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文本本身而言，《生死疲劳》的叙事结构有非常独到的意义。它的叙事结构是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两条生命链的结合，构成了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艺术画面。小说文本以阴司地府的场景开端，写西门闹的冤魂在十八层地狱里遭受油锅煎炸，阎王审判，孟婆送汤，小鬼送投胎等一整套鬼神世界的奇遇，接着阴司又一再轮换出现，它通过将西门闹的冤魂数次投胎牲畜来影响人世，参与人世，这也可以看作轮回的叙事结构不仅是西门闹的冤魂转世参与人间事务，也是地府的力量对人世间的参与，阴阳两界合而共谋，推动着某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阴司地府在小说文本里也有主体性，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噱头或者花招。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免却对小说叙事的多种误解与责难。由于小说的叙事形式古怪奇特，它是以动物的眼睛来描述人世，所以叙事特点与文本的缺陷混杂为一体，制造了一个特殊的阅读效果。比如说，我们责备作家对细节刻画太粗糙太简单化，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细节的描述本来就是来自动物的眼睛，那怎么可能不粗糙，不简单呢？谁能要求一头驴来向我们精致细腻地描绘某个场景呢？我们也责备作家的叙述太混乱，情节太臃肿，与历史事件无关的动物故事穿插太多，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是，如果想到叙述者本来就是动物，你能让它放弃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只讲人类故事吗？小说里动物的故事比人间的故事更加精彩，更有动人之处，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本来就由动物来讲述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古怪文本之前应该由心理准备，动物的故事是文本叙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才是叙事所体现的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特色。
由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是通过动物叙述来表现的，动物在文本里不仅仅是叙事者，而且也是被叙述的对象。动物有动物的生活规律和自然法则，动物的故事与人世的故事交替而进行互为映照，动物对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模模糊糊不甚了然，而对于动物自己的故事却了如指掌新鲜活泼，我们只有把动物故事与人世故事看作是交替并存的叙事结构，才能感受其中的审美奥秘。文本里的人畜故事混杂而有序，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动物直接参与人世间故事，推动人世间故事的发展与变化。如第六章西门驴大闹西门大院，解救了白氏的困境，第二十章西门牛杀身成仁，第四十五章西门狗帮助女主人追寻第三者，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三十四章“洪泰岳使性失男体”，写西门猪逃亡五年当上了野猪之王，因为思乡而悄悄返回西门屯。看到了五年来社会形势大变，地富分子已经摘帽，商品经济开始冒头，农村大包干责任制的推行使单干户蓝脸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洪泰岳，一个滚刀肉式的泼皮，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成为既得利益者，但现在却尴尬了，昔日荣光荡然无存；而西门金龙正在利用攫取的西门屯党政大权，大张旗鼓地实行他的改朝换代以至攫取财富的梦想。本来，西门猪是带着旁观者的态度看到这一切，并无参与的意思，但是，当它突然看到洪泰岳酒后大醉，使性强暴白氏，一边强暴一边还侮辱其人，惹得西门猪久已淡忘的记忆里又出现了西门闹冤魂的复仇呼唤，冲上去咬掉了洪泰岳的生殖器，使其彻底成为废人，而白氏也悲惨地以清白之身上吊而死。在叙事中，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事件。因为，如小说叙事中所暗示的，洪泰岳长期独身，又没有生理缺陷，从他对西门闹的遗孀子女多处照应，甚至把西门金龙培养为接班人等一贯行为来看，这个人对白氏暗暗藏有感情，只是恐惧僵硬的阶级理论而不敢有所表露，白氏是感受到的，金龙也感觉到了。小说有一段描写是在白氏摘了地主分子帽子以后：
