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引号引发新世纪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第一剽窃案

——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剽窃事件被揭露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1 次 更新时间:2010-06-22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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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剑  

当新世纪的曙光刚刚升起,美国《标准周刊》2002年1月4日发表了独家新闻:《斯蒂芬·安布罗斯:盲目的模仿者——一位畅销的历史学家的最新著作并不全是他的》。这条新闻似一枚重磅炸弹,立即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瞬时成为美国传媒的热点。

谁是斯蒂芬·安布罗斯?他又是如何涉嫌剽窃的呢?

在美国,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现年66岁的他,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和欧洲的数所学院和大学中教授历史学长30年之久,直到1995年退休。他是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学者。安布罗斯教授的声誉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他多达25部的历史学著作上。他曾经因为写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多卷本传记而享誉学术界内外。尤为重要的是,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很畅销,对美国人重新审视战争,发挥了一般历史学家起不到的作用。如他的《大规模进攻之日》1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而他的《骁勇》一书则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连续12个月榜上有名,曾被美国广播公司制作成了电视连续短片上演。他因为《胜利者》而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是“出色的历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美国大牌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历史顾问。目前,安布罗斯教授是艾森豪威尔中心名誉主任、新奥尔良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美国全国大规模进攻日博物馆的创始人和现任馆长。

那么,这样一位著名学者是如何涉嫌剽窃、又是如何突然被人发现的呢?

还是让我们先从另一位教授的一部著作谈起吧。199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历史学教授托马斯·蔡尔德斯(Thomas Childers)出版了一部书《晨翼:二战中在德国上空被击落的最后一架美国轰炸机的故事》,讲述的是他的叔叔及其在二战中的B-24轰炸机组的成员们的故事。该书出版后受到了批评家们的一致好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它“很动人且有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该书的精装本销售了1万5千册,平装本至今在美国书店还可以买得到。

到了2001年,安布罗斯教授这位被誉为“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出版了一部主题与《晨翼》相类似的书《狂野的蓝天:飞越德国上空的B-24轰炸机上的男人们和男孩儿们》。他所讲的这个机组的飞行员是乔治·麦克格文,后来成为了一名参议员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然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一,但它却很快就打进了畅销书的排行榜,名列《纽约时报》非虚构类作品的第12位。该书首次印刷达50万册!

最先对安布罗斯提出疑义的是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这位《标准周刊》的执行主编说,《狂野的蓝天》不仅在主题上和《晨翼》相似,而且某些段落也完全一致。巴恩斯在对两部著作经过对比后指出,“《狂野的蓝天》中有一个6段的小节,与《晨翼》中的一部分很相似,其中有10句话与蔡尔德斯教授书中的话几乎一样,而有一句则一模一样。”他说,所有这些被列出的证据——段落、句子和措词——全都没有使用引号,也未注明是属于蔡尔德斯教授的。巴恩斯说,“安布罗斯教授只是在其参考文献和4个脚注中提到了蔡尔德斯教授,但其脚注却并未说明整个的——作了少许改动的——段落是取自《晨翼》,也未说明在这里全部使用了蔡尔德斯教授的一句话”。

出版《狂野的蓝天》一书的出版社,是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最初,该公司的态度是予以辩解。在被问到《狂野的蓝天》和《晨翼》两书相似一事时,该公司很快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安布罗斯教授的《狂野的蓝天》一书是二战史方面一部独创性的和重要的著作。书中所使用的先期出版的资料,都得到了恰如其分地注释。”公司方面坚持认为,所涉及到相似之处也就是10个句子,且都是技术方面描述性的句子,对此,在4个脚注中是做了说明的。

然而,就在巴恩斯的文章刊登出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安布罗斯教授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对此我很抱歉。将来我的书再版的时候,会改正过来的。”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安布罗斯说,他在三个历史事件上使用了蔡尔德斯书中的材料,虽然每一次都作了脚注,“但我没有把蔡尔德斯博士的字词和句子放入引号之中,”他说,“我对此疏漏很抱歉,并向他正式道歉。我会对此做出改动,在我的著作将来所有的再版中,都会把他的字句放入引号之中的。”

