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坚持学术理想,守住人生底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3 次 更新时间:2023-03-2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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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金融学一级教授吴晓求2022年10月26日在人大老校区礼堂“2022年人民大学新教师入职第一课”上的讲座实录。


各位新入职的年轻老师、同仁:

首先热烈欢迎你们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队伍,共同建设人民大学。入职前,有的可能对人民大学非常了解,有的可能不太了解。学校有关部门应该对人民大学的历史向大家做了很全面的介绍。

在座的各位都是全球名校博士学位获得者。你们选择人民大学作为人生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起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来到人民大学求学。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要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不容易,因为当时招生规模很小。我的本科同学问我想考哪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我说中国人民大学,他们似乎都有所怀疑。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从人文社科特别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人民大学过去、今天乃至未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所以,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我曾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校长论坛上说,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最好”,不是一个空洞的赞美词,而是我切身的感受。在我读研究生时期以及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人民大学大师云集。4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可真是如日中天,每个学科都有几位大师。我所在的经济学科就有宋涛教授,大家在会后还要看他的展览,有黄达教授、戴士光教授、高鸿业教授、卫兴华教授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真是群星璀璨。我是追随他们来的。

那个年代的大师很多,今天的大师越来越少。大师一定是思想者。中国不缺学术论文,中国缺学术思想,缺原创性的思想,缺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启迪民智、顺应趋势的思想。

思想这个词是很珍贵的。能够照耀人类社会前行方向的才能称之为思想。思想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智慧,一种光芒,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关切。那个时代有很多思想家,今天少了。我是为追随他们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的。

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是很稀缺的资源,到国家部委工作肯定没有问题。去了以后干上几年,做个处长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现在有不少已是高级公务员了。我的同学很多都在国家部委工作,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思考来思考去,我可能只能在大学工作,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1990年博士毕业后留在人大任教。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婉拒了多次去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和去企业赚钱的机会,也谢绝了两次去别的学校任校长的机会。30多年了,我就一直留在人民大学,没有离开人民大学的念头。

一、包容是人民大学的精神品格

为什么我会一直留在人民大学?不完全是在人民大学30多年时间里都一帆风顺,都得到重用。我实际上也碰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我喜欢研究、思考未竟的世界。至于赚钱和权力,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多关系。我经常也会问自己,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好选择是什么?就是选择在大学做一名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尤其在人民大学做一名教师,让我感觉到如沐春风、如鱼得水。

人民大学对我有知遇之恩。人大有个特点,不问你的出身。各位可能并不都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在学生时间可能与人民大学没有直接关系,这无关紧要。人大不在乎你是不是“三人”,而在乎你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如果有这些,一定能在这里充分展现你的才华,实现你的学术理想。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投机取巧的东西。学术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要附庸风雅,不要见风使舵,学术永远是学术。

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那时比你们大几岁,学校很快就破格晋升我为教授。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我写了两部著作,也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了论文。就凭借这两本著作和若干篇论文评上了教授。

那是1993年6月,在人民大学这么一个大师云集的地方,34岁破格成教授,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人生的荣幸和机遇,我们的前辈在爱护、培养年轻一代。他们不看你的出身,只看你的学术。这就是人民大学。

年轻的时候,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大概从1983年到1996年,这十二、三年的时间,没事就去图书馆。当时有一位前辈先生比我们更勤奋,那就是方立天先生。他是中国佛教哲学的杰出代表,一年365天,似乎只有大年三十晚上那一天不在图书馆,所以,学校图书馆专门给他开了一个方立天教授工作室。在那个年代房子很紧张,图书馆专门给他开辟一个工作室,可见人民大学的学术胸怀。当然我没有这个待遇,也没有他那么勤奋,更没有他那么大的学术成就。在图书馆,发呆的时间很多。有时候我在想,做学问是要发呆的,没有发呆的时间和精神,天天抖机灵,是做不出学问的。太机灵的人做不出学问,因为他的心思都用在寻租上。做学术研究,理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坚守。

在座的各位未来都会成为学者。未来是你们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要想成为学者或者学家,探索的精神不可缺少,走捷径是不会成功的。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勇气和意志。

