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精英主义者(极右派)寄予高度同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9 次 更新时间:2008-07-22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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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由于把中国进行精英主义制度化的改造过程,已经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困难和巨大的现实风险,中国精英主义者已经寝食难安,他们有着深刻的“日暮途远,不知人间何世”的苍凉情怀。在此呼吁各位不要坐视不理,不要讽刺打击和挖苦,更不能幸灾乐祸,现在的关键是行动,是建设性的意见和真诚的帮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时代实际上是继19世纪末期之后的、世界性的社会思潮整体向右转的第二个高峰,如果错过了这一轮的好时光,中国的精英主义化前景,真不知道将伊于胡底。

一、中国精英主义者辛勤耕耘收获不多

徐友渔和雷颐俩先生曾经充分利用哈贝马斯来华之机,制造各种形式的“说服力”与“证据”来确立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正面效果和作用。在中国精英主义者殷勤备至的努力工作中,持精英主义态度的还是精英主义者,没有能够对巩固和加强精英主义舆论阵地做出新贡献。相反在1990年代,因为中国国家安全态势恶化和没有出路,许多人从这里开始转向毛泽东;也因为社会矛盾激化和毛泽东曾经预言的事态正在出现,另外的一部分人也从另外一条路上转向毛泽东。中国精英主义者的黄金时代眼看就要过去了,精英主义者的“变天帐”还没有算完,就眼看就要失去机会了。

借美国发生911事件(战争)之机,中国精英主义者一看,洋大人都被打了脸这还得了,当即利用这百年不遇的“艰难时世”,趁人之危发扬“哀兵奋起”精神,着实狠狠咒骂了一通“民族主义”,并趁机呼吁改革进行舆论钳制,希望一举把对手的嘴巴统统贴上封条,但是仍然没有成功。一些精英主义者自封做了“一夜美国人”,不过就是过了一把干瘾而已,还被人不依不饶地取笑了一回,你说这个世间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二、说起来“地主老财心态”与“走狗买办情结”也挺不容易

韩德强先生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说话,说“点石成金的手指头”比“金子”重要,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本身重要,主张扶持民族产业发展,给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以成长的机会,当即就被中国精英主义者视为“对头”,目之为“新左派”,并与之彻底划清界线。

德国的容克地主曾经就是坚决反对李斯特的“保护理论”,喜欢进口的便宜货,进而喜欢贸易自由理论的。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一样是一副地主老财心态,喜欢拿着人们的消费者角色骟情,但是没有工商业的繁荣,人们到将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就业机会并挣到钱来买这种便宜货呢?反正多数人的问题,对少数精英主义者来说不成问题,因此就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生产者是多数人在作为消费者之前所必须扮演的角色,不是少数精英主义者的问题,他们和地主老财一样是纯粹的消费者群体,用不着操心生产者的角色和处境问题。

所以只要有利于精英主义者的消费水平与国际接轨,只要是有利于精英主义者购买到便宜的进口货,只要是有利于精英主义者实现社会上的优势地位,精英主义者就坚决地无条件地支持。当年德国容克地主喜欢的思想资源今天还在,并且还有所发展,这就是贸易自由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垄断资本一统全球的全球化理论,我们的精英主义者一概予以无条件赞成。就这样,我们的精英主义者完成了从“地主老财心态”到“走狗买办情结”的理论过渡,不再是土里土气的士绅,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完成了“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具备了反过来教训中国土包子的资格和条件,而且其中许多名牌精英的资格,还是受到洋大人亲自认可的,你想不服还不行。

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精英主义者的理论和主张越是得势,中国的工业被边缘化的效果越好,洋大人的目标越是接近成功,精英主义者的利用价值就越小,就越发被洋大人看不起,越接近“走狗烹”的日子。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上等精英能够容忍的?中国精英主义者能够容忍中国民众鄙视他们骂他们是走狗,并具有足够的胸怀不与中国愚氓计较,但是他们万万不能够容忍自己最后在洋人那里丧失利用价值,被洋大人看不起。你说这还是不是人过的日子,至少普通中国人就无法适应,想起来中国精英主义者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三、中国精英主义者今天仍然受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威胁

毛泽东时代对精英主义者行使的“批判的武器”,曾经使得中国精英主义者斯文扫地、颜面无光。但是“武器的批判”也同样叫他们揪心,每每想到中国成功的平民主义革命,他们就打心眼里不舒服,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这代表了中国精英主义者,对稳定精英主义秩序的殷切希望和良苦用心。