此后,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也告知《纽约时报》,称将来《狂野的蓝天》再版的时候,那些受到质疑的措词和句子都将使用引号。

蔡尔德斯教授的反应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据巴恩斯说,当蔡尔德斯教授拿到这部书的时候,他首先看了看该书的索引,并且翻看了引用自己的那部分内容。他的第一反应是:“这真是太相似了。我不生气,但我感到很失望。”当被问到他是否写信给蔡尔德斯教授时,他说没有。他反问到:“我能说什么?说你不知羞耻?”他补充说道,他“可不想追着斯蒂芬·安布罗斯不放。这家伙写了那么多好作品。”

作者作了检讨,出版公司表示要改正错误,当事人不追究,似乎这件“小小的”、由引号引发的剽窃案就此会告一段落了,但事实上没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月7日,美国的《富比斯》杂志发表了马克·刘易斯的题为《安布罗斯此前已有剽窃行为》的文章,声称他们在安布罗斯教授的另外两部著作《疯马》和《卡斯特》中,同样发现了类似的剽窃问题。在《卡斯特》一书中,安布罗斯借用了杰伊·莫纳汗(Jay Monaghan)的《卡斯特: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的一生》中的某些措词。尽管安布罗斯在他的书中都有“鸣谢”,表示“感谢那些使自己的成果成为可能的人们的辛勤劳动”;尽管安布罗斯在他的注释部分把莫纳汗列为了参考文献,但马克·刘易斯认为,这还不够,因为在好几处地方,安布罗斯在使用莫纳汗的字句时,都没使用引号,使人误把这些字句当成了他自己的了。

1月9日,《富比斯》杂志的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斯蒂芬·安布罗斯引发更多争议》。文章说,在安布罗斯被揭出有剽窃行为时,收到了几封读者的电子邮件,指出安布罗斯教授的其它著作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有人指出,安布罗斯教授的《市民士兵》和《尼克松》含有他人著作的字句和措词,但既没有使用引号、也没有给出适当的注释。其中,《市民士兵》被控与军事历史学家约瑟夫·鲍克斯基的著作《滩头堡之外》有字句相似的地方。而有趣的是,安布罗斯就是《滩头堡之外》一书软装本序言的作者!

针对人们对他的《疯马》和《卡斯特》的指责,安布罗斯告诉记者,他在脚注和鸣谢部分已经明确感谢了杰伊·莫纳汗,但他同时补充说,“确有一些地方我使用了他(杰伊)的某些字句,而我应当把它们放在引号之内的。”但他对其它诸如《滩头堡之外》等著作的指责,目前尚没有做出评论和说明。

在又出现这一系列事件后,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发言人说,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所出版的所有安布罗斯的著作中出现的类似的问题,我们将和安布罗斯一道,“改正一切需要加以改正的东西”。

1月21日,《标准周刊》又发表了关于安布罗斯事件的后续报道,称其为是“屡次违规者”。

尽管各个媒体还在不时出现相关的报道,但尚没有出现更多、更新的例证。

安布罗斯教授剽窃案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极大,许多学者对此都发表了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

首先,大家都认为这是学界的耻辱。尽管对这位知名的历史学家深表同情,但安布罗斯的一些同事说,这是个耻辱。如果是一个大学生这么做的话,他/她很可能就被开除了。教授们普遍认为,这对学生来说,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任阿尼塔·琼斯虽然不愿对此作出评价,但她说,“对学生们来说,这可能是个很好的例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做什么。”

其次,安布罗斯仅有道歉够不够?尽管安布罗斯已经道歉,但有些人说,这样一个道歉在学术界还远远不够。罗杰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杜克大学学术诚实中心的创始人唐纳德·麦克比说,“如果一个学生这么作的话,我不知道教授是否仅只是让学生道歉就了事了。”他还担心出现这样的结局,“这又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说,‘这有什么呀,如果他都能做,而你们让他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为什么不能?’”

