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爱与美:与程抱一的对话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1 次 更新时间:2010-08-17 15: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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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 (进入专栏)  

  

  这是关于美、艺术与善的论题的对话;对话分八次在法国巴黎的不同场合断断续续进行着。对话的导火线或起因,固然是由于程抱一先生的小说《此情可待》将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但不仅仅如此而已。实际上,对话者双方,长期以来,出于对人的生命及其艺术审美性质的关切,一直进行着环绕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和宗教问题的探讨,穿过中外思想文化及艺术史的各种文本及作品,特别是参照中国及西方许多思想家对于艺术、宗教、文学、哲学以及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经验,使对话者双方,伴随着对话的深入,一方面,亲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灵冲击,甚至不时引起灵魂深处那些维系生命最敏感的心弦的激烈震荡,推动着对话者自身精神境界的一再超越和升华,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社会、历史、哲学、艺术及宗教的深奥本质,获得层层深入的认识,开拓了自身的创作视野,似乎经受精神“炼狱”的磨炼,时时尝受无尽的精神苦恼,但又同时感受到难以言尽的思想创造的愉悦和审美乐趣;而且,由于这些精神体验,在更大的层面上,往往难以通过语言表达,这使对话者自身陷于一次又一次思想情感的激烈矛盾,并激起内心不断更新的探索欲望和创作欲望。这种创作欲望和热情又推动着对话者双方,层层超脱原有的心灵约束,强烈地期望朝向无限的世界开拓新的生命方向。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不折不扣的创作契机和动力,也成为对话者双方获得思想解放和审美愉悦的生活途径。

  其实,“对话”越在《此情可待》的范围之外广阔地展开,它对《此情可待》的内容以及由此引起的许多关于审美、生命和艺术等问题的认识就越深刻和越广阔。

  所以,对话的展开,虽然由于时空有限范围的强制性约束而经常中断,往往呈现为片段式的思想碎片,但对话者本身却感受到“对话”本身的独立创造生命力及其自律性运动,使对话本身甚至以具有独立生命的“第三者”的身份和角色,不但主动反过来一再地介入对话过程,而且还直接启发对话者双方的思路,使对话者领受到对话活动本身的恩宠,获得自身生命的一再重生。

  因此,这篇对话尽管是在两个自由的和特定的思想生命体之间进行,但对话的内容及其内在的创造力,远远地突破对话者双方的生命界限,导向中外艺术及思想史的广阔领域,并由此又趁机进入到中外思想史上的许多著名文献以及卓越的艺术作品;在那里,掀起了关于美与艺术的深沉反思波涛,也自然而然地从艺术王国的神秘底层,飞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触及人性的最不可测之处,然后,又回过头来,通过艺术的中介,涉及《此情可待》的小说情节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在《此情可待》的具体章节的文本结构中,试图探索文本的复杂结构中冒现出来的故事人物的情感世界及其实际遭遇的意义。

  由于对话的多次性和非连续性以及对话双方各自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的表述风格,使这个多场展现的对话,无法以惯用的陈述方式表达出来。实际上,也没有必要遵循传统的叙述途径再现对话的内容,因为这一切都只能破坏对话本身的创造生命力。

  为此,对话双方同意以对话自身的自我展现方式,由其自律的生命力,任其自身客观地延伸已经展开的对话内容,并继续通过对话自身自我展现的方式,使对话能够在读者观看《此情可待》的具体脉络中延续下去。也就是说,对话既然已经开展,它就由不得对话者双方的个人主观意愿,一方面,对读者来说,读者自身可以任凭自己的思想脉络和思路,将它引申下去,从而使这篇对于美和爱的探索的对话,成为非原有对话者所独占和私有的“精神财产”,而是成为读者们在新的阅读和思考环境下继续开放地展开的美的开放性探索;另一方面,对话自身又可以由其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逻辑,通过文本自身以及文本间的自我穿插和渗透而以延异的方式进行重建和开拓。

