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打倒剽窃与东方学术传统的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2 次 更新时间:2010-06-23 13: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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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近年来,关于剽窃和抄袭的讨论在学术界中很热门。从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山”“打假”以来,各种抄袭、剽窃案忽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很多人在讨论清华大学某教授的博士论文是否为“剽窃”的问题,惹得大洋彼岸的美国华裔学者都来参加。很多人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风气不正,是教育管理失败、学人无良的表现。当然,其中不乏这样的因素,但其本质并非那么简单。

  事实上,这种对于“假”和“真”,“旧”和“新”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变化,标志着中国学术正在从旧传统中嬗变转变为新学术传统,也标志着从崇尚知识的富有者到崇尚富有创新能力者的民族精神的嬗变,对于建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和现代学术传统乃至打造全民族的创新精神都是大有裨益之事。但是,如果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继承、发扬与集成、创新、创造的关系,那也会造成很多负面问题,特别是,纠缠于具体的形式问题,可能会阻碍学习,抹杀很多创新,也会消耗很多学术资源。其中,最为紧迫的,是学术界要学会区分剽窃、抄袭、侵权乃至复制和模仿等等这些概念。同时,要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在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对象树立不同的标准,从而引导学术前行。

  “温故而知新”,这是孔子的名言。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知识传承规律。知识传承是所有创新、创造的基础,没有对既往知识的学习,就不可能有创新。所有的以知识创造、知识传承为志业的人(以学术界人士为主,文艺界人士为辅,也即中国古代所谓的“士”)都无法逃脱这个规律:那就是,他头脑中的知识,绝大多数是前人的或者他人的。这是讨论所谓剽窃、抄袭等问题的客观前提。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界定剽窃和抄袭乃至法律上的侵权呢?这里面既牵涉到道德问题,也牵涉到法律问题,但核心问题是由知识生产而产生的综合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总体而言,无论学术界的人士们抱着多么崇高的理想,打着多么绚丽的旗帜,但其所以能生存下去,之所以能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基层或者团体,核心还在于社会需要知识,由此,知识能产生社会效益,而对于具体的以知识为职业的人来说,就在于由知识产生的社会效益中,最终分配给他个人的那部分,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简单说,从经济角度看,二次分配决定了学术界的生存,决定了文学艺术界的生存,而具体的分配制度决定了知识分子个人的收益。没有这种分配,就没有学术界的存在(所谓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其根本也在于此)。这一事实是我们认识所谓抄袭、剽窃的基础。当然,这里的利益还包括名誉、荣誉等精神利益。由于名誉和荣誉同样是经济利益分配的依托和载体,我们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简单地将之总括为利益。例如,是不是院士尽管是一个人的荣誉,但更重要的是院士可以争取更多的科研资源。如果当选院士反而得到更少的科研资源,那么,这样的荣誉就不会有人追求。这是大概的情况。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利益的分配需要以产权化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从社会需要和社会分工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对于知识界的分配制度来说,其是否合理的衡量标准必须是,是否有利于知识的产生、保存、传播和运用。一个有关知识的分配制度,必须能够促进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保存、知识的传播和运用。这是因为,缺乏以上四个环节的任何一个,就会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陷入停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必须分配给知识的创造、保存、传承和运用者利益,从而促进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由此引发的重大问题就是:谁应该分得更多?是知识最多者?是创新最多者?还是再创作者?是知识的传承者、知识的创造者还是知识的运用者?这也就是围绕知识所形成的利益分配制度。从现象上看,也就表现为从知识形成到转变为实践的各个环节中,承担着不同社会分工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应该从经济和政治上得到什么样的承认。而这个分配制度的形成往往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同样,在这个领域,也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在古代社会,知识的存量不多,而产量更少,更重要的是,知识传播的手段受到极大限制,而知识的传播则具有维系知识体系生存的重要意义。有的民族甚至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维系其知识体系的存在。因此,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之说。显然,相对于知识的创造而言,知识的保存、传播对于维系知识体系本身的存在、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的正常运转更加重要。必须把传播知识作为基础,否则,知识界本身是否能生存都有疑问,很可能造成文化传承的丢失。而从历史看,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就是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化消失(同时也是融入)、统一的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由于维系知识体系和保持文化认同的需要,经典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一大知识现象:即在少数的知识创造者之后,大量的是经典的传播者和普及者,这些人成为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例如,传播儒学的经师们,基督教的教士们、神学家们、但丁们,乃至传颂《格萨尔王》的歌者们都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以及掌握经典解释现实的能力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例如,朱熹注经,一字万言。孔子讲了一个字,他可以解释出一万字来。当然,这其中不是没有创造,但是,所有的创造其形式都是围绕经典来进行的,可以说,是传承中的创造,是更偏重于传承的创造,学术传承本身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进行的。表现在学术传统上,前人的经典就是学术的身体,而后人的注经则是学术的衣服。所比拼者,不过是对既有知识的掌握、熟悉和运用的程度以及理解和思考的高度。

  同样由于对知识传播的需求大过对知识创新的需求社会现实,知识的传播者的创新甚至只能假传播经典之名来在经典中“夹带”自己的“私货”。窜乱古书,甚至冒名制作假书、伪书也并不稀罕。因为只有假经典之名,你的创新、创作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文化形式上,就表现为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本来之前的经典是没有的,但却被层层附加,最终形成的是以经典为干、附加大量寄生知识(姑且这样说)的知识体系。知识群体的价值不体现在对知识的创新上,而体现在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确定的八股文式的选拔方式。创新并不值得尊重,甚至可能带来学术上的贬低评价:因为你不懂得经典,或者不符合经典。当然,也可能带来政治上的杀身之祸:因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典之上的。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圣经》,还是东方的“四书”、“五经”,无不经过皇帝们的审定,而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说,经学博士们是当时知识界的主体。而创新者的下场却往往不免让人担心。

