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1985-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制定中的悬念种种[1]

——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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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简目:

  悬念之一:技术商品化与中国自然经济传统文化的碰撞

  悬念之二:来自经典理论的困惑

  悬念之三:来自知识经济理论的暗示

  悬念之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中阻碍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诸多因素

  悬念之五:从起草到颁布实施过程的曲折和机遇

  

  主题词:技术合同法、改革开放30年

  

  本文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济改革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得以成功起草和颁布。这是一部既顺应国际潮流又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部法律?起草者当时面临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具有创新特点?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遇到过那些挑战和机遇?当作者试图向人们描述其间的种种耐人回味的经历和悬念时, 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当初“摸着石头过河”的点点滴滴。

  

  英文提要(Abstract):This paper is written for memorializ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ing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hen we look back on the period of the 1980s, based on an unusual and complicated social background, “Technology Contract Law of PRC” was successfully drafted and promulgated. It is a law which either matches globalization and also carries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Why did China want this special law? What wa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at the time? What ki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ad the drafting group faced? When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ose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readers can see China really has followed the notion of “ Crossing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

  

  正文:

  

  近百年来,在中国的法律词汇中,大量充斥着西方的舶来品。

  1987年11月1日,曾有一部名称新颖的法律在中国正式颁布实施,它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2]。与此同时,一个在国际范围内颇具创新色彩的法律词语悄然进入中国人自己的法律词典,这个词叫做“技术合同”。

  肇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规模中国社会改革,始终是以点带面的方式渐进展开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农村体制改革走在了城市体制改革前面。在城市体制改革中,科技体制改革又走在了企业体制改革的前面。其中的每一步,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这部法律就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潮汹涌起伏的过程中起草和颁布的。这是一部既顺应国际潮流又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部法律?起草者当时面临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具有创新特点?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遇到过那些曲折和机遇?当我们今天试图向人们叙述这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时,竟不觉发现,其中的很多悬念必须从头讲起。

  

  悬念之一:技术商品化与中国自然经济传统文化的碰撞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并没有技术商品化的传统因子。合同(或称契约)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得以实现的法律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合同制的产生和发展,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其强大的经济动力。其中,技术商品化是技术合同产生的前提条件。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基本上经历了两种类型的经济状态:一是自然经济,一是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是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智力在生产要素中占了主导地位,小生产者仅靠感性化的科学知识便足以维持其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生产者力所能及的靠经验就可以解决,他所不知道的恰恰是他无能为力的,因而理性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里找不到适宜自身蓬勃生长的土壤。

  如果以中国社会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点和封建专制统治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自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出如下几个特点:

  1、科学技术的社会地位极为低。在古代中国,除了家传的天文,算学外,社会上重文章诗书而轻科学技术,“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在儒家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日标和自我道德修养上来了。直至近代,冥顽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们,还斥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对其不屑一顾。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中国只能作为节日的渲染,指南针则成了风水先生的法宝。几千年来儒家因循守旧,崇尚“义理”,轻视“方技”的价值观,严重阻碍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2.科学技术的物质产品可以作为商品,但是技术本身却不是商品。由于科学技术被长期封闭在一个个具体的狭隘行业中,靠自身的经验积累发展着,很难进入社会规模的应用和转移。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封闭型社会经济格局,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缺乏系统性、继承性,但却具有分散性、经验性的特点。“祖传秘方”,技术保密,“父子秘传”,行会师授或官营垄断,成为小生产者自保生存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关于“庖丁解牛”、“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的寓言故事,不仅表现出技匠们熟练高超的技艺,而且也反映出这些古代技艺的封闭性。在中国历史上,技术失传的例子不胜枚举。

   3.惯于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推广和应用技术成果。古代技术的凝固性和封闭性,首先带来的就是技术传递和推广应用上的困难。偶有崇尚实务,从谏如流的贤明君主,也只好动用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甚至刑罚手段,强行推广科技成果。例如,汉武帝曾经任命赵过做搜粟都尉(主管农业的官吏),下令推广赵过发明的新农具和新耕作方法。元忽必烈帝曾命中书省“余农桑之事,列为条目”,并在1270年颁布了《农桑之制》十四条。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专制和皇朝的分治政策阻碍着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竟使无数珍贵的科学技术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同归于尽.