“那还不多亏了您……”白氏放下畚箕，撩起衣襟沾了沾眼睛，说，“那些年，要不是您照顾，我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你这是胡说！”洪泰岳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俺明白，洪书记，俺心里明白……”白氏语无伦次地说着，“俺早就想对您说，但那时俺头上有‘帽子’，不敢说，现在好了，俺摘了‘帽子’。俺也是社员了……”
“你想说什么？”
“金龙托人对俺说过了，让俺照顾你的生活……”白氏羞涩地说，“俺说只要洪书记不嫌弃俺，俺愿意侍候他到老……”
“白杏啊，白杏，你为什么是地主呢？”洪泰岳低声嘟哝着。
“俺已经摘了‘帽子’了，俺也是公民，是社员了。现在，没有阶级了……”
“胡说！”洪泰岳又激昂起来，一步步对着白氏逼过去，“摘了‘帽子’你也是地主，你的血管子里流着地主的血，你的血有毒！”
白氏倒退着，一直退到蚕架前。洪泰岳嘴里说着咬牙切齿的话，但暧昧的深情，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你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吼叫着，但眼睛里水光闪烁。他伸手抓住了白氏的奶子。白氏呻吟着，抗拒着：
“洪书记，俺血里有毒，别沾了您啊……”
接下来就是旁观者西门猪发作了。这个文本含义曲折暧昧，本来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成员在历史大变动下即将调整关系，将以人性为力量重建和谐的前奏曲，暴力泻洪势在必然，他们之间必须有一场血淋淋的搏斗、清算和自我更新，才能洗去彼此身上的血腥味，使泼皮不再是泼皮罪人也不再是罪人。可惜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仪式被一头猪搅乱了，猪无法理解人世间微妙曲折的关系和变态的表达方式，它既代表了前世的西门闹又是今世的一头无知凶暴的猪，它咬下的这一口在集体无意识里凝聚几世的复仇快感，从此，西门闹的生命转世不再暴戾，狗是一条奴性温顺的狗，猴是一只温顺奴性的猴，原先不安宁的心灵已经彻底平静，前世的仇恨很快淡忘，于是可以成正果，脱离畜道转世进入人道了。这一咬，对猪的故事是历史性的转折点，对人的故事呢？也是如此，这一咬就咬掉了本来也许会出现的阶级和谐的良宵美景，白氏带着“罪人”的身份自杀，掉进了万劫难复的轮回道里，洪泰岳彻底堕入疯狂，成为一个恐怖行为者，而西门金龙失去了洪泰岳的制约，贪婪本性肆无忌惮大爆发，走上了恶性发展的不归路，为后来的同归于尽埋下了祸根。这一情节的内涵相当复杂丰富，猪的故事和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互为因果，象征了这个世界根本无法走向真正和谐，人性中狂乱邪恶的恶魔性因素会随时地突然出现，搅乱人世间的理性安排和美好愿望，而这头西门猪，隐喻性地象征了制造人世劫难的非理性的恶魔性因素。
西门猪的象征相当复杂，不限于某种单一性隐喻，但它的强悍和暴戾象征了民族无意识的兽性的原始冲动，我们在第二类型的故事中可以继续看到这一隐喻特征。第二类型的人畜故事是相互呼应补充，有机组合，由动物叙事来补充人世叙事所无法完成的描写，这时候的动物往往成为人的代言者，承担起人世的故事。第六章“柔情缱绻成佳偶，智勇双全斗恶狼”，写西门驴眷爱母驴，勇杀两匹恶狼的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但是如果孤立地读这个驴传奇，只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但如果把它放在整个叙事框架里阅读，它是紧接着前面一个人世间的故事，那是杨七等民兵打手威逼西门闹的原配白氏，驴子怒起救白氏，大闹西门大院后翻墙逃脱，走落荒野。如果这样连接起来读的话，那么，西门驴眷爱母驴斗杀恶狼的故事，正是前一部分叙事中西门驴在人间无法宣泄的愤怒与复仇欲望，转移到动物世界里完成了。西门驴救“美”斗狼的英雄行为，既是它的前世西门闹的冤愤大喷发，也是西门驴旺盛生命力的活跃与爆发；既是人世间的喧闹，也是动物世界的喧闹，两者之间有了十分默契的配合。西门猪逃亡的故事也是属于第二类型。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最高权威轰然驾崩，强大的禁锢与压抑终于出现松动，西门猪象征的人类身体里的力比多、人性中的原始冲动和嗜血本性汹涌而决堤，它冲破了禁锢，追随月亮而大逃亡，接下来是牲畜造反，人兽大战，撕咬成血肉模糊一片，向人类实行了的报复。这个细节，既是对一头逃亡猪如何成为野猪的苦难历程的精彩描写，也隐约象征了最高权威死后民族非理性因素泛滥，社会发展与欲望冲动如何混淆为一体，在藏污纳垢中慢慢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三类型人畜故事比较简单，那就是单纯的动物自己的故事的发展，与人的故事暂无关系，最多只是对人世故事的一种嘲讽。比较集中的是那条狗的故事。他描写狗王国里的豪宴聚会，兄弟情谊，都是用拟人手法描写动物的故事，或者从狗的眼睛里看到人世间的某些可笑的场面，与人世故事并无关系。狗与人的关系已经松弛，不像西门驴、西门牛、西门猪那么紧密相关，暗示了生命转世已经渐渐远离了前世的冤孽，趋于平淡正常了。