  如前所述,这场围绕“爱”与“美”的对话,先后进行了八次。具体地说,它由2006年春的寒假,经过同一年夏季的暑假,再延续到2007年的寒暑假,直到2008年春季的寒假为止,先后在程抱一先生的两个巴黎市内寓所、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Editions Albin Michel)的会客室以及巴黎“中国乐园饭店”的餐厅中进行。

  

  一、 《此情可待》所显现的历史画面

  

  《此情可待》所描述的,用程抱一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两位无名人物在明朝末年的爱恋之情”。小说回溯了400年前明末时代所发生的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以“无时间性”的爱情主题,展现了一对恋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恋爱激情所产生的“爱”的无限生命力,而在此动人心弦的爱情中,还凝结着同时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明末一群文人志士的理想和可贵情操。

  谈到这个问题,程抱一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首先可以说的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人间的恋情,甚或激情,故事发生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所以叙述的口吻、笔法,均设法依循那时人物的意识与情怀,如明末作家在他们的白话小说中所显示了的。以今日的眼光去看待,也许会觉得那些人物过于幼稚、单纯,过于多愁善感,约束而不奔放。我们作为现代人,当然自认远比他们进化、开明。不论在知识或在感情上,我们都达到高度的复杂和微妙,怎可与那些人物的‘落后’作同日语呢?可能也正由于此,我们极易成为那看透了一切的犬儒派。我们讲究卖弄、俏皮,失却了那些人物的某种天真的想望,某种执著的钟情,某种孩童般的对不期而遇的事件发生惊异。这里,至少有一点值得我们惊异的是,在那样封建落后、礼教压制的时代,两位无名的情侣,除了活过一段特殊的儿女私情,他们所真正展示了的,竟是人类精神潜在地具有的最高境界:开向无限,开向永恒的神往境界。这境界,我们今天仍保留了么?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则重温一下这旧时代的故事,也许是值得的。”

  显然,程抱一先生试图通过《此情可待》的写作和出版,重演明末时代珍贵地一次性显示的历史画面,并通过它,也重演在真爱过程中才能充分显现的人间真情的永恒价值。因此,只有首先理解《此情可待》所描述的故事情节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够比较恰当地体会书中所发生的爱情故事的真正价值。

  明末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表现在可以看得见的表面现象,例如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方面的转变,而且也隐含在不可见的精神生活和人们的心态结构方面的变化。精神生活和心态结构方面的变化又更复杂地体现在情感、生活品位和各种爱好等内心秉性因素的转变。

  现代的年轻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新时代,离开明末社会和文化似乎很遥远,甚至会产生一些费解和误解。

  实际上,明末的中国正处在剧烈变动中的历史转折时刻,虽然社会和个人的状况都极其复杂,但总的来讲,当时的社会依然在缓缓地朝现代社会过渡和发展:一方面,朝廷的统治充满腐败,各种“酷吏”及宦官横行,百姓深受多层压迫,民不聊生,以致酝酿和导致各地农民起义,但另一方面,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在人民中间不乏萌生自由思想,而在情感方面,也正孕育着独特的人文伦理价值和异于传统的浪漫情操。这一时期的人们心态和情感世界,与西方的启蒙前夕相比,毫不逊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和顾炎武(1613-1682)等思想家,已经明确提出批判君主专制的自由思想。此外,更重要的是,明末文人的情感变化还包含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特有性质,并同时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因素。对后一方面,当时已经纷纷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文人和知识分子都有所关注和赞赏。因此,当时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虽不肖盛唐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繁荣,但依然存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土壤和种子。

  更具体地说,明末清初,中国虽然在政体上仍处于封建专制,但是这一时期,南方沿海省份的对外开放,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自由市场经济也略见端倪。从1405年起,郑和(1371-1433)在28年间其次远渡重洋,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至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成就了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自由贸易自然孕育了自由的思想。因此,明朝末年,一方面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矛盾剧增,动乱连年,为社会制度崩溃状态下的束缚松动创造条件,促进了思想解放和个性发扬。这种现象,似乎重演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期的某种特点,如秦末、汉末、唐末,乃至清末,皆有类似现象。环视西方历史,如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也显示了类似特征。

