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苏(俄)双边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6 次 更新时间:2002-08-12 0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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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从苏联的建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一直是苏联方面期待最多的关系,但也是最为多变的关系。在俄罗斯成立以后,经过非常短暂的适应性调整,中俄关系又成为双方之间最有实质意义的双边关系。

  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外交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同样的道理,除了列宁曾经发表过的声明以外,苏联也从来没有以道义作为外交的出发点。无论是1930年代末期的东方战线的建立,还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乃至苏联在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处理上,都是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结果。

  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分裂,仍然是国家战略深刻分歧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中苏分裂是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或者说成是两国高层领导人情绪化争执的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谬说实际上是起于194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而妖魔化对方而产生的"纯理论推论",最先见于艾奇逊的白皮书。

  

  一、苏联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和转变过程

  

  在苏联成立伊始,曾经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所遭受的安全隐患也常常非常急迫,所以苏联非常希望出现得力的朋友,这种战略性的需要决定了苏联的对外关系基调。

  在苏联与旧中国的关系中,就明显非常注重中国国内的实力派。在早期明显对国民党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所以才有所谓的《孙文越飞宣言》,才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这种空前绝后的壮举。而国民党人也并不完全满意,甚至常常抱怨说,苏联人更加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这些无不体现了苏联对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并保持亲苏意愿的期待之诚。所以在苏联仍然非常困难的时期,对中国实力派的支持(先是冯玉祥后是国民党)仍然是比较真诚的。

  在1927年国民党实行分共并驱逐苏联顾问以后,苏联仍然尽可能以低姿态维持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以后,苏联第一个非常真诚地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仅有2亿卢布的贷款,还有飞机和志愿飞行员,今天武汉的解放公园里还有一个纪念碑,为告慰1938年牺牲的15位苏联志愿飞行员的英灵。

  除了苏联以外,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给予中国政府象样的援助,而英美政府则非常高兴日本发动与中国同归于尽的侵略战争。日本资源短缺,其战争物质一半以上是靠从美国输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可以非常方便地迫使日本停战。英国之取消《英日盟约》,是因为该盟约对美国发挥优势有影响而被迫为之。

  从抗日战争早期的外交态势,就可以看到蒋介石政府的愚蠢和短视,仅仅是为了清除异己共产党(当时共产党还完全没有威胁政权的能力),就毫无原则地背弃了最可靠的盟友,卖身投靠英美,这也是为什么抗战中,中国民众和南洋侨胞付出了如此重大的血的代价。中国放弃真正的朋友与宵小之辈为伍,背弃了战略盟友却亲近战略上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得以改变,现在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盟友,因为中国人多,可以代替美军士兵在美国造武器后面向日本人开火。同时对日本的物资豢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嘎然而止。

  

  二、苏联与共产党的早期关系

  

  在苏联人看来,早期的共产党是毫无希望的力量,唯一的作用是作为中国政治中的后备力量,作为牵制和制衡作用,以促进中国政府采取对苏联有利的政策,共产党的作用就是一个筹码的作用,并不真正受到莫斯科的重视。实际上这种利益交换受到孙中山的默许,因为孙中山不仅需要苏联的支持,而且苏联的目标与利益,是当时世界上和中国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最不矛盾的唯一大国,苏联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寄予厚望的"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因为苏联需要强有力的东方盟友,而英美需要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原料基地和工业品市场,而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开始,完全没有此类不着边际的长远打算。

  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确实也是有利于苏联执行这一"筹码政策"的上上人选,陈独秀等人的所谓投降主义,就是苏联政策的一个忠实体现。由于国民党的分共和屠杀,使得苏联的"筹码政策"无法继续实施,同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性垮台,使得"乡土派"共产党人崛起,此后苏联再也无法控制共产党了。共产党内后来对党内100%布尔什维克的清算,是对苏联早期外交政策的另一次打击,中国共产党从此完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出于对中共的妖魔化,国民党和西方一直努力地制造"中共是苏联一只手"的神话,一些共产党叛徒如张国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苏联看来,清除了苏联的决定性影响以后的共产党人,只是"人造黄油的共产党人",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苏联也无法改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最亲苏的可靠盟友。

  斯大林并不特别看好乡土派共产党的前景,甚至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国内具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实际上直到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苏联还有人还试图推动"划江而治"的局面,从这里也可以部分地看到早期"筹码策略"的影子。

  

  三、抗战胜利与外蒙古独立

  

  在抗战进入最后关头,雅尔塔密约中规定的蒙古独立条款,是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美苏分赃。其实质利益内容是苏联承认蒋介石政府的亲美现实,而美国保证不与老蒋合谋对付苏联,蒙古就是美国从中国领土上划给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后来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分赃密约中美国利益完全无法体现,共产党的胜利客观上导致了苏联的"乞浆得酒"的结果,所以美国转而支持老蒋在台湾宣布拒绝接受已经签署的条约。

  从客观上讲,蒙古的独立是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是西方大国长期以来以划分势力范围方式,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实行肮脏的分赃战略实现利益平衡的结果。从内部看,当时国民党既无法抗衡苏联的压力,也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而具有必须接受的不得已。而共产党虽然可以不理睬美国的态度,但是不可能以与苏联全面翻脸为代价否定这一密约,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推翻之,只能是接受既成事实。蒙古独立只能是作为中国长期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又一铁证,所以中国人民必须放弃一切幻想,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四、新中国成立与中苏同盟

  