到了猴的时代基本上已经无故事，动物猴子已经不再具有人的思维语言，纯粹沦落为人所豢养使唤的卖艺道具了，动物轮回的叙事到了狗的时代已经结束，最后换成了作家的客观叙事来交待故事的大结局。这种渐行渐远的叙事极有张力，慢慢地流露出作家本人的一些历史观念和矛盾心理。于是，当我们将人畜混杂的故事阐述完毕以后，再回过来讨论阴阳并存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所有一切动物轮回的故事都来源于阴司地府的精心安排，当狗的灵魂回到了阴司见到阎王时，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堂上的阎王，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没待我开口他就说：
“西门闹，你的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心中，现在还有仇恨吗？”
我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阎王悲凉地说，“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但总有那些怀有仇恨的灵魂漏网。”
“我已经没有仇恨了，大王！”
“不，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得出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阎王说，“我将让你在畜生道里再轮回一次，但这次是灵长类，离人类已经很近了，坦白地说，是一只猴子，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希望你在这两年里，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然后，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
作家莫言笔下的阎王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五七干校，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端正，就安排他继续在五七干校里从事艰苦劳动，直到他彻底斗私批修脱胎换骨，才能放他回社会重新分配工作，也就算功德圆满重新做人了。那个阎王在阴司地府就是从事这么个改造灵魂的工作，其宗旨非常明确，就是要彻底消除人间的仇恨，把世界营造成一个浑浑噩噩的太平世界。这项伟大工程从一九五○年元旦开始启动，经过几代阎王的努力，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初见成效了。这是莫言创作《生死疲劳》的全部用心所在，也是他从文不对题的六道轮回的宗教概念中获得的叙事灵感，小说中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成为把作家的创作思想表达到恰到好处的叙事形式。但是，我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思想结果，也不甘心从小说里得到这样的阅读结果。我想了解的是，这个泯灭仇恨、因果报应的构思是不是作家莫言的全部思想？换句话说，莫言利用了六道轮回的概念来表述他的民间叙事，是否就完全地、不留下一点缝隙地接受了这样的宗教观念？《生死疲劳》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还是一个自相矛盾、有待发展的文本？
二
我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比照小说的副文本（扉页的题词）（1）与正文本来进一步探讨。
作家莫言在《生死疲劳》前煞有介事的题词是来自佛经上的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可是我乍读小说，所有的生动细节、幽默叙述、纵横捭阖的历史场景和切肤之痛的现状，所有一切，似乎都很难直接与“疲劳”的概念粘结起来，或者说，精力充沛的莫言特有的民间叙事形态掩盖了小说真正的主题——疲劳从何而来？莫言生龙活虎，莫言不知疲劳，他站在民间大地的充沛淋漓的生命元气之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生生死死，轮回不息，疲劳何来？再说“贪欲”，这是一切疲劳的总根源，生活悲剧之根本原因。这个理论我们并不陌生，王国维从西方搬来叔本华的理论，就是这样来解读《红楼梦》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这套理论搬用到《生死疲劳》，解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以土改为因，五十年中国农村艰难道路为果的话，我们仍然无法找出“贪欲”的隐喻所在：是地主西门闹的贪欲引起了杀身之祸？还是洪泰岳的贪欲导致了农村的土改？如果我们以农民蓝脸坚持单干为因，最终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为果的话，好像也难以解释：是蓝脸的单干道路是贪欲？还是洪泰岳的集体化道路是贪欲？好像两面都说不通。直到我读到小说第五十三章阎王与狗灵魂的对话时，才豁然开窍，再继续往下看时全无困难，作者意图渐渐地清楚了：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我想，这八个字才是莫言读佛经怦然心动的关键，也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动力。我们似乎可以用倒轧账的办法，来找一找谁是《生死疲劳》里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人，也就是莫言的理想中的人物。