  另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在思想上,西方自由精神之风也悄然吹入中国,其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逐渐渗入到中国一批文人志士圈中,使此前多年悄然滋生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有所发展。

  由于个人自由思想的发展,在婚恋方面,部分年轻人不再把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当作理所当然的标准,他们开始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寻找爱情。《此情可待》中的道生和兰英,就是很典型的一对男女。

  大家从《此情可待》所描述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他们俩出生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接受过不同的传统教育,但他们居然可以在无言面对时,一见钟情,并一生永远忠实于自己所选择的爱情。

  弥足珍贵的是,这种中外对话更多地是采取个人间具体接触的途径,使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带来了单纯的书面文字阅读和语言对话所产生不了的神奇效果。根据西方传教士带回西方各国的文字记载,他们出入中国文人宅居的各种庭院,甚至乡间茅庐,相互间促膝把酒、吟诗、共话,切磋心得体会,亲身融入中国文人的生活中去,体验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中国文化传统礼仪。在中外文人相互交流中,在他们对人类各种自然和文化现象的探讨中,在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品赏中,这些西方来的使者不仅领略、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而且还为中国带入了西方的文明。

  显然,对话在个人间面对面进行的时候,一方面,对话双方借助于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谈话双方又从对话者可见的脸部表情、眼睛的传神以及手势动作等极其细节的表演,体验到情绪波动,达到单纯的语言文字交换所无法交流的深层,达到无形的、然而又非常触及灵魂深沉的心灵交汇的程度,并由此萌生出许多新的感觉及情感,远远地超出对话者自身所预想的结果,真正达到双方精神超越的程度。

  《此情可待》中这对相互产生爱慕的恋人之间的极其浪漫和脱俗的故事,正是程先生从这批在中国留下足迹的西方思想家们遗留的文化宝藏中发现的一颗明珠。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明末时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还可以参考处于从中世纪转化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期的西方社会的状况。通过这种比较和类比,我们也许可以更具体地展现已经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遗忘掉的明末社会的特征。

  我们所参考的这段西方历史,是由法国年鉴学派所写的《私人生活史》第三卷,即该书的‘激情篇’。这本书讲述了类似于明末时代所发生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激情故事。

  在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的是情感方面的内心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的转变导致私人生活领域的产生,导致私人生活空间逐渐从公共社会的空间中分离的倾向。

  我们可以发现,在过渡期前的中世纪晚期,个人陷在封建的公共团体生活中,融入到某一个或强或弱的功能系统中。作为某一封建领主庄园或某一部族的成员之一,或是束缚于一定的臣属关系中,个人及其家人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

  按照现今或现代其他时期所理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的语义,这个世界既非公共的,也非私人的。简言之,私人与公共混淆不分。

  正如诺贝尔·埃利亚斯(Nobert Elias, 1897—1990)所表明的,日常生活的许多行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历史的流程中,始终采取有节奏的方式循环地持续下去,而且,它们基本上都发生在公共场合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一方面可能被限定在个人行动所限定的社区内,即村庄、城镇或城市,另一方面,是表现在一些彼此相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相互了解,时时都能看到他人的生活,因此,日常生活可以比较不受拘束地显现出来。于是,在这些世界之外,就是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人们居住的未知领域。对人们来说,唯一的居住空间、唯一受到法律管治的空间,就是公共空间。

  但是,问题在于:即便在人口相对稠密的时期,上述那些社区里,仍然存在着许多供人想象、并在结构上稍微比较松散的“私人空间”。这些地域为人们所共识和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保护:如窗户一隅、门廊一角、果园深处的僻静地点、森林里的一块空地或小棚屋里。正是在那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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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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