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笑侠:公案及其背景——透视转型期司法中的民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5 次 更新时间:2010-06-22 1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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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公案是民众根据个案的主题元素,经过议论、诉说和加工而形塑出来的公共事件。本文把公案归纳为六类,通过个案剖析了公案中事实的变异过程以及公案所反映的民众生活状态的社会背景,并分析了公案中的潜在的裁判者。

  关键词:公案;主题元素;民意;媒体;结构性格局

  作者孙笑侠,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08)

  *本文获得国家211工程第三期建设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和实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以及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项目“司法与民意和谐的程序机制”的经费资助,是三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叶向阳、陈裕昆、周德军以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生和硕士生谢小瑶、李迎春、吴习域、宋小海、刘金晶、陈睿、赵冬等同学的帮助,在此致以谢忱。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欧洲格言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中国民谚

  审判是公共事务,法庭上所发生的事属于公共资源。——威廉。道格拉斯①

  

  一、公案及其主题元素

  

  在我们的现实法律生活中,无论大案和小案、重案和轻案、命案和要案,形形色色的案件都可归入以下两类案件:一类是除当事人以及办案的司法官律师之外几乎无人问津的案件,这类案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只不过是法院档案架上的一叠案件卷宗而已。另一类则是引起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焦点案件或热点案件,这类案件从无人知晓的个案,演变成为家喻户晓、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这类案件是凤毛麟角,比如清末发生在浙江余杭无名小村庄的邻里亡夫案,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是因为当时有《申报》作媒介传播给了民众,也促动了清廷的重视,但毕竟这样受媒体关注的机会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在当代,传统媒体与非传统媒体已然覆盖全社会,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尽管同样是在公开审判原则之下,21世纪的案件受公众关注的概率大为上升。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直至当下,一起个案在不经意间可快速演变成为一个受全民关注的焦点。

  季卫东教授称之为反复出现的“蝴蝶效应”——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完全出乎意料的后果②。

  原本是一个小范围的地方性私人间的诉讼小案,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本文便是要用“公案”一词来说明这类现实的案件及其引发的现象。“公案”一词,据《辞海》解释的四层含义③之一,乃指称“案件”、“事件”。文史学界历来习惯于用“公案”来指称那些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事件和纷争,比如我们说“大清留美幼童被政府强行召回”事件是一件公案,说“梁漱溟1953年与毛泽东辩论”是一桩历史公案。该词在当代已很少用来指称某一个诉讼案了④。

  我所谓的公案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因关注度高而被民意加工过、形塑过的案件。但关注度高的并非一定是公案,未必一定具备“公”的特质。

  比如,虽然娱乐影视界明星也很惹人关注,吸引眼球,可是因他/她们而起的事案一般不具有“公共事件”的性质(除非像《无极》摄制组污染环境之类的涉及公益的事件例外),只会引起民众“粉丝”探密般的娱乐兴趣,却不会引起公义上的激情和愤怒。比如人们对陈冠希“艳照门”中的恶劣表现的热议只是娱乐事件,而不是公共事件。

  在当下的司法活动中,法院独立判断的案件占多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案件不会被公众关注,因而地方当政者干涉的概率较低,司法的外部干扰也相对较少。那么,为什么公众、媒体和为政者他们会关注并干扰那么一部分个案的司法呢?经过对“民意与司法关系”近五年的跟踪考察,我们欣喜地发现民意关注度高的案件大都是带有公共性质的,比如涉及公权、公害、公德、公民、公益等等因而引起公愤,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基本上属于公共事件,因此我借用“公案”这个词来说明这类高度激发民意的案件。这也就是“公案”的“公”的特质所在。在美国有被称为Great trials或Fa2mous Trials 的案件或叫Sensational cases (轰动性案件)、Concern cases ,⑤,它们很有影响而被公开曝光且广为人知,所以又被称为“highly publicized cases ”,⑥这和我所说的公案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的官方用语通常用“热点案件”这个中性词来指称这类案件,因为“热”不存在褒与贬的问题。我们暂且不描述这种个案演变成公共事件的原因和过程,也暂且不分析这个演变过程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矛盾,先对它们的类型作一分析。

  最容易引起民众关注的案件,大致可分为官民冲突案件、权贵身份案件、社会民生案件、道德底线案件、公德困境案件、迷离疑难案件。

  这种分类的意义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关切的兴奋点所在,这也恰恰是用来分析司法如何回应民意的前提,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回应民意。这六类案件中都潜藏着“主题”,它们基本上属于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它是引发社会公众关注个案的核心因素,即“公案主题元素”。当然,大量的案件显示,这六类案件中的“元素”常常不是单一呈现的,而是呈多样化交织在一起被媒体和民意形塑出来的,换言之,同一个公案可能交织着多个“元素”,后文“王斌余案”可帮助说明这一点。

  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之所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高度曝光、高度议论的热点或焦点,是与它鲜明的主题有关,这个主题反映了它所发生的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审判,都是有特定的主题的,像宪法中默许的权力(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解放黑奴(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总统与司法的权威(梅里曼诉讼案、米利根诉讼案,1866)、反垄断(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反种族隔离制度(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平等选举权(贝克诉卡尔案,1962)、对穷人的司法援助(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新闻自由(《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刑事被告的权利(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妇女是否有堕胎权(罗伊诉韦德案,1973)、弹劾总统(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焚烧国旗表达自由(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冲突(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程序公正之利弊(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1995)、总统选择纠纷的司法解决(布什诉戈尔案,2000),等等。⑦