我的导师胡乃武先生曾给我一个建议,40岁之前不要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专心把学术做好、做扎实。我37岁的时候,财政金融学院重组成立了。学校说要我来做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一位老先生,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胡老师也同意了。

我早期研究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或者说计划经济学,从本科到博士10年的学习生涯,学的都是计划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阶段,实际上我已开始怀疑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和独立性,国家计划都规定好了。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经济活动没有自由空间,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前途。计划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再加上一个综合平衡就可以了,没什么值得研究,总供给、总需求这些概念在计划经济中根本不存在。

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初期,市场起一定的作用。无论是供给的形成还是需求的产生,市场开始在起作用了。从研究的角度看,计划经济肯定没有什么研究空间,肯定不是未来中国所要走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已经怀疑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一个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又严重束缚了人的行为的经济制度,怎么可能会有未来?财富的创造,首先来自于思想的解放,创新的思想引导财富的创造。有了不受束缚的思想,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以寻找到财富创造的机制。一种制度如果束缚了市场主体和人的手脚,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无效率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就在于给市场主体和每一个人以巨大的自由空间,各自找到各自的定位,从而把创造性、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我经常说,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主要看这个制度是不是让每个人都有预期,让每个人都有追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不是束缚人们的手脚,等待管理部门一声令下,然后照着做就行。后者肯定没有效率。计划经济制度就是这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座里程碑。由于方向正确,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富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研究开始转向金融领域。金融领域非常复杂而庞大,基于技术进步、信息化以及脱媒的作用,金融的结构和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金融活动日益复杂,不确定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金融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如果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的话,那么金融学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最近20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约有一半授予了与金融研究有关的经济学家,包括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由此可见,金融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金融学的科学性在大幅度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计量方法的广泛使用。

皇冠上是有很多明珠。在诸多明珠中,有一颗最耀眼的明珠。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是什么?是资本市场理论。没有这颗耀眼的明珠,皇冠就黯然失色。我是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研究领域。我知道经济学研究过去主要关注利率决定及形成,但现在人们更关注资产价格的决定。从资金价格到资产价格,反映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反映出金融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资产价格涉及到人们的财富和资产配置,内含着不确定性或风险。因此,风险如何定价或者说资产如何定价就变得非常重要。资产定价当然要关注现金流,关注盈利能力,但资产定价本质是风险定价。影响资产和风险定价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在变化,科技创新变得非常的重要。由于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对风险的理解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那些研究资产定价、金融危机理论、金融脆弱性以及脱媒理论的学者,原因就在于金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所以说,资本市场理论是皇冠上的最耀眼的明珠。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敢涉及金融问题,是因为金融理论比较复杂,有学术门槛,稍微严谨一些的经济学者是不敢谈金融问题的。一些学者谈谈通货膨胀、CPI变化,没有问题,仍属于经济学范围,但真正涉及到金融的内核部分,就不敢谈了。

金融的教授很多,金融学教授中有研究货币理论、商业银行管理、信贷机制等,但是金融学教授一般不敢涉及资本市场,这里又有一个技术门槛。资本市场很结构化,稍不留意就讲外行话。

过去以为这个研究领域相对狭小,今天看来则很庞大,且非常复杂。我研究的重点、兴趣点不多。1993年之前,主要做经济学研究,重点放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研究过渡期的经济运行特征。1993年之后,转入金融领域,主要是资本市场研究。

