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重新发现中国,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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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2019年8月1日至3日,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暑期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顺利举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锦清教授以“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为题进行了演讲。观察者网整理曹锦清教授全文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整理 观察者网/陈钰 陈思危)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什么叫中国”其实是有一张完整的自画像。我们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国”。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这个自画像,我建议诸位去翻一段话,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边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关于中国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变得不同了。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来自于长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来自于一个工业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沿海发动的攻击。衰败中的传统农业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节节败退,而后要向西方学习,每次战败以后都有一次反思,来重新认识中国。

  

   第二幅的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我们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完成了。那就是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抛弃这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要重新给中国画一张自画像。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对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对近代以来,我们在贫弱挨打的时候,我们画的那幅自画像,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画,凡是近代以来所画的自画像,和我们当代,我们即将要画的这幅新的自画像,其背景永远是西方。

  

   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场白,是对我们之前画的自画像的再认识。在今天我重点想讲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的现代化,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国的程度来重建中国话语,否则我们永远在西方的话语里面匍匐前进。所以我们讲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其实是一回事情。

  

   我首先回到建国前夕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国以后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从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我把第二个任务叫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前的所有党派当中,这是唯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初心”。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

  

   共产党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实践近代使命为己任,因而他获得了执政权。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认为实现工业化,实现赶超和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过的来看前30年,再看改革开放的40年,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要实现工业国,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负。她站在够亚洲的高点来俯视周边“四夷”。不如我们开读一下杜佑的《通典》: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遭到摧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要赶超和复兴的问题。

  

   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记录的习惯。

  

   印度的尼赫鲁还有一些赶超的意识,但是再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英国工业化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潜能。换言之,如果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搞工业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那种生产方式要彻底的摧毁掉,所以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把他抬到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果两人并存的话,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两人必然会产生分歧。

  

   印度关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一般是外国人帮印度人记录的。比如说我们的玄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辛勤地记录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类史那就更加多了。

  

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

  

   用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讲法,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两个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国图志》序中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判断,这是振聋发聩的,这是新时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国际接轨的名义,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西方对我们来说,一般有两副面孔:老师和敌人。如果外部关系和缓的时候,西方的那种老师的面孔就清晰起来了。有时候则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且最后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这批人叫做最早的赶超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书中,他这样说: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

  

   冯桂芬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还是地大物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贸,而这种情况从晚明一直到冯桂芬,都是这样。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纺织业主大为兴奋,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只要中国人当中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衬衫稍微加长一寸,那么所有的英国的纺织厂可以日夜开工,都满足不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事实上他们误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中国的纺织品的输出增长微乎其微。

  

   后来他们派人调研,发现中国有顽强的家庭手工业和纺织业、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它有力地阻碍了万里运来的机器制品。所以它弥补它的贸易逆差的还是要靠鸦片。他分析战争的失败原因时,这样说: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他的这本书完成于1862年左右。洋务运动派在189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很多精神资源都来自冯桂芬,于是引进成套的西方军事工业的设备来生产我们的武器,包括枪炮轮船,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有了可以制造武器的重工业,那么就可以“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

  

   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就是出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冯对赶超西方的路线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规划。他也分了三步: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16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才可以告慰冯桂芬先生。我们现在刚刚达到“并跑”,之前是跟跑,以后是领跑。我们工业化的主力部队还在追。

  

   中国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工业化。之前有几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问错了对象,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欧洲有,所有非欧洲都没有。

  

   就工业化的历史本身来说,说欧洲和英国也还是太宽泛了,主要是在英格兰。为什么大航海以后的将近300年,在英格兰发生了工业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所有非西方的非英格兰的都没有发生。很多问题因为发问的错误使得所有的回答失效。

  

   第二点,英国的工业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我们自宋以来的经济状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辅助于必要的市场供给,它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把整个农业增长也卷入到市场里面来,逐步的吞噬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这一个过程只有在英国以及法国和德国的某些区域发生,这个可以参照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章节。

  

   第三点,则是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我们建国初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重点还是军事工业为主。

  

   甲午战争又打出了一个人和一本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在书中写到:

  

   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不难驾西人而上之……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我读过不少印度的近代史记录,很少有这样的话语。

  

甲午战争当然也震惊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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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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