  中国早在汉代和隋唐就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文化传播上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古代学术和文艺的繁荣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同样,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知识传播上的技术优势,中国文化才成为几大古代文明中,尽管也有不少知识遗失(例如,越王勾践剑的制作方法,秦时兵器的镀铬方法)、但却是唯一没有出现断裂、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有伟大创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很早就解决了知识传播的技术问题有关。相比之下,无论是使用泥板,还是使用羊皮乃至使用纸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传承问题。由此,古腾堡(约1400-1468)之前的西方乃至中东以及中南美洲,都无法实现知识创造上的飞跃。

  在那个时代,引经据典而不刻意标明材料来源被视为当然的正当行为,当然,标注为“孔子曰”也是典型格式之一,但更多是“古人云”。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你所传播的要是真正的经典或者对经典的解说,其他的并不重要。所谓创造,不过是古诗新解或者古语新证。即便是文学艺术这个最富有创造性的领域,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发育后,其总体形式大体都是统一的,无论是七言还是五言还是十四行诗,你都必须按照古人确定的平仄来写。固然,“推敲”十分重要,也不过是把能够用上的字“推”来“敲”去,看选择哪个更好而已。像李白那样能够写出奇绝瑰丽诗句的人,并不多见。大多不过是平庸之作。乾隆皇帝一生能写数万首诗就是明证:只要你经过一定的训练,没有写不出来看起来还差不多的五言、七言的。所谓“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是也。模仿或者叫创作性的模仿才是创作的真谛。波斯纳在《论剽窃》一书中把莎士比亚(1564-1616)的创作作为例证,证明了莎士比亚是一位多么富有创造性的模仿者(而且从未标明自己所引用的构思和情节)。可以说,东西方在彼时,在知识传承和创作上,也是相通的。现在我们很多有关话语都表明了在彼时知识传播的规律:“传经送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等等。尽管也有人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说,这些人并非主流。令中华民族最自豪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唐代以诗歌著称,但唐诗何止万首,选精彩者结集也不过三百,也是明证。

  当然,这只是大概情况。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当然会涌现出“品牌”。例如,顾恺之的绘画可能就会卖更好的价钱,由此,模仿者必然众多。但是,真正的顾恺之画的消费者是不会屑于购买仿品的,因此,模仿并不能造成原作者的经济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损失,相反,在那个时代,反倒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传播。就像现在真的要购买“LV”的人绝不会去地摊上买“LV”一样,由于其市场定位问题,仿冒的“LV”不仅没有造成“LV”的市场份额的损失,反倒传播了“LV”品牌(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无形的损失,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只有工业化的、规模化的产品才会在面临同样情况时形成实际损失。在彼时,知识的产权化并不重要。

  但情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得不同。有人认为,中欧发展方向和水平的分界事实上是从古腾堡发明印刷机开始的:从那时起(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明朝初年),在知识传播上,中国开始处于劣势,因为中国还在使用效率低下的雕版印刷(尽管我们有活字技术,但没有活字印刷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传播的主流价值地位逐步让位于知识创新。原因在于,此后,任何人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都能够掌握现存的知识,那么,你传播知识还有多大价值呢?这当然也带来学术传统的转变:从此,西方迈上了创新之路,而当时的中国,则仍然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之间徘徊,难以迈上创新的台阶。如今,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存储和传播已经变成几乎无成本的活动。因此,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要逐步从传播和保存变为创造和更新。由于全部知识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一个人如果从某个古旧的书籍里找到某个知识片段,已经不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那种想靠获得一本“武林秘籍”在“江湖”上混饭吃、靠寻章摘句的本领获得知识领袖地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只要轻点鼠标,多么古旧的知识,多么偏远地方所产生的信息都会一目了然。因此,除了“地方性知识”以及“当地知识”以及私密性知识(例如,家族故事,生活感悟)之外,发掘和传承知识已经无法在社会分工中获得足够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的原因,也是网上各种“攻略”方兴未艾的原因)。很简单:人脑干不过电脑,那么,人脑的价值又在哪里?当然只能是创新。

  在学术传统上,这种技术的进步就迫使学者们更加重视创造: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厌倦了经典,经典随处可见;人们也厌倦了经典的解说,因为每个人都已经不再是文盲,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说。这种知识生态事实上造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极端不适应。在中国,首先就表现为孔乙己们被历史所抛弃:你会所有的“回”字的写法,但却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任何人只要拿起《说文解字》都会找到更多的写法。虽然近来所谓的“国学”大有“复兴”之势,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社会已经不能靠古旧的知识来前行了,虽然古旧的文物还会继续涨价。

  和世界各国的知识界一样,中国学术传统正面临着电脑对人脑的革命:靠传承知识,解说经典的日子混不下去了。社会更加认可新的知识,有创造性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学界那么重视剽窃和抄袭的原因:剽窃和抄袭把学人由于创新而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份奖赏轻易地拿去了,这当然从道德上讲非常不公平。同时,学界重视剽窃和抄袭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知识化,知识的价值得到了极度的张扬。特别是,拥有法律保护的某个知识领地或者传统保护的某个领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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