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穿越沼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8 次 更新时间:2010-09-26 18:13:33

汪丁丁 (进入专栏)  

  

  这是一张用刀刻出来的脸。深陷的眼眶,紧张地向前凸起的额头。前额中间从上到下切了一刀,刀痕上方深入到一头剪成半寸长的白色短发里,头发一根根竖着。两条暴起的青色血管从太阳穴斜贯到浓重的几乎拧在一起的眉梢旁。脸颊上满布着坚硬的纹路。高颧骨,鹰鼻和一副典型的意大利下巴。我被这样一张饱浸了苦难和坚毅的脸震撼了。我被震撼因为我感到那受难者的高贵灵魂的力量,我被震撼因为那足以洞见人类灵魂的却因饱经沧桑而愿意包容一切的目光,让我一瞬间便明白了什么是人格的伟大……

  

  1950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约翰和安妮,谨慎地尾随着他们的向导,悄悄走进奥地利与匈牙利边界的一大片沼泽地。这里流传着许多让人胆寒的故事。大沼泽的妖怪们会从脚下冷不防将你拉进深渊,他们喜欢把人从里到外灌满泥浆再吞噬下去,就像北京人喜欢把油条泡进豆浆里那样吃。即便你侥幸没有碰到这些妖怪,小心你的向导,这些向导有着背信弃义的恶名。他们为了双倍的报酬将那些依托于他们的可怜的逃亡者出卖给秘密警察。在这令人望而却步的沼泽地的周围,是国防军的巡逻队,他们只要看见有人穿越沼泽,就开枪射杀。这些被意识形态完全扼杀了情感的人,他们的同胞正是为了逃避他们的伤害不得不穿越这片大沼泽。可是在沼泽地的那边,静静地等候着逃亡者落网的,是苏军在奥地利苏方托管区埋下的无数地雷。没有人知道这些地雷埋在什么地方,没有向导知道沼泽那边有地雷区。至今,冷战已经结束了十年,那些地雷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

  

  三年以后,悉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夜校教室里。刚刚干完一整天体力活儿的约翰走进来坐在最后一排,他没有课本,必须依靠自己的笔记来复习每一天的课程。这儿的澳大利亚人很少见到从东欧出来的学生,这儿的学校也不承认东欧国家的学位,这儿班里的学生对约翰的遭遇一无所知。他除了个头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同学竞争之处——他还在学习英语,他看上去极其贫困,他固执,沉默,不好交际,他提出的问题总是太深奥,带有浓烈的哲学气味,这一点连老师也感到厌烦……

  

