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结构主义》新版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1 次 更新时间:2017-08-06 1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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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 (进入专栏)  

   编者按:

   自20世纪50年代起,列维-斯特劳斯和他所奠定的结构主义轰动了整个欧洲,演变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它不仅是哲学的, 也是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学艺术的、更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及历史新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本书从结构主义的渊源、形成及发展,综述它和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引导我们进入结构主义极具革命性的、丰富有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心。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特聘“海外名师”,2010年8月至今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2004-2010年7月为同济大学特聘华裔法籍专家,时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精通英、法、德、俄及印尼文,近30多年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持续进行实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观察分析及学术调查研究,长期从事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目前的研究重点方向为:(1)当代法国哲学;(2)德国哲学史;(3)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艺术评论。

   主要著作:《福柯的生存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流行文化社会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毕加索与当代艺术》,人民出版社,2014;《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对话》(Le Dialogue),与程抱一院士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结构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高宣扬文集,10卷本)。

  

高宣扬教授一家与列维-斯特劳斯伉俪合影,1990年

  

   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生命生成过程活生生的实录,都是生命自身由其存在付出的努力所凝结的历史的再现。这些故事聚结了生命的自我创造经验,同时也分享生命本身的内在感受及能量,生动地记载了生命本身所饱尝的苦与乐,也有能力靠其自身分有的能量而独立存在,并在一定情况下重新出发,再次生成其自身的生命新故事。

  

   一般地讲,每一个存在、每一本书、每一个思潮、每一个哲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奇特性,每个生命以其自身个体的奇特性展现出妙不可言的生动故事,使生命本身显示自身珍贵的唯一性。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高宣扬文集》总序中说,“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

  

   实际上,不只是我的书,世上其他所有的书,其他所有的事物,作为个体的存在,都会有其各自不同的故事。正是生命及其故事的唯一性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交换的至高无上价值,使生命自身从诞生的时候起,就由此获得崇高的尊严,既显示出生命无以伦比的个体性,昂然耸立于世间,又展现其无限发展的前程及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呈现出生命个体的独一无二性。

  

   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生命生成过程活生生的实录,都是生命自身由其存在付出的努力所凝结的历史的再现。这些故事聚结了生命的自我创造经验,同时也分享生命本身的内在感受及能量,生动地记载了生命本身所饱尝的苦与乐,也有能力靠其自身分有的能量而独立存在,并在一定情况下重新出发,再次生成其自身的生命新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生命故事中最精彩的情节,往往发生在生命生成时空维度的各个瞬间,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各时空复杂网络的夹缝中。这些生命中难以估算的的各种瞬间,都是突然出现在生命的一刹那,具有无限的伸缩潜力,可以成为一生中值得永远怀念的动人故事的原发点。实际上,它的出现由不得任何人的主体性的意愿,总是当生命展现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才在生命内外各种张力的较量中涌现出来。

  

   拙著《结构主义》,就是在我个人生命历程发生转折的1978年问世,它像我的“孩子”,自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自身的历史。

  

   拙著《结构主义》一书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带菌者”同结构主义思潮相遭遇而编织出来的故事……历史是无情的,越不尊重历史,历史所给予的惩罚就越重。当我们无视历史、歪曲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却恰恰成为了最不可征服的无形力量,敲打着我们封闭的心灵。

  

   当我在1978年春天离开中国大陆临时移居香港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形”:经历自1966年至1976年连续十年的“隔离审查”,身体长期在暗无天日的隔离室内,已经被折磨到极度虚弱的程度,在抵达香港时,我又干又瘦的脸颊上,黑镜框的近视眼镜所透露的,是一对无神的眼睛,惟有眼镜下那个对称的黑褐色“蝴蝶斑”非常起眼,医生告诉我,那是身患肝炎的明显标志,而我却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患上肝炎。

  

   与身体的憔悴枯瘦相反,我在精神上却充满活力,受压抑十年之久所积聚的灵感,已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创造,自踏上香港境界的那一刻起,在香港的自由阳光照耀下,自然难以控制地熊熊燃烧起来了,促使我每天不知疲倦地阅读与写作。这也就是说,从大学毕业起怀抱的创作渴望,经多年沉默梳理的思想积淀,在被隔离审查阶段处于“冬眠”状态的思想和生命激情,一旦冲出被隔离的牢笼,便即刻转化成强大的创作能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地变成为物质力量,使我的生命处于亢奋状态,早已把身体方面的疾患忘却得一干二净,以致使未经治疗的隐形肝炎居然在一个月内奇迹般消失,蝴蝶斑不复存在了,使我恢复如初,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快乐与幸福!