真让人想不到，莫言仿佛是极不经意的淡淡一笔，写了一个人物，马改革。他是地主西门闹的亲生女儿西门宝凤与小学校长马良才结合所生的儿子，一个最没有故事的人物。莫言只是在小说临近结尾的时候，仿佛是突然想起来似地带了一笔：宝凤的儿子马改革胸无大志，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劳的农民，他赞成母亲和常天红的婚事，使这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引这么一段话，因为这是小说里唯一写到马改革的故事。读者读到这句话一定会感到一阵亲切，朴素到极点的话语，就像我们童年时代阅读过的无数民间故事的最后一句结束语，包含了普通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期望：不求高官厚禄，不求金银财宝，唯求美满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推究起来，这也是《生死疲劳》所描绘的世界里唯一幸存的好结果，莫言用了“幸福美满”这样平庸而温馨的语词来形容他们，这是他的小说里极少有的境界。如果我们将马改革与他的同代人相比：善良正直的蓝开放饮弹自杀，为的是爱上了表妹庞凤凰，有乱伦之嫌；浪子回头的西门欢和扮酷作妖的庞凤凰都是千金散尽，大彻大悟，抛弃了一切荣华富贵而街头卖艺，最后也在街头遭到厄运，一个惨死，一个产后死亡。但是他们俩实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一是西门闹的儿子、旅游开发区董事长西门金龙的养子，一是金龙与县委书记庞抗美的私生女，这一对小儿女看透了父母辈的贪欲如何生出邪恶，邪恶又如何生出不义之财富，而不义之财富只能给人生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这就是“疲劳”。所以他们兄妹俩自愿走出贪欲的世界，在街头卖艺中找到自由自在的含义，我们不由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最后撒手出走。可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孽并未消除，终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只有马改革，无贪无欲，宽厚孝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得到了善果。马改革赞同母亲的再婚，也算不上善事，然而他母亲之所以再婚，一来是常天红本来是她的闺中情人，二来是她元配丈夫马良才本来是个安分的农村知识分子，因一念之差辞职下海，受到了通报批评，竟恼羞成疾而死，可见在人生道路上，一丝一毫的贪欲也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西门欢、庞凤凰、蓝开放、马改革是七十年代末生人，他们由奢入俭，归朴返真，证明了莫言对中国的未来并非彻底绝望，不过这个微弱的希望，也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而获得的。
由此往上推究，我们才看得清楚，西门欢这一辈只是贪欲的牺牲品，而他们父辈一代，才是贪欲的直接体现者。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最贫乏的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物质的极度缺乏和精神的极度空白，造成了严重的精神贫血和鲜廉寡耻，无论是面对外部世界的物质财富，还是自己生命内部的欲火中烧，他们都毫无抗衡能力。莫言在小说第二十五章借狗的嘴巴说：五十年代的人是比较单纯的，六十年代的人是十分狂热的，七十年代的人是相当胆怯的，八十年代的人是察言观色的，九十年代的人是极其邪恶的。这恐怕不是指单个的“人”而言，指的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不幸的是，在一九九○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久久压抑的无意识毫无遮拦地打开了闸口，成为一种人欲横行的时代里，西门金龙这一代贫乏的人首当其冲。