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大馅饼

————对中国近20年来主流改革理论及其实践的简单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7 次 更新时间:2002-08-27 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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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作为一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制度万能”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进口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大馅饼理论”以告诫国人---经济增长最终会使馅饼做大,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中受益,当然条件是弱势阶层要忍耐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因为不公平就是对精英阶层保持足够物质刺激的必要条件,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效率最终会带来“馅饼做大”的结果。总而言之,只有精英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众的努力是毫无意义和可有可无的,中国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发挥上,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的唯一希望所在。

  为了这个“大馅饼”,必须放弃技术开发、发挥比较优势搞自由贸易(张五常,林毅夫),必须搞“新圈地运动”(厉以宁),必须“象戒除毒瘾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张维迎)以便跨国公司来中国发挥垄断效益,为了制度建立过程顺利进行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去和权力交易(张五常、张维迎、张曙光),“必须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腐败是“帕累托次优”(张维迎),必须根本改变毛泽东时代的“负帕累托过程”(秦晖),私有化就是万应灵药“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樊纲),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具有足够多的事实,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解剖一下,近20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大馅饼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

  

  一、国际垄断利益同盟的代言人是如何误导中国改革方向的?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发展的问题应该在于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资本、土地、人力资源),用有效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国家政权力量,充当唯一经济发展整合角色的现状需要改变的话,那么第一位的改革任务应该是寻找和建立新的整合方式和力量,来更好地担任这一角色。无论如何,不能干那种破坏旧的整合力量,同时又不建设甚至是妨碍新的整合力量出现的事情,我们最近2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在这一极其错误的轨道上---只有改革没有建设---运行的,最后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失去必要的支持和立足的余地,权力资本的恶性介入,就是跟这个企业经营的严重困难局面相联系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主流经学家的主导下,把全部视野都局限在产权和制度改革上,局限在如何给精英阶层以物质激励和充分自由上,局限在如何完全彻底干净地破除“旧体制障碍”上。

  作为这种理论指导的一个政策后果,198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今天改革的出路根据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已经是必须“砸破三铁卖国企”了,面对这样的政策后果必须进行反省,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那些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主流经济学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至少要先闭上嘴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不是象樊纲说的那样要下定决心继续瞎说:“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民众,但是却摊上了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阶层;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节俭的一个群体,在中国如此薄弱的经济水平之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今天中国居民存款已经突破7万亿元,这是非常充裕的可用资本。中国人勤劳睿智人力资源丰富,土地和资源开发利用也还是大有潜力的,中国本来应该具有潜在能力把经济发展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研究如何使用这样的资本存量,来整合其他资源并用于发展经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都是西方垄断利益同盟所关心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和全球化等一类“先进”问题,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术地位被国际承认,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充当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角色。

  

  1、一个案例:二滩和三峡水轮机组国内外中标企业的竞争条件比较

  在企业竞争力的背后,是需要社会力量支撑的,今天的市场上已经难有成功的孤胆英雄。从二滩和三峡水轮机组的中标企业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没有政府、银行和社会舆论支持的中国企业,生存处境是多么的恶劣。

  根据报章报道:四川二滩水电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刘俊峰,抨击中国的分包企业---哈尔滨电机公司信誉极差。在这件事上,刘总经理的批评是有依据的。二滩公司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向国外采购水轮发电机组6台,最后是加拿大GE公司中标。因为国家指令要求国外中标企业向中国公司同时进行技术转让,哈尔滨电机公司和四川东方电机公司被指定为分包商和技术接受方,各承担部分部机件配套和最后两台机组的国内制造合同。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哈尔滨电机公司出现严重资金困难,当地银行和政府均不予帮助,最后只好求助于业主---要二滩公司提前支付部分货款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引发了刘总经理的强烈批评。

  从刘总经理的批评里可以看到,即便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行业,最终不会缺乏支付和还款能力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在残酷的国内市场竞争中,也一样是“单打一”的纯市场主体:一没有政府的资金扶持,二缺乏银行的信贷支持,三没有本国的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援。处于一种求告无门的尴尬境地,是单枪匹马地与西方有组织的力量---受到政府和银行鼎力扶持的巨型垄断企业进行竞争。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同一个GE公司在三峡的表现,在三峡左岸14台水轮机组的国际招标中,加拿大GE公司牵头的VGS联合体中标6台。全部中标合同由西方国家政府和银行提供11.2亿美元融资额度,其中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7亿美元,还款期19-21年,商业信贷4.2亿美元,还款期15-17年。如果说这样的支持还显得比较商业化的话,时间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当时加拿大政府给中国政府3000万加元的赠款,用于进行三峡工程的国际平行论证。这笔费用后来用于组建“加拿大长江联营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核心成员就是这个GE公司,实际上在最后参与三峡机组投标之前的十多年,GE公司就已经在政府的经费帮助之下,着手进行技术准备和人脉发展工作了。西方社会不仅早已经完成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过程,而且国家政权和工业资本的结合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而中国企业恶劣的竞争环境是中国企业所特有的,也是那些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极力主张的。很显然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嫌中国企业不够孤立无援,需要进一步促进它们竞争态势的恶化。中国那些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如张维迎、樊纲等人极力宣扬,所谓市场化就是要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竞争力完全在于员工的积极性,员工没有积极性的关键在于产权不明缺乏硬约束,所以要坚决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对照一下西方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水准,再回头看一看我们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