对金融的其他领域,我一般会更了解其基本框架,不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里,有些领域没有太多的理论空间,放眼望去就看到底了,尤其是所谓的热点问题,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没有空间领域,似无必要。一些热点问题,只能博个眼球,对基础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房地产问题似乎永远都是个热点问题。我不是说房地产业不重要,它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产业,对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有重要影响。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始终认为房地产研究的理论空间相对狭小。我这里不是说房地产研究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我的认知看,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会有太大的理论空间。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它也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配置,本质上它是消费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投资品,但是,作为投资品则远远不及证券化金融资产带来的理论问题复杂。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确定研究方向时,一定要思考这个方向的空间有多大,是不是够你一生去研究。而且,这个领域一定是动态的、多变的,不是确定性的空间。如果是确定性的空间,前人早就研究透了。如果是不确定的空间,前人去世了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出现,只能留给后人去研究。我们要追求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这很有意义。千万不要去研究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前人都研究透了,你再去研究就没有太大意义。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互联网金融,对我的触动很大。互联网金融曾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我知道,金融有脱媒的趋势,科技力量对金融的变革会产生特别重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平台技术,如果与金融结合,它会改变金融的基因。深入研究后,2015年人大出版社出版了《互联网金融——逻辑与结构》这本书。

我从经济学转向资本市场的研究,不少人包括一些前辈老师很不理解。因为我原来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否则也不可能破格让我当教授。他们总觉得我从经济学研究转向金融学中的资本市场研究有点可惜,甚至认为入了旁门左道。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必须站在未来去观察世界的变化。学术问题不能只站在历史角度去看,还必须站在未来角度去思考。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心里要明白。我们的国家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开放的国家,这是对未来的基本判断。

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没有经济的繁荣、发展,没有经济的市场化,没有金融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名学者,对未来要有深刻的洞察力,不要人云亦云,内心世界要深刻而坚定。你可以不说出来,但你心里一定要明白。也许你说出来会与一些所谓的主流观点不协调,但你心中要明白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大事不糊涂。我不相信我们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回到那个扼杀人们创造力的时代。这种信念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现在更加坚定。

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民大学有极强的包容精神,只要人正派,学术做得好,迟早都会被发现的。我说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指它有极强的包容精神。包容是当今社会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大学是需要包容精神的。教授们可能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极其正常,需要包容这种不同观点,这是大学的魅力所在。只有包容才会有新思想。没有包容哪来的新思想?所谓的思想创新,都是对前面思想一定程度的否定,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然,新思想一开始只有很少人能理解,慢慢地,明白的人就会多起来。学术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大多数人明白才是正确的,有时少数人明白可能更是一种伟大的理论,所以,社会需要包容文化。大学为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因为是思想的源泉。人民大学具备了这种包容的精神。

人民大学的学科以人文社科为主,不少学科与意识形态或所谓的底线很近,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因为教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警告。大学有两个原则很重要。第一,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老师。我在学校曾分管人事、人才工作的时候,我把这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能在人大这样的大学任教大体上都有个性、有特点。要爱护老师的个性和特点,不能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所谓不足就去谈话警示,更不能随意处分。处分老师一定要小心,受处分了可能一辈子就起不来了,没有未来和前途。人的一生中谁能天天都是正确的?说话、做事永远正确?有时候要站在老师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只要没有违法,一般的问题,都要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

我做过四年多学校教职工纪律处分委员会的主任,遇到过一些很棘手、很敏感的事和人。我的原则是能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对老师要从宽。不要把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非原则问题谈一次话,提醒提醒就可以了。在四年多时间里,没有因为言论、观点处分过一位老师。

第二,要关心我们的学生。学生是大学的核心。我们这些人到人民大学来干嘛?不是单纯的研究,而是培养人才,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学生是大学的核心或中心,教师是大学的基石,把中心和基石捋清楚了,就知道该怎么办。千万不要以为校长、院长、处长是中心,不是的。校长也是服务员,都是为中心、为基石服务的。这个理念要非常清晰,没有这种理念大学就无法留住人才。留住人才虽然与生活条件有关,与收入有关,但更与这所大学的品格有关。我开始时就说,你们选择人民大学是正确的,因为人大有这种包容精神和学术品格。

二、实事求是是人民大学的基因特质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经常说人民大学传承了红色基因,我的理解,传承红色基因就是传承了实事求是的基因。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让你变得谦虚严谨,又让你变得自信淡定。谦虚和自信不矛盾。人不能傲慢,空洞的傲慢是无知,谦虚的人内心是自信的。实事求是既能给你谦虚的精神品格,也能给你自信的内在力量。实事求是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自身的实力,又要知道我们的不足,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既深切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重视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是拒绝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唯我独尊。

