咱不行,要写恶霸钱文贵。”

  “对,要写恶霸钱文贵。”

  “从头再念!”

  钱文贵便重新念道:“恶霸钱文贵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本该万死,蒙诸亲好友恩典……”

  “放你娘的屁,谁是你诸亲好友?”有一个老头冲上去唾了他一口。

  “念下去呀!就是全村老百姓!”

  “不对,咱是他的啥个老百姓!”

  “说大爷也成。”

  “说穷大爷,咱们不敢做财主大爷啊!大爷是有钱人才做的。”

  钱文贵只好又念道:“蒙全村穷大爷恩典……”

  “不行,不能叫穷大爷,今天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叫翻身大爷没错。”

  “对,叫翻身大爷。”

  “哈……咱们今天是翻身大爷,哈……”

  “蒙翻身大爷恩典,留此残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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