  

  2、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常用竞争手法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方略上,几乎没有跨国公司是使用成本价格优势来竞争的,甚至不是产品和技术优势的发挥,而是刚刚好和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竞争理论相反,使用的是制造垄断地位的手法。这种方法的采用,与中国企业实力弱小,没有得到适当的政策保护、金融支持乃至社会舆论同情是分不开的。而跨国公司的优势不受限制地发挥的---完全是资金实力和资本运作的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建立过程,是受到中国主流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的高度赞扬的,也是受到各地政府基于税源理由而高度扶持的。

  

  ○1宝洁洗头水模式---广告轰炸培养品牌忠诚度

  广州宝洁公司通过巨额广告投放,在社会上鼓吹出一个知名品牌效应,以此作为主要竞争手法来获得自己的特殊市场地位。在这个市场地位上,宝洁公司的利润竟然达到50%的惊人水平,而且是在大手大脚花钱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典型的美国广告文化的成功经典。这一切都是因为资本实力的优势,宝洁公司的产品在技术和档次上,和许多国产品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区别。

  

  ○2利华冰淇淋模式---收购竞争者

  联合利华旗下的和路雪公司,是冰淇淋的生产者。在进入上海市场之后,因为长期市场占有率无法赶上本地企业,所以索性出高价把那家工厂收购。收购成本最后当然要有上海的消费者买单,从此上海人吃冰淇淋都必须为和路雪的垄断地位支付垄断价格,和路雪不过是资金雄厚提前垫付收购费用而已。

  

  ○3百威啤酒模式---契约排除法

  美国百威啤酒公司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啤酒厂之后,向武汉的大小餐馆赠送桌布和酒杯、餐具等,条件就是接受者不得经营其他品牌的啤酒。这个大赠送的成本最后也是消费者支付的,而且这个成本极其高昂,百威啤酒的出厂价格和前人相比因此飙升400%,而且百威和中德啤酒厂的生产工艺相比,是采用“后稀释”工艺,生产成本实际上大为降低。

  

  3、金融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金融业是集中分散的资金,形成经济资源以支持企业和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资源有效集中和分配的一个关键环节和强有力的杠杆。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7万亿,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却没有能力,把这些资金引导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却极力鼓吹引进外资,要千方百计把内资推到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长期误导之下,中国改革的方向被锁定为产权制度方面,真正的经济运行环节被忽视和冷落,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和最后目标,都是必须通过健全和弥补这些运行环节上的缺陷和不足才能解决。

  金融系统必须能够充分和企业实现融合,能够提供企业需要的资金支持,能够建立和运行良好的日常监管制度,最后的目标是要能够引导中国大量闲置资金,进入适当的投资渠道。同时这也是中国改革所必须着力解决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问题,必须有机构在国家放弃对企业的资金扶持之后承担起这样的职能,银行首先必须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能。“无锡新兴非法集资案”和“北京长城非法集资案”背后的启示意义在于:我国有许多资金在寻找有利的投资渠道,但是现行金融系统却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这种投资意愿和没有有效的监管就导致了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

  银行应该经营两种东西,一个是真钱(信贷),一个是假钱(信用),因为银行信用高于企业信用,以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就能够降低社会商品流转和结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仅是一种风险,而且在经济学上讲,风险就是一种成本。提供信用就是银行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无成本方式,因为银行具有广泛的信息网络,通过资信情况的调查,比商业伙伴更能够防范、了解和降低所承担的风险。一些对于企业而言是无法预测和评估的风险,银行通过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应该有能力把它变成一种可管理的风险,但是今天中国的银行对信用经营完全是避之惟恐不及。

  改革后的银行更象旧式钱庄作风,2000年银行资金周转速度为1.02次,1978年银行资金周转速度是每年2.98次,现周转速度下降到原来的1/3。1983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和拨改贷,是财政由“建设财政”变为“吃饭财政”的转折点和真切体现。1988年银行结算制度改革,推行所谓的“三票一卡”制度,笔者从商10年,从来没有见到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汇票,现在被人们称作“银行汇票”的东西,实际上等同于西方的保付支票。正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企业既失去了政府的长期扶持,也失去了银行的稳定扶持,企业的经营条件急剧恶化。失去外在支持的企业无所归依,权力作为资本开始介入企业经营和市场运作过程的内外部条件具备了。

  银行贷款长期是按照逐笔审定方式,国外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主力银行”和“授信额度”经营理念,银企相互配合和长期合作、深入了解和有效监管制度无法有效建立起来。“一次到位、一次收回”的信贷制度,只能够与远距离商业批发业务的经营流程相适应,而企业正常经营方式下的资金是一个无法中断的循环,无法适应这样的信贷经营方式。同时一次到位的大笔信贷款项,加上漏洞百出的监管,常常是诱发金融诈骗的诱因。

  所谓的“产权带来约束”是一种纯理论假定,“广信破产案”的结果表明,没有日常监管制度的落实,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制度改革都是无效的。制度的效果必须体现在体制下的主体---人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获得突破,这种突破不可能寄希望于外围和遥远的制度如产权、民主和法制,首先是、最后也仍然是要落实到日常管理制度上来。

  

  4、企业改革要在企业日常监督管理和纪律约束上下工夫

  困难在日常管理之中,但是经济学家却要通过产权和制度改革来解决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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