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毫无道德感也无所顾忌，对于时代给他们带来的亏欠怀有深深的怨恨和报复心理，所以，由他们一代人来担当“极其邪恶”的贪欲人格正逢其时。以西门金龙为例，他原来是地主的儿子，为了表现进步他不得不背叛养父，分裂家庭，以疯狂、残忍的行为，害死了其实是他亲生父亲的西门牛。从传统伦理的立场上说，这个人十恶不赦，毫无人性，但是在那个非理性的时代里，这一切不仅能得到鼓励，而且让他顺利混上了西门屯的领导位置。不过作家写这个人物时手下还是留了情，写他并没有完全泯灭良知，只是贪欲太强，灵魂与肉体都不得安宁。西门金龙后来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养猪场场长，改革开放以后亦官亦商长袖善舞，利用权力在西门屯的土地上开发旅游项目，把西门屯重新夺回到他西门家族的手中，终于逼得发疯的洪泰岳身怀炸药与他同归于尽。而另外几个同代人——蓝解放为情所困不惜放弃党籍官印，与比他小二十岁的春苗私奔，过起逃亡者的生活。庞抗美身为县委书记贪污腐化，终于东窗事发，判处死刑自杀于狱中。他们一个个都为贪欲所困扰所驱使，仿佛是地狱之鬼一样，挣扎在欲火烧烤之中。虽然蓝解放与庞春苗的爱情精神得到了作家赞扬，但在作家的价值判断中仍然属于“从贪欲起”之一种典型，所以最终不得善果，春苗遭遇了飞来横祸而身亡，连同所孕的婴儿。在这一辈人中唯有西门宝凤——地主西门闹的女儿，马改革的母亲，一个最为平淡、郁郁寡欢的女人，成为比较自在的农村赤脚医生。
生死疲劳，本来是指生、死、疲、劳，四种人生现象，皆源于贪，终于苦。现在我们来看西门屯的第一代人: 西门闹虽然自以为好善乐施仁慈多多，土改时仍然被当做恶霸地主枪决，冤气冲天，阴阳不宁，轮回在畜道继续遭罪不得超度，这是死之苦；他的元配妻子白氏一生是苦，三十几岁就被丈夫嫌弃，土改后丈夫枪毙，家产被没收，两房小妾都反戈一击另适他人，唯她被定了地主婆的罪，生不如死，这是生之苦；蓝脸一生热爱土地，因为坚持单干而受尽磨难，家庭破散，土地瓜分，连心爱的家畜都不能保护，驴被杀，牛被烧，终日劳苦于一亩六分的土地上，唯有月亮相伴。好容易捱到人民公社垮台，土地保住了，人们很快地又为贪欲所驱使放弃了土地，他亲手抚养长大的下一代一个个走到了他的前头悲惨死去，他那“黄金铸成”的土地最后变成了一片坟场，自己带着老狗躺到自己掘好的坑里，埋葬了自己，此人精疲力尽到了极点，这是疲之苦；洪泰岳一生宁左勿右，自以为是，一旦时代变化，理想成了镜中月水中花，他也随之发生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的错乱，所有劳碌最终一场空，可谓是劳之苦。生死疲劳之苦，在老一代的西门屯人中间一并俱全。洪泰岳与金龙同归于尽，在洪泰岳，是乌托邦理想破灭走上极端，在西门金龙，是恶贯满盈咎由自取，两者都有死的理由，但这样的恐怖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倒是更加值得人深思。洪泰岳是西门一家两代人的血仇之人，由西门金龙推溯到西门闹，可以想象作为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成员的西门闹，虽然本人或无血债，但是身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专制关系中的一员，他无法避免恐怖暴力冲突的发生，也无法避免个人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我们从小说开篇地主西门闹成为阶级复仇的牺牲品到小说结尾西门金龙与洪泰岳在暴力冲突中同归于尽，都看到了作家面对财富两极分化、贫富冲突激化时怀有的极大忧虑与悲天悯人之心。所以，他要用他在西门闹一代人遭遇中看到的“果”来警告西门金龙一代戒贪节欲，不要重蹈当年的历史覆辙，也就是从西门闹一代的生死疲劳追溯到贪欲之因，从金龙一代的贪欲中推导出苦相之“果”，贪即是苦，苦皆因贪，互为因果，互为因缘。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在西门屯三代人的命运演绎中全部都囊括进去了。我以为，这是《生死疲劳》最隐蔽的主题，也是作家直面当前痛心疾首的感受而后返诸历史寻找教训的创作本意。
或者有读者问：西门闹白氏为地主阶级成员，他们的贪欲为其阶级本性使然，在生死之苦报应前已有孽债，洪泰岳是权势中人也自有报应，这且不去说它，唯有蓝脸忠厚本分热爱土地，蓝解放为爱情而挂官印弃党籍在所不惜，这都是作家所同情所赞扬的自由精神之象征，怎么把他们也归入贪欲呢？我想这正是小说叙事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在小说的显性文本中作家确实是用赞美的笔调描述蓝脸的故事；作家对于蓝解放的婚外恋故事虽然语多讥刺调侃，但仍然是赞美有加。这是作家不加掩饰，读者心领神会，两无隔膜的。但是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了蓝脸坚持走单干道路引起的悲剧惨剧，第四部主要情节是围绕了蓝解放的婚外恋事件。而这些冲突事件的性质本身似无绝对是非可言，它只是体现了时代变化中不同观念的互不相容。因为观念的执著，惹出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一切悲剧皆从中来。