  又过了三年,斯但福大学经济系阿罗教授办公室,门口出现了一位削瘦而严肃的年轻人——约翰,他刚刚得到一笔足够生活两年的洛克菲勒奖学金,报考了斯但福大学博士研究生。阿罗对这个雄心勃勃计划两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来自匈牙利的已经并不年轻(那年他36岁)的学生,除了鼓励和热心指教以外,还怀着敬意。阿罗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海深义的情况(参见阿罗为海深义著《伦理学、社会行为与科学解释论文集》写的前言):“当约翰·海深义来到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候选人时,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麻烦这一趟,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要从我们这里学的了。他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学者;除了发表过几篇经济学论文外,他 [1953年和1955年发表]的两篇[关于基数效用的]论文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了,而且以他的原创性和把哲学眼光结合在高度技术性的专业语言里的能力震撼了我”(K.Arrow's “Foreword” to 《Essays on Ethics, Social Behavior,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Reidel publishing House,1976)。阿罗读过约翰的学术简历,他知道,约翰有一个地道的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在英语里博士学位叫做“哲学博士”,这是中世纪的文化遗产),有相当于硕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历,还有化学方面的良好训练(约翰的父亲战前经营着一家化学企业,约翰出于尊重父亲的愿望而取得了化学学位并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但在社会主义匈牙利私人企业是难以生存的)。深研过思想史的阿罗还知道,约翰早年就读的那所布达佩斯特路德语法学校是欧洲最好的学习数学的学校之一,天才的冯·诺意曼就是从那里毕业的。约翰在那里就读时,于1937年得到了匈牙利全国高中数学竞赛第一名。以匈牙利中学的数学教育在当时欧洲的声望,约翰取得的这个“第一名”意味着他可以成为欧洲一流的数学家,约翰至今佩戴着得到那项数学大奖时授给他的一枚戒指。不过据他的好友和共同分享了 1994年诺贝尔奖的德国的塞尔腾(Reinhard Selten)教授回忆,约翰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数学家,他更加感到兴趣的是数学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的兴趣在最近几年海深义的研究作品里得到展现(他正在整理出版自己的数理哲学著作)。约翰的数学训练充分体现在他来斯但福大学的那年写出的证明纳什定理与休顿定理的数学等价性那篇文章里。1958年他果然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期返回澳大利亚,在那里的最高学府——堪培拉国立大学做高级研究员。但是他觉得那里离学术中心太远了,尤其是博弈论,当时在世界上研究博弈论的中心是兰德公司和那路撒冷大学。博弈论学家们的学术会议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参加(1965年的世界博弈论大会,有十六名参加者)。澳大利亚学术界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博弈论的发展潜力,约翰决定再做一次“战略转移”——到美国去。尝试过这样做的人知道,那绝非易事。但约翰和安妮是从沼泽地里走过来的。

  

  十年以后,1968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约翰·海深义,以自己的三篇连续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证明了任何不完全信息博弈都可以转化为完全信息(但不完备)贝叶斯博弈。由此,博弈论在被不完全信息的问题阻碍了多年之后开始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工作在1994年,在博弈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家们由以研究“理性选择”这一独特的人类现象的基本工具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所以,价值理论是这顶皇冠中央的那颗宝石。价值理论经历了古典。近代和现代三个形态。它的古典形态是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塑造的;它的近代形态是由瓦尔拉,斯拉法,阿罗和德布罗塑造的;而到了现代,人们认为博弈论已经足以将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表示为自己的一个“特例”。至此,傅弈论语言已经成为分析人类理性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西尔顿(塞尔腾)教授编辑的庆祝海深义七十诞辰的那本书的标题是:《理性交往》(Rational lnieraction:Essays in Honor of john C. Harsany,Springer-Veilag,1992年)。在导言里,西尔顿教授这样写道:“博弈论可以被描述为关于自利的个人的理性交往的理论。 ”海深义从博弈论基础出发,在三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体系:(1)决策与博弈论;(2)新效用主义伦理学,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3)贝叶斯主义认识论。海深义在六十年代初期据此对波普的科学哲学提出过精到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得波普(后者从那时起始终与海深义争论这个问题)在晚年(1993年)终于修改了自己的哲学(参见波普最后的著作《趋向的世界》)。

  

  读过海深义著作的人,可惜这样的人不多,都会为他博大精深的“体系构造”而感叹。难怪西尔顿教授为自己(上引著作中)文章写的标题是:“约翰·海深义—— 体系构造者与概念创新者”。这位在知识结构上同样博大精深的德国教授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文章:“约翰·海深义是我们时代可数的几个体系建构者之一,……”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你必须去读海深义的原著,不过,你也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一位德国教授,而德国教授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你知道的几位——在这个世界上素来以建造他们各自的体系著称,如果你建造的体系不是确确实实的博大精深,他们会不客气地告诉你那只不过是喜玛拉雅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而已。德国人告诉过英国人,他们英国的学术有着狐狸般的聪明,而他们德国的学术有着喜玛拉雅般的智慧。这后来被艾萨雅·柏林写在他那本广为人知的哲学小册子里。在英语里,“聪明”与“智慧”有重大差异。人们常说:“你不可能既有聪明又有智慧。”在汉语里,“聪明”被认为几乎就是“奇技淫巧”,“丈夫不为也 ”。而“智慧”则有如“携泰山以临北海”般的气魄。由于聪明与智慧不可兼得,由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不喜“奇技淫巧”,所以科学在中国一直难以发展。