  在苏联正在准备为应付美国安排在身边的盟友的时候,这个难以对付的盟友忽然跨了。在苏联准备加入西方体系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时候,忽然遭到西方盟友的叛卖,美国更愿意唱"独角戏",冷战的烽烟已经在袅袅升起,作为决定性的标志事件是北约于1949年正式成立。对苏联人来说,形势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华约的成立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对应措施,但是拿起地图一看就知道那是对等不起来的,不说别的,首先在声势上就不够。中苏同盟是非常必须的平衡性对策和有益的补充,这才是大国均势的味道,虽然中国经济技术力量不行,但是块头够大。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最为难得的品质是中国人不怕死,敢于和强敌搏斗并战而胜之,这大概也是苏联意外的惊喜。苏联原先还猫着腰在战壕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就已经走出战壕看世界了。

  195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且是苏联人放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感到了在韩战以后的第二次心理打击,并在国内引发对教育制度的广泛批判。而苏联则在兴高采烈之余,重新评价了自身的实力,并从根本上调整了国家外交战略。苏联不再采取总体防御性战略了,中国却不可能作出同样的调整,中苏破裂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从"一边倒"到独立自主

  

  在建立新中国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外交三原则"一边倒、另起炉灶、扫干净屋子再接客"。在世界关系中,毛泽东选择了从前的意识形态朋友作为主要的朋友。对老蒋的战略错误作出180度的调整,从老蒋那里回归到孙中山。

  从当时情况看,中国即使投入美国的怀抱,也没有好的结局,即使没有老蒋这个障碍。因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感到需要朋友,是苏联阵营力量不足而非美国阵营力量不足,可以断定,中国即使卖身投靠英美,最多也只是把老蒋这样的尾巴割掉,剩下来就是要看与日本比争宠和献媚工夫了。日本当狗腿子的条件好,是战败国,具有很好的低头弯腰基础。而中国块头巨大,英美一向是以抑制和扼杀为主,在前老蒋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13年五国"善后大借款"对袁世凯的支持,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任何使中国有希望的政治势力,西方都要坚决地予以扼杀之。历史地看,老毛所提到的"先生打学生"的问题,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对于中美合作这样的幻想还是及早放弃为好。

  在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个时期之内,中国明显是苏联最为热心和值得信赖的朋友。苏联也从自身力量不足出发,明显希望中国富强和繁荣,因为这涉及到苏联在世界上的安全态势改善。所以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是非常真诚的。中国从中受惠也是巨大的,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就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基础,这对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作用毋庸低估。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苏联不仅走出战壕看世界了;而且作为苏联已经信心大增的标志,1955年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提醒他不要对中国人挥舞原子弹,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才有核武器,这个事件应该可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式的事件;而1957年的卫星上天,则是中苏分裂的序幕;1958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执则是分裂的公开化。

  苏联经过战后的恢复时期,工业和经济全面起飞,实力增强和信心大增,原来所采取与中国一致的"对美国防御"的总体战略外衣,已经不适应苏联膨胀起来的雄心了。而与此同时,中国积贫积弱已非一日,中国的进步仍然很慢,必须在安全上采取防御态势节省钱,在国内还要尽力压低消费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样中国采取国土防御战略就具有必然性。而在国土防御战略中,除了军队在国内分军区驻扎以外,更为重要的国土防御战略需要以"人民战争"为基础,必须加强国民的心防建设,国家保持在准战争动员状态,从本质上讲,国土防御战略就是养兵于民,平战结合。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其实际效力甚至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加上老蒋的"以空间换时间"策略。而反美宣传就是建设全民心防最朴素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所以中国难以接受以缓和为外衣,以实力为后盾,以进攻性的兵力安排为国策,形成向美国和西方的逼宫态势的苏联新战略。老毛和赫鲁晓夫争执的内容是"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争执内容集中在这样的话题上不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再次集中在能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国内的阶级是不是已经消灭这样的问题上,也具有必然性。中国进行高积累经济发展战略,最不高兴的是以前有优势的精英阶层,而平民百姓则能够热情地适应这一战略,而中国发展战略的平民化,所继起的产品结构和社会权利结构向平民倾斜,精英阶层是有意见和强烈不满情绪的,在国内克服精英主义的反扑和回潮的任务确实存在,并且还很不轻松。再加上中国历史就已经长期存在的道德主义传统和抑制精英的深厚历史意识,在这一次论战中也反映得非常具体。

  而中国国力弱小,对强敌的警惕性就需要更高,这也是一个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加上美国对中国使用三面包围的条约组织,并直接扶持和保护老蒋;而国家军事战略也需要心防建设,所以中国与苏联的分歧,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正统之争,而是深刻地涉及到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乃至军事战略等诸多范畴。

  除非中国全面调整内政、外交和军事战略,适应苏联的国家战略调整步伐,把中国纳入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轨道,否则中苏分裂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质。

  

  六、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1968年,苏联干预捷克内政成功。1969年,苏联也非常希望干预中国国内形势,所以在珍宝岛出手试探中国的反应。在战斗中,一个名叫于向阳的小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向苏军冲锋开火,对于这样的士气,苏联人十分缺乏底气。最后苏联人认识到,如果进攻北京,500万的兵力(苏联当时全部兵力320万)还不一定管用,而且如果被老毛拖入人民战争,能够从北京撤回主力的可能性不足10%。除非动用核武器,否则中国人在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就有能力使用武力恢复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主张的边界。而如果使用核武器,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核能力不摸底,而且在使用核武器以后,苏联将无法两手空空面对美国。

  所以苏联在试手失败以后,准备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同意把中方认为有争议的地区合计1000多平方公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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