从佛教的理念来说，两者都离不开贪欲的执着。蓝脸偏执于一小块土地，蓝解放偏执于自己的情欲，假如对此横加干涉，暴力扼杀，固然有悖人道，但一味坚持，偏执无悟，也是注定要劳苦终生，疲惫不堪，也如水中月镜中花，于己于人都是幻象。这在蓝解放和春苗的爱情悲剧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再以蓝脸为例，他坚持单干道路是因为抱定了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念：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应该说，这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派生的农民生活经验和伦理观念，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是一种理想，但并非是真正自由自在。蓝脸的形象告诉我们，农民是热爱土地的，但他爱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并非广义上的土地。对照贾平凹的《秦腔》中的夏天义的形象，他也是一个离不开土地，最后葬身于此的老派农民，但是他并不在意土地是属于集体的还是属于自己的，他只是本能地热爱土地热爱劳动，认定了农民只有靠地吃饭才是最可靠的。所以夏天义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宽泛，出于一种农民热爱土地的本能，而蓝脸的界限是热爱自己的土地。最后他在自己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吃不完，作为陪葬，都埋到了自己的坟墓里。这个意象似乎也暗示了土地最终成为蓝脸自我束缚的枷锁。因此，蓝脸父子的逆潮流而动都出于个人的欲望所驱，就个人的追求而言自有其动天地泣鬼神之伟力，但从一个大的境界而言，也只能看作是孽障未尽心魔犹在的证据。所以佛说，要少欲无为，才能真正做到身心自在。由于小说叙事复杂，作家自己的复杂心态也难以清晰表述，主题被掩埋在一般的历史事件背后，很难完整呈现。
三
很显然，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完全是来自现实的感受，作家借助于佛的说法来警告现实生活中的贪婪者们，警告他们这样下去不配做人，轮回里应该进入“畜道”受苦磨难。由此他追溯历史，推出了一部冤冤相报的阶级斗争的苦难史。对于作家这种宗教的历史观是否能够准确表达历史的真相，我不想做评论，因为任何作家都有权力从他个人的理论认识出发来解释历史，但我想讨论的还是一个文本的“缝隙”，即如前面所说的，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种形如枯木，心如死水的理想境界，是从宗教箴言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理想境界，还是莫言的心底里的理想境界？因为我们明明看到，莫言惯有的元气酣畅的文笔、稀奇古怪的艺术想象，以及充满生命肉感的语言艺术，与他在小说里所表彰的“幸福美满”生活的西门宝凤、马改革等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显然是不符合的。这种没有欲望，没有痛苦，也没有罪恶感的生活理想，是几千年来中国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下的道德理想标准，这种标准放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中，显然是苍白无力，或者说是难以为继的。小说第四十七章有一段对西门宝凤母子俩的正面描写，是从西门闹的生命转世者狗小四的眼睛看出去的：
在我所有的记忆中，她都是郁郁寡欢，脸色苍白，很少有笑容，偶尔有一笑，那也如从雪地上反射的光，凄凉而冷冽，令人过目难忘。在她的身后，那小子，马改革，继承了马良才的瘦高身材。他幼年时脸蛋浑圆，又白又胖，现在却长脸干瘪，两扇耳朵向两边招展着。他不过十岁出头，但头上竟有了许多的白发。
这就是西门家族里最安全、生活也最平静的一对母子，他们安贫乐道，少欲无为，但是他们的身心是否就自由自在呢？至少在小说文本里我们是看不出的。如果按照题词里的四句话的逻辑，那么这对母子是可以作为“幸福美满”的理想人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恰恰是被压在最底层，生活最困难，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没有发言权的人。如果阴司地府要把生龙活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西门闹，蒙了杀身之祸又不甘心，大闹地狱人间的血性人改造成这样了无生趣，形同狗猴，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只能是对于另外一种人有意义了。