  

  海深义是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博士,而且是一个疯狂汲取知识的博士。据西尔顿回忆,海深义曾经去听一个僧侣用拉丁语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海深义不仅纠正了波普的逻辑错误,而且指出康德的一个重大错误。海深义论证说:数学命题的实质是“后天综合”而不是康德所论证的那样“先天综合”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耐心等候海深义教授即将出版的数理哲学专著,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按照海深义的理解,数学命题,于是一切从公理体系里推演出的逻辑命题,其实质是“ 后天综合”。那么,博弈论体系,以及一切经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体系,就必须在理论本身的构造里不包含任何经验的东西。当我们需要检验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理论之外,加上一组描述现实世界的假设,从而可以得到一组包含了经验内容的命题(注意,这样的立场更接近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而不是波普的方法论)。也正因此,海深义论证说,科学发现的过程基本上,几乎必然是,依照贝叶斯条件概率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贝叶斯条件概率”,你只好自己去看书了)。换句话说,哲学家海深义将贝叶斯方法视为与人类逻辑推理的“后天综合”性质完全一致的唯一的方法。我阅读他的原著时(参见John Harsanyi,Rationai Behavior and BargainingEqILilibrium in Canies and Social Situ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在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个瞬间,又一次为他的思考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我觉得这两种特性共同导致了思考的体系性(systemicity)——而感到震惊。

  

  按照诺贝尔授奖仪式的惯例,海深义和妻子安妮应邀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星期的庆典,时间定在圣诞节期间。每年这个时候的“诺贝尔星期”都是瑞典人最隆重的节日,他们对诺贝尔奖的感情就如同巴西人对足球的感情一样。

  

  依旧削瘦与沉默的约翰。和伴随他历经沧海的安妮,每次我想到他们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的那个星期六,都会在脑海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1944年底的这个时候,整整半世纪以前,在欧洲一个无名的小车站,那是从匈牙利境内的纳粹劳动营开往奥地利恶名昭彰的备有毒气室的集中营的火车必须经过的小站,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居然成功地逃走了。据说约翰是唯一从这里逃脱的人,据说他在劳动营里结识的所有的伙伴们都死在那个奥地利集中营里了。战后,约翰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读他的博士课程,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并且在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当老师,在那儿他认识了安妮·克劳怕尔,她是心理学系的学生。选修约翰讲的社会学与哲学课程。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不过在1948年的匈牙利,情侣们在获准进入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应当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对方的政治倾向。这对安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约翰在博士论文里批判了马克思,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思维错误的逻辑结构》。我在德国的时候偶然注意到,专业哲学家们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人类思维错误里面的“逻辑结构”。海深义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哲学家。在这样一篇论文里,他列举了许多思想家犯过的思维错误,其中,令人遗憾地也包括马克思。匈牙利,是称雄一时的奥匈帝国的半个主体,对欧洲辉煌的文明贡献卓著。镶着银边的白色的布达佩斯特宫廷,那几的领袖们在苏联人管理的大家庭里享有"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即便如此,匈牙利的党组织也无法容忍像约翰这样公开声明了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被大学解雇了。他或许可以在中学教书,不过他无法忍受非学术性的工作。

  

  安妮不肯退让,她爱着约翰。当时在匈牙利的大学里,同学们每天必须有一段时间公开讨论自己当大的政治表现,类似于我们这里发生过的“早请示,晚汇报”。当人类必须变得如同机器人一样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类似“早请示,晚汇报”这样的思想控制,这是控制人与控制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安妮每天早上都受到同学们的政治批判,因为她爱着约翰……

  

  逃亡是安妮的主张,为了爱,为了那不必经过政治审查的婚礼。男人的伟大在于他们更多地只是思考,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更多地只是去爱。逃亡是铤而走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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