人民大学的传统是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事物规律。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吸收、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政策和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要向先进学习。

三、人民大学是一所有理想的大学

在陕北公学的时候,我们的前辈就有了伟大的理想。毛主席对陕北公学有一段经典的评价,“有陕公,中国不会亡”。我想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及人民大学的教师都有这样的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大学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大学都有卓越大家的出现,呼唤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是人民大学的责任。

人民大学是一所思想富有的大学。在人民大学,学者之间的思想跨度很大,用一句不准确的话来表达,就是这里有所谓的“左”的,也有所谓的“右”的,他们都活跃在这个空间里,还会经常交流,非常有意思。外面不少人以为,人民大学整体上是保守的或者说比较“左”。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评价。人民大学的教师都有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学术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不能以学术观点去评价一个人。

在人大,学者们追求学术理想的目标不尽相同,我们要尊重这种多样性。他们有理想,不是行尸走肉,不附庸风雅。我不会以他的观点与我相左,就轻视他。学术观点是学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他追求学术理想的标志。要尊重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尊重他。我说人民大学是一所有理想的大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时候,即2017年,《中国金融家》杂志对我有一个采访。在采访中有一句话,后来编辑用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我说,人民大学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很长的采访,编辑就把这句最具实质含义的话给提炼出来了,用做标题。这是我真情的流露。对我而言,只有在人民大学,我才能做出一点点成绩,才能实现我的学术理想。我希望在座的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们,一定珍惜在人民大学的时光,做一名有学术追求的人大人。

来到人大做教师,对学术的热爱,对未尽世界的探究,一定是你们心中的目标。否则,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可能挣的钱会比在人民大学多。到国家机关做公务员,等到了50岁的时候,大概率可能做到司长岗位。为什么没有去实现大概率事件,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理想放不下,那就是对学术的追求。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当然,有些人做学术研究很痛苦,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很痛苦。如果你发现学术研究是个痛苦的差事,你就要离开它。学术研究一定是快乐的,所有学术上有成就的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多来自于内心的追求和快乐,命题作文是出不了伟大成果的。

我不喜欢申请课题。不申请课题,是因为那些课题很无趣,是命题作文。为了20万或者50万的课题费,要不断填表,填完表还要去给一些人去汇报,坐在那里答辩,有点滑稽。由他们来评判是否能得这个课题,我不太适应这种机制。但是,你们还是要申请,现在没有课题不能评教授。现在评教授都要有课题,我那时候评教授不要课题,就看你的论文,你的教学、科研成果。论文、著作水平到了就可以了,不要课题。我要感谢那个不要课题的时代,现在我估计评不上教授了,因为没有课题。课题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命题作文。命题作文出不了什么好的作品。

所以,在大学任教,一定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你们中的一些人未来也会走向“双肩挑”岗位,既教学研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做管理工作不要讲条件,不要讲面子。别以为做了教授了,去做个科研处、教务处副处长就委屈了。管理工作也是人生的另一种经历,一种奉献。不要以为当上教授了,就了不得了,谁也看不上,千万别这么想。做点社会工作挺好的。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学术研究要离热点远一点。学术有学术的品格,我们可以关注热点,但不能热衷于此。社会热点变化太快,如若总是跟着热点跑怎么得了?要保持内心的淡定,离热点远一点,多做一些基础性理论研究。我不太主张人民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去追求热点问题,热衷于献计献策,写折子、上内参,我不喜欢,也不主张。也有人希望做顾问、献计献策。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本事,不能误事。千万别热衷于献计献策、指点江山。教授们想指点江山就错了,要把心沉下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做真正的学问。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经济学院的院长刘守英教授,之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做到正局级干部了,2015年到人民大学任教授。2017年某一天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因为他是搞农村研究的,跟我跨行很大。我当即就把他送给我的著作打开浏览,大概看了几分钟,发现这本书非常有价值,一般学者写不出来,因为是在详实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守英教授经常到农村做实地调查,把案例、数据汇聚起来做分析,数据要一个村一个村去统计,做问卷,之后研究得出结论,很多是原始凭证。我说,守英教授,这部著作写得真好,真有水平,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著作了。我顺便问了一下他哪年来的人民大学,他说,来了两年了。我问他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导报社任社长。我说你加盟人民大学对人民大学经济学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马上就要评职称、职级,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下,你现在是几级教授?他说,三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不妥,人民大学引进他时就亏待了他。当年,通过正常程序和投票,还了守英教授一个公平待遇。守英教授现在是经济学院书记、院长,一肩挑,工作很认真敬业,学问做得扎实。

