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前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0 次 更新时间:2004-07-05 1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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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奉献给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姐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

  

   “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城”各异。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人“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人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青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人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卜书的出版。1996年5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边的中国)。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化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人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田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人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逞论“办事”。恰如陷人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该项调查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河南大学的孟庆琦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人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甘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倘若“实录”有误,其责在我。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二、逐日访谈记要。三、历史与理论。结果取消第一、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第一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要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替代读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逐日访谈记要,引领读者进人调查者的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他们建议:给每日所记增加内容简要作为标题,便于读者翻阅;删除一些忌讳语,以便出版。我接受行家们的上述建议,并在此一并感谢。

  

   曹锦清 199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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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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