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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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观察立场:“从内往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内、外”“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前言,P1)

  

   二、农村现状

  

   1、三套语言

  

   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8

  

   2、落伍者

  

   在这一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落伍者,似乎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40

  

   3、单产提高原因

  

   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50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50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76

  

   4、内地医院差距

  

   原来各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公费医疗这一大块,其次是附近农民的自费医疗。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抬着病人来治病,一听如此高昂的医疗药物费,吓得又把病人抬了回去。近几年,前来医院治病的人锐减,各医院发生“抢病人”的现象:凡介绍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医院给一定的回扣。79

  

   5、村干部素质下降

  

   “村支书,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因为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如今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村里能干的人,自己外出去找各种赚钱的门路,他们根本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想干也干不成。乡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支书,当村长。在目前这个情势下,想谋求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有谋取求私利的动机,而能干者往往有大宗强族的支持。这样,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当然已经宗族化、地痞化的村委,如今毕竟是极少数,但苗头已出现。”95-96

  

   6、计划生育口号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

  

   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100

  

   7、小农经济四大特点

  

   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小,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

  

   8、政治的关键在于用人

  

   一人用好,安定一方,富裕一方;一人用坏,乱了一方,甚至坑了一方。在权力集中到党政一、二把手的政治体制内,选好、用好党政一二把手确实是个关键问题。188

  

   9、三种病

  

   关于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思想痼疾,我说,……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196

  

   10、生活水平衡量标准

  

   我在北方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作为衡量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203

  

   11、三害

  

   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252

  

   12、0.8亩与1.5亩两条线

  

   人均耕地仅0.8亩,或更少,该乡村的全部耕地只能用于粮食生产,且全部粮食只能供全家的一年食用。倘如地方政府课征过重,则秋熟必须多种红薯方能生存。这类乡村,既没有余地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农户也无法发展家庭饲养业。在缺乏发展乡村企业条件的地方只有向外输出劳动力一途。

  

   人均耕地1.5亩或超过1.5亩,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确保粮食自给情况下,或可发展经济作物,或发展家庭饲养业。283-284

  

   13、明白卡与易知单

  

   为防止地方官吏滥征强派而颁行农户的“明白卡”在清朝称为“易知单”。……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研究者,对如今我们所处何时、处在何地,实在感到恍惚茫然。291

  

   14、内地与东南沿海区别

  

   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东南沿海地区,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定,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

   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309-310

   15、最少的费用,最好的秩序

  

   当前中国市场上伪劣品肆行泛滥,关键在于广大消费者不愿或无力为价高的真优物品付费;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无序现象随处可见,关键或也在于尚未富足的人们不愿意且没有能力替高昂的“秩序”付费。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棗的建立与维持,需要该社会成员预付高昂的成本(或费用)。在中国人对“包青天”的企盼中,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花最少的费用,得到最好的秩序。345

  

   16、稳定的充要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来,内地绝大部分农户的衣食与住房条件确定得到了改善,但这决不是内地乡村社会稳定的充要条件。一方面,贫富的分化,使得“体面的生活消费线”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令人屈辱的罚款榨取了农民群众可能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再加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与农用物资价格的不断上升,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屈辱与怨愤情绪弥漫于依然以农为主的乡村社会。这股情绪,由消极忍耐到公开的议论,由下跪求情到上诉上告,从小规模的聚众闹事,发展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和警觉。359

  

   17、村支书的心里话

  

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5000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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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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