在大学任教,立足之本在学术研究,而不是其它。如果做了院长、校长,做成了官僚那就完了。我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我每天上午开会或在学校办公,下午只要没有会,我一定会去研究平台做研究,和同行合作者讨论研究问题或指导博士生,找一些专家教授讨论问题,晚上有空就写,习惯是下午讨论晚上写。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始终没有停止过,也算与时俱进,不断前行。重要的是要写出高质量论文,而不是让博士生代写。我们有一些教授带了博士生以后就不写论文了,说几句话就让博士生写,然后署上大名。我不认为这是师生合作,这本质上是掠夺学生的成果,剥削学生的智力劳动。有人说这是师生合作的结果,应当提倡。我说,如果任博导期间的论文都是和学生联合署名的,这就有问题。如果这十年导师自己独立发表了10篇,联合发表了10篇,那还说得过去,如果自从评上教授后,就没有独立写过几篇高质量的论文,几乎全是与学生或他人合作发表的,这就值得怀疑。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时候论文都要自己写。到现在,论文我是自己写,有些数据我会请博士生、博士后和年轻老师给我收集一下,但是不能让他们代写。他们写的就是他们的成果,你不可以署名。

我有一些博士生论文写得不错,他说,老师能不能署你的名,这样容易发表。我说,我没有实质性贡献,不能署名,只能署你自己的名,但我会尽力给你推荐发表。你署上我的名,未来你要评教授,我给你分掉一半,你怎么办?除非我写了一半,署上我的名是可以的,三个人合作必须完成1/3。要亲手写,不是说上几句话就可以的。有人说,思想是我的,所以,可以署名。既然思想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写出来?什么是思想?我听到一些老师说该文的思想是我的,文字是学生写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作。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辞。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学风,学风好的人,人们一般都会尊重你。也许发表文章的数量不太多,但仍然会得到大家的尊重。

我不反对合作研究,甚至还提倡合作研究。我和财金学院年轻教授、资深教授都有学术上的合作。我不能孤身一人,谁也看不起。我乐意和他们合作,喜欢和他们探讨,讨论完了以后一般都是我起草研究大纲和主要观点,同时,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写,相关细化部分由他们展开,这或许是合作。所以,养成良好的学风是你们的立身之本。

除了前面讲了有关教学研究的要求外,我还想告诉各位,有两点要切记。

第一,师风。师风本质上是学风。学风是学者的生命线,千万不能抄袭,搞拿来主义。学术研究当然可以参考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但一定要注明出处。注明出处了啥事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瞒天过海。不要以为发现了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想改头换面去发表。若有这个想法,迟早要犯大事。要尊重他人的成果。学风是学者的灵魂。水平可以有高低之分,抄袭作假则不行。这是我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要切记!学风正,腰板就直了。

第二,师德。师德是形象,是命脉。我以前会收到这方面的举报信。有的举报信说,老师关起门来和女同学谈话,如此云云。一方面我在想,关起门谈话又怎么了?另一方面,我又想,老师为什么要关起门和女同学谈话。男老师要注意这个问题。人民大学女生比例高,本科研究生都挺高的,她们都很聪明,跟学生特别是女生谈话打开门你就没事了,只要打开门没有任何人会有问题。私下千万不要单独带着女学生去吃饭,去参加各种活动。这都是不太正常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潜在的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师风师德方面问题都有实际案例,就不具体说了。总之,师风师德要切记。守住了师风师德的底线,你们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心中的理想。

我今天讲了很多,尤其后面那两个要求,大家要深刻领会。前面高大上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后面是必须做到的。

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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