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到疯狂的经济竞争中，涌现了无数呼风唤雨的西门闹、洪泰岳、西门金龙、庞抗美等等剥削者、贪婪者、流氓泼皮、政治打手，贪官污吏，精心制造各种各样的罪恶；可是另一面，地狱人间共同携手，把无数蒙冤受苦的人打入畜道不许他们鸣冤叫屈，不许他们面对着不公正的世界喊叫和反抗，要他们从阴间转世前就改造得服服帖帖，这样的人如果通过轮回（改造）成批量地制造出来，究竟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比牲畜懂得一点是和非，生出一点知耻之心，也会对于罪恶的人和事进行抗争。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里引过一句西方作家的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2）。我觉得如果是按照“佛说”的四句话所推导出来的逻辑而言，那些阎王们在阴司地府里要做的工作，似乎就是要把人的心换成畜的心。这就使我又一次想起了《聊斋》里的席方平的故事里那些鬼魅们的勾当了。
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文本的“缝隙”，恰恰就在这里发生了意义：当作家莫言利用副文本的“佛说”来构思小说的叙事结构时，他不能不推导出这样一种“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理想标准；但是，作家莫言从一贯的大气磅礴的创作风格与他一贯的民间立场出发，他也许是不自觉地跳出了这个宗教箴言的逻辑和戒律，露出了连阎王也管辖不住、佛也控制不了的顽童的自在真相。那就是，西门闹的生命经历了畜道轮回，阎王小鬼煞费苦心后的投胎转世者，据说是已经忘记了仇恨的灵魂托生者——那就是大头儿蓝千岁，依然是一个喧闹不息、炯炯有神的怪胎式人物。小说第三十三章有一段描写
连续几天来大头儿的讲述犹如开闸之水滔滔不绝，他叙述中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时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的俘虏。为了不当俘虏，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讲说这伍方的来龙去脉，使故事向现实靠拢。大头儿愤怒地跳上桌子，用穿着小皮鞋的脚跺着桌面。住嘴！他从开裆裤里掏出那根好像生来就没有包皮的、与他年龄显然不相称的粗大而丑陋的鸡巴，对着我喷洒。他的尿里有一股浓烈的维生素B的香气，尿液射进我的嘴，呛得我连连咳嗽，我感到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又蒙了。你闭嘴，听我说，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有你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既像童稚又像历经沧桑的老人。他让我想到了《西游记》中的小妖红孩儿——那小子嘴巴一努，便有烈焰喷出——又让我想起了《封神演义》中大闹龙宫的少年英雄哪吒——那小子脚踩风火轮，手持点金枪，肩膀一晃，便生出三个头颅六条胳膊——我还想到了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那个九十多岁了还面如少年的天山童姥，那小老太太的双脚一踩，就蹦到了参天大树的顶梢上，像鸟一样地吹口哨。
这段绘声绘色、令人忍俊不禁的叙述，典型地刻画了蓝千岁神态中的一个“闹”字，他上蹿下跳，动手动脚，神通广大又粗俗不堪，极其传神地传递出文本叙事的特征。蓝千岁是西门闹经过了六道转世而后脱胎而出的生命体，但是性格喧闹如故，往事历历在目。其实蓝千岁才是真正的叙事者，小说第二部开始，就由他来说破轮回事，主导了文本叙事风格。这也就是说，阎王企图通过五次畜道轮回让他忘记历史忘记仇恨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的身体里依然保留了前五世生命的孽缘精神——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出现，对于阎王的轮回策略进行了消解，不经意中证明了阴阳两界改造灵魂的破产。其次是，蓝千岁是西门闹身后的两条生命链合二而一的产物，所以其生命遗传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了更大的丰富性。小说第十二章作家这样描绘：看看他脸上那些若隐若现的多种动物的表情——驴的潇洒与放荡、牛的憨直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机警与调皮——看看上述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那种沧桑而悲凉的表情……这就是蓝千岁的神态，它是全盘继承了从西门闹到各类牲畜的遗传因子，勇敢而霸道。“野气刺人”，这是作家对他的评价，这种精神状态要比默默劳作的马改革要更健康，更有希望，也更加符合作家莫言一贯的民间审美精神。除了继承了六世因缘的遗传以外，蓝千岁的父母是蓝开放与庞凤凰，蓝开放是蓝解放的儿子，庞凤凰是西门金龙的在大杏树下与庞抗美野合而生的女儿，因此他继承了西门家族和蓝脸家族的血缘。