第三,这么一个著名学者出现这样的错误,原因何在呢?美国前国会众议院女议员、现任美国出版商协会会长帕特·施罗德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悲剧……人们总是不愿看到你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就此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他确实使美国人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充满了敬意:他太多产了。但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了。”但她补充说道,“他也许并不是故意为之。他可能是有点草率了……也许历史学界对他的压力太大了。”有报道说,自从1996年以来,他个人出版了8部著作,另外编辑、修订或者和别人合作出版了4部。

第四,安布罗斯对此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执行主任李·W·福姆沃特说,“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信誉将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至于会不会引发诉讼,一位讲授版权法的法学院教授里昂·弗里德曼说,安布罗斯的行为,因其所涉及的内容仅是其全书数百页之中的几段而已,所以“从法律上讲,显得不是特别有意义。”他预言,这个事件很快就会过去。

安布罗斯教授所抄袭的对象是宾大的历史学教授,而宾大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学校。这自然使我更关心宾大教授的反应以及该事件在学校引起的反响。所以,我就查看了《宾大日报》的网站,看到它从1月5日开始,连续4天都对此有报道,以后还有几次相关的报道。

我注意到,这起剽窃案在宾大还引发了一个更现实但却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安布罗斯的著作是被许多大学列为参考书目的,那么,此次事件后,究竟还应该不应该把安布罗斯的著作继续留在书单上呢?

据《宾大日报》报道说,蔡尔德斯教授对安布罗斯的道歉表示满意,并且说,他仍对安布罗斯深怀敬意。在本学期中,他仍将使用安布罗斯的一部书作为他的历史课程“世界战争”的补充读物。但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你把安布罗斯放在一种受人尊敬的地位,一方面,你让学生去学习他,但另一方面,你又告诉学生不能剽窃。这不令人感到左右为难吗?一位教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将坚决把安布罗斯从书单上拿掉,因为我会羞于让学生在我的推荐之下去阅读涉嫌剽窃的书目。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缺乏诚实,将会使人们怀疑他在其它著作中所使用的标准。”

也许,这件事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但对一个人的声誉而言,这件事的负面影响,却不会很快就过去。正如1月14日Newsday.com发布的题为《黯然失色的英雄》的文章所说,“引号可能平息批评者们的抱怨,但很可能无法修补斯蒂芬·安布罗斯的声誉”。

毫无疑问,剽窃或抄袭(plagiarism)是学术界最为严重的失范行为。随着因特网的迅速普及,涉嫌剽窃或抄袭的事件将会越来越多了,而且也越来越容易了。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站在当下中国讨论学术规范的语境来说,按照某些人的理论,安布罗斯的剽窃之事应该实在是不值一提。是不是会有人为其含冤,我不敢说,但肯定会有人认为他是有些冤枉的。但我认为,这也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使我们可以认识西方在对待学术规范上的尺度究竟是怎样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美国学界在谈论安布罗斯剽窃案时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对“何谓剽窃或抄袭”是有共识的——而这个共识安布罗斯也是接受的——那就是:直接使用别人的原话,必须使用直接引号,否则,即使注明了出处,仍被视为剽窃或抄袭。

实际上,在美国众多的写作手册上,对此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我想,在我们与西方学术接轨的时候,我们在学术规范上是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对话的层面上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1999年3月17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简单介绍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所制定的《MLA论文写作手册》,提出我们现行的学术规范讨论以及学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乃是制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规范。后来我看到了2001年12月号的《开放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王笛先生所写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文,详细介绍了《芝加哥写作手册》中的规范,并呼吁建立我们中国的《芝加哥手册》。

我至今仍然认为,制定规范,是今天中国学术界进行学术批评的当务之急。

注释:1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6月6日同盟国军队进攻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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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报》上海2002年,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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