苏联是通过上层革命取得政权的,因此政权的稳固性远远不如中国的底层革命成果。斯大林时代对苏联精英阶层进行的清洗,就是对不彻底的革命结果继续进行“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中国精英主义者把这个过程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残暴品质问题,或者把它归结为一种不好的制度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理论论证,是偶然的“坏人坏制度”造成了恶果,跟社会政治现实和精英主义本身无关,以取消事情背后的必然性。精英主义者显然希望这样的事情随着斯大林的死去,坏人没有了,就永远不会对精英主义者构成威胁了,所以中国精英主义者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妖魔化特别积极;中国精英主义者对“历史终结论”的热烈追捧,就是希望坏制度对精英阶层的威胁也永远成为过去,所以中国精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妖魔化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更何况在毛泽东的平民主义时代,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因为不能把工人农民生存状态彻底边缘化,并制造出相应的社会鸿沟,所以寻寻觅觅找不到建立和体现优势地位的机会,心中的幽怨和愤懑也是难以名状的,李泽厚先生前不久还在香港抱怨自己曾经长期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每月只有69元人民币的低工资。

鲁迅先生有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精英阶层和精英主义在历代农民革命中,都曾经被周期性地总清算过,每一个革命之后的开国时代,总是一个“小康治世”,这个治世就是新的精英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提醒之下,放弃精英主义极端化的努力,主动地与弱势阶层进行协调的结果。旧精英阶层的悲惨命运对新精英阶层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过程,就是对精英阶层如醍醐灌顶般的提醒。精英阶层也能够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最低的底线是不能漠视弱势阶层的正当利益,更不能敌视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这样的简单的教训,也是经过惨痛的改朝换代战争来换取的,而且又总是不能够让精英阶层长期记住,“大量的木头”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换取同“一小块煤”。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来说可怕无比的“武器的批判”过程,又总是在中国历代精英主义者的主导下,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周期性地重演。

从1840-1953年,经过110多年的艰难曲折历程的中国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历程是以中华民族底层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一些作为旧势力的帮凶阶层的人,在统一战线的政策里找到了“墙头草、两边倒”的机会,中国的精英主义思想没有在革命过程中得到很好的清算。因为没有惨痛的教训也就没有深刻的提醒和自觉,所以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就迅速遭遇到了精英主义的高涨问题,连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小康治世的自觉”都没有。所幸因为中国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已经实现了全社会底层民众的全面动员,加上精英阶层在革命过程中,又自我边缘化因此远离了政权的中心,正是在政权基础稳固无比的前提之下,才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和信念,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毛泽东难题”---让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做前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改造精英主义者”的艰难工作,这个工作从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开始,经由“思想斗争”的反右运动,步步升级,直到“五七指示”和“下放”强行要求实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最后没有成功(当然毛泽东也没有指望成功,而是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也验证了鲁迅先生“煤的形成”那个悲观的洞见。

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的不变命题,是“煤的形成”过程反复重演的根本原因。“批判的武器”无论是和风细雨的学习和教育,还是扫荡牛鬼蛇神的凌厉作法,都不能够从根本上让精英阶层主动放弃精英主义,正因为如此精英主义者就永远无法摆脱被“武器批判”的恐惧,除非他们实现了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从来没有在中外历史上长期维持过,这种整体自觉只有在被深刻教训之后,才能够形成并维持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西方最近300年的历史,是一个把内部矛盾向外成功转嫁,把人与人深刻矛盾向人与自然关系上转嫁的成功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成功条件是:要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同时把世界其余地区边缘化。在向外转化矛盾遭遇失败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精英阶层也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反省,西方的左翼思潮在二战之后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在仅仅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精英主义又重新抬头了,1970年代英美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传播开来的。

中国精英主义者眼巴巴地望着西方精英主义的成功流口水,刚刚不巧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不能向外转嫁矛盾还被别人转嫁矛盾,中国精英主义者恐怕只好哀叹自己生错了地方,总是摆不脱“先生打学生”的命运。中国的精英主义化改造过程无法向外转嫁矛盾,因此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现实风险和理论困难。