但这还不够，作家写道，大头儿蓝千岁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而是一个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指自发性或周期性出血，并且出血不止；病人经常要靠紧急输血才能挽救生命）。他需要黄互助的“神发”不断充血而活着，其构思别出心裁。或许作家莫言正是为了让蓝千岁患有血友病，才设计了黄互助的神发，并且有过一次抢救小狗的成功试验。但这种设计是有刻意的隐喻意图：蓝千岁完整地继承了三家血统：西门闹、蓝脸和黄瞳，如论文之一所分析的，这个人物将全盘继承西门大院的血缘。我们知道，这三家人在第一代是严峻的阶级对立关系，第二代是互为姻亲的秦晋关系，而到了第三代，共同承受了上代人的贪婪恶果，是患难与共的关系，而第四代——只有一个蓝千岁，成为融合为一的象征。西门闹的强悍，蓝脸的厚道，黄瞳的阴骘，都凝聚在他的身上。虽然有病在身，却是神奇之人——意味了对“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解构。其三，作家毫不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偏爱，这段叙述里用了红孩妖、哪吒、天山童姥等一连串中国小说里的神话人物来形容他，这些神话人物都是半人半神，兴妖作怪，不受三界的束缚，追求自由自在的境界。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人物更像歌德的《浮士德》里的“人造人”何蒙古鲁士，由他引导浮士德漫游古希腊，演出了浮士德与海伦的一场爱情悲喜剧；而在莫言的这部叙事里，蓝千岁（携同爷爷蓝解放）引导着读者漫游中国农村历史五十年，看到了惊心动魄也是稀奇古怪的种种现实与幻象，上天入地，贯通三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四，从大头儿蓝千岁的古怪形象上也可以与平庸老实、未老先衰的马改革形象作一个对照。但他是个不正常的怪胎，身体萎缩而脑袋奇大，生殖器粗俗而丑陋，前者暗示了其精神智力的丰富发达，后者象征了生命力的旺盛强悍，而偏偏肉身萎缩，不成比例。我觉得作家莫言创造出这么一个怪胎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形象，而恰恰是莫言自身夹在“佛说”宗教箴言与他自身的民间文化之间矛盾两难中而结成的怪胎。作家希望以佛教的轮回说来警告世人要戒“贪欲”，也就是杜绝肉欲享受，但由于对佛这一“说”理解过于简单肤浅，结果导致了头大身体小，智力超常而肚腹干瘪，这是形象一；又以莫言一贯的民间文化立场，生命如土地生生不息，天造地设，因而有生殖功能肥大威猛，筋骨彪悍，充满活力，这是形象二。两个形象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两头肥大而中间干瘪、四肢乱动上蹿下跳的怪胎。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这句话本身无错；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句话也没有错，但是结合在一起并且推向极致，就会推导出马改革的干瘪无力的形象，再急以生命力充沛强盛的民间文化来补救之，但如不协调不得法，就会出现大头儿蓝千岁的怪胎形象。本来气（精神）血（生殖）两旺是要靠身体来贯通，身体不壮则会气血两亏。所以我以为，大头儿蓝千岁是作家莫言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但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形象——他综合了由阶级斗争到全民和谐，由经济发展到贪欲无度的种种因素，企图有所克制，走出怪圈的过渡——而不是理想与圆满的形象，大头儿应该利用他的硕大的脑袋去思考，并利用孔武有力的生殖器去努力，努力创造出一个新的更加合理的下一代。在这个意义上，《生死疲劳》的叙事如同它的叙事形式一样，并没有最后完成。
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完成于黑水斋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注释：
（1）据法国文论家热奈特的解释：“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他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第71页，史中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生死疲劳》中副文本是作家的题词，但作家题词内容来自“佛说”，也就是某种典籍，在我的文本细读的理论中，属于“阅读经典”的范畴。（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一讲，第13-15页）
（2）巴金：《随想录》合订本，第3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