  30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民众除了政治敏感性之外,对个案中所包含的社会公共事务,是没有意识的,或者是不具备关心它们的社会条件的。那时候的民众关注的问题往往被政治化,是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激发的大脑兴奋点。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众不仅摆脱了这种政治化的思维,还能够或多或少地、自发或自觉地区分娱乐事件与公共事件。当下具有公共主题元素的个案受民众广泛地关注和热议,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案件或事件,并在多数案件中(或许可归功于互联网)

  “形成一个可以识别的全国性意见”⑧,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个体正在成长为“公民”。

  在今天,不难观察到,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增长,公民社会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

  确切地说,现代公案,是民众利用个案内容所涉及的主题元素根据民众需求特点通过议论、诉说、传播和加工而形塑出来的公共事件。因而,所谓公案其实已非原案件本身,公众议论的不是案情,是激情。公案是关于那个个案的外围事件,公案中的事实,不是事实,它是媒体和民众舆论加工过的“舆论事实”。本文所研究的民意与司法的关系,仅限于公案这种类型的案件。

  也正是这个“公”字,才导致公众、媒体和为政者非要干预这类案件的司法不可。这又令人喜忧参半了,尽管被干预的案件是少数,但就是因为这些案件是热点焦点案件,是公案,所以仍然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和深思。

  

  二、主题元素是如何从个案中提炼和加工的?

  

  个案中的客观事实,往往在司法与舆论两条渠道中分裂成“程序事实⑨”和“舆论事实”⑩。经法庭审理过程中用证据证明而获得的事实,我称之为“程序事实”。经舆论加工和创作的事实是“舆论事实”,也可称之为“二手事实”,尔后经过民众口耳相传的加工又成为“三手事实”。进而,公案的主题元素就被提炼出来了。

  2005年的王斌余讨薪案可以说是当年最具公共意义的公案,其主题元素就是“农民工讨薪杀人”。从它演变为公案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案件事实是如何被“加工”和“创作”成为“二手事实”的。2005年10月18日终审判决书[11]中查明的事实是:

  王斌余向包工头讨要工资,经人事劳动保障局调解,吴新国即给付王斌余50元生活费,王嫌少未要。王斌余便于2005年5月11日晚上10时30分,和他弟弟王斌银随身携带案发前购买的匕首,到工头吴新国夫妇住处外索要生活费。吴新国骂着说就是不给。

  因吴没有开门,双方隔着玻璃门发生争吵。

  吴新国用手机给另一民工吴华打电话,“你过来把王斌余兄弟二人劝走,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吴华接电话后,就告诉了同在水果店里的岳父苏文才(49岁)、妻哥苏志刚(25岁)、妻子苏香兰(24岁)等人,说王斌余哥儿俩在老吴门口,老吴让过去。

  苏志刚的父亲苏文才,以及吴华、苏香兰来到了现场,王斌余、王斌银又因其他琐事与苏文才、苏志刚父子争吵了起来。苏文才脾气不好,在争执中动手打了王斌余一耳光,双方便发生厮打,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先后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捅倒在地。吴新国吓得急忙去外面一商店打电话报警。王斌余见吴新国的妻子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角,就追上汤晓琴在其腹、臂、腿等部捅了五刀(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此时王斌余发现吴新国在场,又去追吴,汤晓琴幸运逃脱。吴新国从外面商店打报警电话刚返回,王斌余看见后持刀追赶,吴新国见状急忙跑掉。王斌余没有追上吴新国就返回现场,再次对已经倒地的苏志刚等四人用刀挨个进行捅刺后逃离现场,将匕首投进了流经石嘴山市的黄河水里。当晚11点55分,王斌余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案最大的受害者应该是苏文才一家,他家原是六口人,现只留下了苏文才老伴和一个案发时出生不到百天的婴儿。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在瞬间就永远失去了生命,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打击太大了。现场查明:王斌余出手47刀,刀刀致命:王斌余致被害人苏志刚刀伤7处,致苏文才刀伤15处,致苏香兰刀伤10处,致吴华刀伤10处,加上对汤晓琴的5处刀伤,加起来共有47刀。

  当地最权威的报纸《宁夏日报》,2005年8月12日有一则这样的报道,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件的报道,是因为这篇报告还是相对比较客观中立的报道。之所以不选择那些以讹传讹的不实报道,是为了说明在常态下的职业化的记者所写的报道是怎样“制作”出“舆论事实”的。这篇报道是这样描述这个案件的细节的:

  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王斌余,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为此他只能靠出卖苦力维生。

  在外出打工的八、九年,他总是在屈辱中挣扎,最终也因无法承受屈辱而成了杀人犯。

  “我杀了他们,是被他们逼的。”那个夜晚王斌余并没有想杀人。??

  据警方事后调查,王斌余兄弟两人来到吴某某位于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的住处后,再次向吴某某索要工资,但吴某某没有开门,于是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苏志刚、苏文才(苏志刚之父)、吴华、苏香兰(女)先后到来,也和王斌余兄弟争吵了起来。

  提起那天的事,王斌余有点激动,“苏志刚说我告他的状,可我从来没有。苏文才还打了我弟弟一个耳光。我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来要工钱,并不是来打架的,可是他们父子俩又来打我。”

  也许正是苏文才打了王斌余弟弟一个耳光,让王斌余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

  王斌余的愤怒变成了疯狂。他掏出身上的一把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某某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后又看到吴某某,王斌余追了上去。

  王斌余没有追上吴某某。此时已由疯狂重新回到理智的王斌余又回到事发现场,对4个被害人再次进行捅刺,“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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