  

   显然,在被隔离而失去自由长达十年之后踏入香港,让我有幸尽享自由的创作气氛,使我从“带有肝炎传染病菌的文化患者”,顿时转变成生气勃勃的思想创作者,简直就重演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带菌者”“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悲剧[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拙著《结构主义》一书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带菌者”同结构主义思潮相遭遇而编织出来的故事。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领域,因“思想异端”而受尽折磨的人物不胜枚举。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因“毒害青年”的罪名笑饮毒鸠;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因信仰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的日心说而遭受火刑;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吸取了先辈们的教训,机智地采取灵活策略,逃过教会的迫害,使四百年之后的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1942)中以诙谐的语句赞赏说:“在某种意义上,伽利略做得对,为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2]。加缪由此得出哲学结论说:“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Il n'y a qu'un problème philosophique vraiment sérieux: c'est le suicide)[3],接着,他说:“事实上,决心达到目的地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怎么走是不重要的”(C'est qu'en vérité le chemin importe peu, la volonté d'arriver suffit àtout)[4],“在一个人的心中,只要充满着朝向高山顶峰的斗志,就足够了,我们应该把西西弗斯想象成乐观的西西弗斯”(La lutte elle-même vers les sommets suffit à remplir un c?ur d'homme. Il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5]。

  

   当存在主义浪潮泛滥于西方社会而使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被冠以“毒害青年”的罪名时,他曾经辩解道:“有人指责我毒害青年,然而,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掩盖造成这种堕落的社会原因,他们受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寻找某位集许多普遍原因于一身的个人,把某个作家(我)当做替罪羔羊,却置集体社会因素于不顾。如果我果然相信一个作家可以引起青年自杀,那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这说明他同样可以阻止自杀。然而我无法相信这两种说法,在我们社会里,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直接的害人作用”[6]。

  

   显然,我们可以从萨特的辩护中看到,他反对夸大思想的社会消极效果,人们对“某种思想”的可怕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戒备心理,从根本上说,是杞人忧天,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个便利的标签,一个借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或仅仅出于权力运作的方便,因为思想本身并不能像病毒那样直接作用于身体,引起死亡。

  

   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才发明了“文化带菌者”的标签,其目的不是为了治疗或保护社会群体的健康,而只是为了找到控制思想创造的借口,以便让握有权力的人达到其自身的目的。

  

   “文化带菌者”这一隐喻,源自“伤寒玛丽”的悲惨经历。“伤寒”(Typhoid fever)原本是由伤寒杆菌(Salmonella typhi)引起的急性肠胃道传染病,它会伴有持续的菌血症与毒血症,在部分患者身上会长出玫瑰斑,卡夫卡曾经在他的小说《乡村医生》里描述了长出玫瑰斑伤口的患者身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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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changdun4 2017-08-11 12:16:10

  麻烦,麻烦大了~~~
  
  当下,有句顺口溜叫“后发优势”。很人云亦云的一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结构主义”。我一见“主义”就反感,因为一“主义”就“意底牢结”,就捆绑人。可我在此不说自己的反感,只说自己对“结构主义”的理解。
  
  “结构”,首先意味着组成这个“结构”的材料在前。其内部注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必须事先存在。这包括,这个结构自己需要自己喜欢的材料,也包括,非它需要非它喜欢的材料,都得事先存在。如此才能谈到“结构”。
  
  珍珠里面有杂质,没有杂质得不到珍珠结构。琥珀也是。人工钻石很纯净,可是它成本居高不下,不能那拿它当货币形成大范围纯净的结构体系,但它全可用在手表中在混合的结构体系中发挥作用。
  
  “结构”,注定是个混合体。
  跟在某一理论后面的“主义”,在刚出生需广告世人的档口,说说未尝不可,但是千万不能太当真,尤其是“结构主义”。
  
  我想说的是,更加应该重视“后发劣势”。特别是在“结构主义”来临之际,后发没有优势,全是劣势。缺这少那的,岂能“结构”得起来。
  
  例如,人家反思批判诸如“本质论”、“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等等自产的理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他那是“过剩”问题,该批。可是要注意,人家批归批,可人家一件材料也没丢,都在呢,只是在程度上增长或缩减,而且手法娴熟,而熟能生巧。反观咱自身,情况正相反,都是“不足”的问题,补课还来不及呢,跟着瞎批什么呀。
  
  因此,我质疑这篇序文中的很多说法。
  
  我倒是赞同“百度”上关于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的介绍文字:
  “《结构主义》本书是阐述结构主义的权威著作,共七章,作者强调,结构主义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只能通过各学科的协调努力才能存在和发展。”
  
  布罗克曼这名作者的态度,真诚。而我又想,岂止是“只能通过各学科的协调努力才能存在和发展”,真若是追求真善美的“结构”,本学科内的各种理论派别也需共同“协调努力”才是啊。

缥缈锋 2017-08-08 1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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