四、中国精英主义者的心肝宝贝---“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眼看要破产了

中国的主流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从西方进口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大馅饼理论”以告诫国人---经济增长最终会使馅饼做大,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中受益,当然条件是弱势阶层要忍耐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因为不公平就是对精英阶层保持足够物质刺激的必要条件,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效率最终会带来“馅饼做大”的结果。总而言之,只有精英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众的努力是毫无意义和可有可无的,中国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发挥上,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的唯一希望所在。实际上这个过程起作用的机理是:私有制下的高积累---带来对精英阶层的高激励---高投资意向---社会产出增加,这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有关“大馅饼理论”和“效率与公平”的言说,就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用以构建“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的核心内容。

“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在现实中成立,最低限度是需要以资源无限和资源报酬递减规律不发生作用为前提的。否则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定会产生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即使对资源利用规模增加,人均福利也不再增加甚至在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副效应下递减。中国精英主义者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大跃进理论,创造了四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

第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新版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存在资源制约”问题的,人均11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并不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物质基础。中国发展的关键是制度问题,只要是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改造,就万事大吉。就算是中国真的遇到资源短缺问题,还可以指望根本突破“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制约;实在是无法突破自然规律,也不要紧,可以由后三个版本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来解决问题。

第二个新版本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遇到资源的硬性制约,而且连“土地(实际就是资源的总称)报酬递减规律永远不会发生作用”,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没有发生过资源报酬递减起作用的时候,以后也永远不会发生作用,中国可以例外地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情况下采用节约资源的技术,可以通过无成本地提高资源利用潜力减少浪费来发展经济。

第三个版本是:中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象第一世界国家那样,主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并“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这个版本的理想状况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负担和环境负担,通过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转嫁出去,但是今天的现实却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著,甚至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第四个版本是:对中国获取大量“垄断利润”的前景存有不切实际的指望,这具体表现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实质都是垄断利润)的盲目鼓吹上。指望中国可以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情况下,通过领导世界消费技术潮流,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并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和平竞争(绝对不需要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方式,把西方七国边缘化,破除它们今天在世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由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来对世界资源予取予求地利用,突破本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个版本的比喻意义是:中国人可以在下水之前学会游泳,而且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第一次下水就夺取世界游泳冠军。

四个版本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言说,都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和分析,但是舍此之外,精英主义者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要放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精英主义者到那里去寻找人生的快乐幸福和生命的真谛呢?如果要放弃精英主义,那不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要背离“人类普遍价值”了吗?毕竟咱们先秦时代的老子,都十分清楚“人之道”是要“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精英主义十分在理而且自古如此;至于消费主义的正当性,老子就说得更坚定了---“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人怎么可能设想摆脱本能和欲望得驱使呢?所谓理智和良知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再说穿了那也只是今天的精英主义者,为穷人和平民准备的“礼教”,怎么能够要求精英阶层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呢?

五、中国精英主义者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极度匮乏

中国主流精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资源极度匮乏,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资源又极其强大,中华文化固然是他们的死对头,毛泽东思想也当然是他们的死对头。由于毛泽东时代极力推广普及教育,极力在民众中间破除迷信推广科学和正确的人生态度,今天的中国农民都再也难以相信什么“生来命不好”“为来世积善报”之类的东西了,这给今天的精英主义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困难,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在纠缠着他们。

为了达到把中国进行精英主义化改造的目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只好求助于西方思想资源,不仅要援引所谓的“启蒙价值”,而且也不能放弃“前启蒙价值”,中国精英主义者在深情地呼唤宗教的社会作用,要让科学和民主见鬼去,希望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能够帮助他们,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由于目前理论创新有困难,因此就拼命复活旧的,中国没有的就引进洋人的,据笔者星期天在书店所见,许多洋人和死人的书,都整套整套地大印特印,对于出版业的空前繁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即便是这样,精英主义者也常常遭遇难以克服的话语困难。精英主义者何清涟在抨击完中华文化之后,又发现无法标榜和抬高自己,于是只好拉一个“湖湘文化”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人们在无限佩服之余,有时候也难免心理犯嘀咕“这个‘湖湘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底蹦出来的吗?”。不是她不明白其中的矛盾,而是面临着别无选择的不得已,如果换了是你,你还有什么高招?如果有高招最好不要藏私,赶紧贡献出来,为中国精英主义者排忧解难。别看他们现在风光无比,掌握着话语霸权,又格外受到洋大人的器重,其实他们的底子也渐渐地尽上来了,真正到了“物壮则老”的地步,他们现在真的是很困难,特别需要你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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