   4.对有限的技术传播与交流缺乏契约法和商业法的有力保证。任何商品交换都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交换双方必须遵守契约,即社会经济的某种共同规范,一旦发生争执,要有权威性的制裁机关来处理.这一点不可能依靠古代商品经济本身来保证,它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存在,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任何一代王朝都无法弥补这一缺陷。以“重刑轻民”为特征的封建法律,往往视技术传播与应用为私人琐事,历代法典通常不加规定而听任习惯法的支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结构的要求是:它必须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富于开放性的系统,必须有一种能够最大限制地调动人们利益动机的制度。商品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开放系统。在这里,单凭劳动者的体力和经验已经无法驾驶这个系统了,只有作为理性知识的科学技术才能够运筹整个宏观大局。因此,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劳动过程里占主导地位的体力因素将不可挽回地让位于智力因素。如果说自然经济的时代是一个体力竞争的时代,经验制胜的时代,那么,商品经济的时代就可以说是一个智力竞争的时代、科学繁荣的时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必须要打破自然经济中技术部门之间以及技术与社会联系之间的狭隘壁垒。商品经济一次又一次强烈的需求冲击,迫使技术向社会发生大规模转移。资本把技术还原成一般等价物,并用纯粹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们的价值。这使得科学技术从一般技艺和狭隘分工中相对解放出来。资本使“工匠们成为雇佣劳动者,即把他们的技能和人体一起转化为商品”。对于古代的技匠们来说.这是失去他们自古以来就引以自豪的技艺的痛苦过程。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开始解脱古老绳索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伟大开端。所以,资本主义作为—种历史的进步,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的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3]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之所以要使用“技术商品化”这一提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技术从一般的工匠技艺演变成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形式,需要经过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技术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它是随着近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商品属性的。在此不难看出,技术商品的演化过程比较物质商品的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技术作为商品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愿,用不着我们去人为地使之“化”为商品。然而,不能不看到,千百年来人们对物质形态的商品,已司空见惯,而对技术商品则熟视无睹。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长期以来,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更是长期不被承认和遭受忽视,致使相当多的人对技术商品感到陌生和疑惑。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提倡技术商品化,只是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人为地把技术非商品化了,致使我们的国家在技术商品交换领域中一度落后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

  

  悬念之二:来自经典理论的困惑

  

  在八十年代,当人们试图从事一项改革实践时,往往必须要从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中找到答案。这是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没有充分体验过的。

  在我们思考技术合同的立法实践时,我们也试图从经典文献中探究依据,但最初的尝试并不乐观。

  我们遗憾地发现,在马克思博大而恢宏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提出技术商品的范畴。马克思在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和货币的起源时曾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所以,有些人以马克思这句话为根据,认为凡是商品都应当是有形的物质产品,而知识形态(或信息形态)的技术不是商品。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学研究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技术的商品性持否认态度。匈牙利学者法卡斯在一篇题为《科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基础》的文章中指出:“科学(泛指科学和技术——作者注) 不是—种商品,并不满足市场的需要,它的价值不能用的货币表示的、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测量,因为它没有交换价值,仅仅积蓄了使用价值。”

  有趣的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其实并没有使商品的概念孤立,静止地停留在“物”的概念上,而是随着自己研究对象的变化,将商品的概念不断扩大到了“物”以外的范畴。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剩余价值来源时,把劳动力这种无形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视为一定条件下的特殊商品。

  其次,马克思在研究运输业时,又一次突破了商品是物的概念,指出,“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4] 由此,物的“移位”.也是一种商品,

  最后,马克思还将“服务”视为一类特殊商品。他说:“……由于这种劳动的自己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5]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的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他老先生的意思呢?在这里,我们毕竟已经不经意触摸到了一个棘手的深层理论问题,这就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疑问。

  依照剩余价值理论,商品价值的产生是由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的。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因素和管理决策这类软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重要性考虑进去。依照马克思的本意,只有工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除去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报酬后的剩余部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我们一旦默认或承认这种无形的脑力劳动的产品也可以成为商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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