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立场：“从内往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内、外”“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前言，P1）
二、农村现状
1、三套语言
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8
2、落伍者
在这一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落伍者，似乎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40
3、单产提高原因
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50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50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76
4、内地医院差距
原来各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公费医疗这一大块，其次是附近农民的自费医疗。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抬着病人来治病，一听如此高昂的医疗药物费，吓得又把病人抬了回去。近几年，前来医院治病的人锐减，各医院发生“抢病人”的现象：凡介绍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医院给一定的回扣。79
5、村干部素质下降
“村支书，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因为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如今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村里能干的人，自己外出去找各种赚钱的门路，他们根本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想干也干不成。乡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支书，当村长。在目前这个情势下，想谋求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有谋取求私利的动机，而能干者往往有大宗强族的支持。这样，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当然已经宗族化、地痞化的村委，如今毕竟是极少数，但苗头已出现。”95-96
6、计划生育口号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
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100
7、小农经济四大特点
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小，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
8、政治的关键在于用人
一人用好，安定一方，富裕一方；一人用坏，乱了一方，甚至坑了一方。在权力集中到党政一、二把手的政治体制内，选好、用好党政一二把手确实是个关键问题。188
9、三种病
关于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思想痼疾，我说，……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196
10、生活水平衡量标准
我在北方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作为衡量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203
11、三害
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252
12、0.8亩与1.5亩两条线
人均耕地仅0.8亩，或更少，该乡村的全部耕地只能用于粮食生产，且全部粮食只能供全家的一年食用。倘如地方政府课征过重，则秋熟必须多种红薯方能生存。这类乡村，既没有余地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农户也无法发展家庭饲养业。在缺乏发展乡村企业条件的地方只有向外输出劳动力一途。
人均耕地1.5亩或超过1.5亩，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确保粮食自给情况下，或可发展经济作物，或发展家庭饲养业。283-284
13、明白卡与易知单
为防止地方官吏滥征强派而颁行农户的“明白卡”在清朝称为“易知单”。……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研究者，对如今我们所处何时、处在何地，实在感到恍惚茫然。291
14、内地与东南沿海区别
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东南沿海地区，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定，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
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309-310
15、最少的费用，最好的秩序
当前中国市场上伪劣品肆行泛滥，关键在于广大消费者不愿或无力为价高的真优物品付费；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无序现象随处可见，关键或也在于尚未富足的人们不愿意且没有能力替高昂的“秩序”付费。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棗的建立与维持，需要该社会成员预付高昂的成本（或费用）。在中国人对“包青天”的企盼中，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花最少的费用，得到最好的秩序。345
16、稳定的充要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来，内地绝大部分农户的衣食与住房条件确定得到了改善，但这决不是内地乡村社会稳定的充要条件。一方面，贫富的分化，使得“体面的生活消费线”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令人屈辱的罚款榨取了农民群众可能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再加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与农用物资价格的不断上升，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屈辱与怨愤情绪弥漫于依然以农为主的乡村社会。这股情绪，由消极忍耐到公开的议论，由下跪求情到上诉上告，从小规模的聚众闹事，发展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和警觉。359
17、村支书的心里话
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5000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每年弄个二三万元，确实不成问题。370-371（有删节）
18、关于机构膨胀
一是公社时期所建立的机构没有取消，为解决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又增设不少新机构。二是县里的劳动就业部门每年要该镇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党政机关成了就业场所。上级党政机关领导私人介绍过来的人员，也不能不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各级官僚机构如此地扩张下去，依我看，河南农村与农民不出五年、十年就有可能被压垮。我们这些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八品芝麻官，对此都忧心忡忡。如今还有我们乡村两级替上面顶着，但已弄得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且动不动受上面的批评与下面的指责，一旦连我们也顶不住的话，那整个上层建筑不是有倒塌的危险吗？”448-449
19、关于农民负担
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在乡村两级搞出几个贪官污吏，并不能证明全国大部分乡村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各级都有，毛主席身边还出个林彪、“四人帮”呢。确实，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449
20、乡党委书记的叹息
这位有着大专学历的乡党委书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这一判断，令我深感震惊，便追问其因。他解释说：“一是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不能不能减下来。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30余人，共计近200人。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一项不是来自上面的？二是地方各种恶势力确实在形成发展之中，反社会、反党的情绪在滋生蔓延，越演越烈。在上访上告事件的背后，确实有恶势力在挑动与组织。然而，上面总以为农民上访上告是乡村干部欺压百姓的结果，制定各种条例捆住乡村干部的手脚，不准我们干这干那。这进一步促进恶势力的发展。这样下去，乡村两级政权不是要被上下两头挤垮吗？乡村两级垮掉，天下不是大乱了吗？”459-460
21、不动与乱动
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现行政治体制下，在行政管理上的两难处境。何种制度安排，才能使各级党政部门官员既有效又有序地行动起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了。507
22、乡镇条块关系
简单点说吧，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举例来说，开封19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的农技站经营状况不错，除了自己的开支，还有赢余。县农技局就动脑筋，把这4个乡镇的农技站收归他们管。我镇的农技站便是其中之一。……各条各部门都拥塞着过多的人员，都想方设法提高本部门职工的工资、奖金水平和其他福利水平，都想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与办公设施，都喊缺钱，都变着各种法子搞钱，块上根本无法制约它们，这是各乡镇普遍存在的大问题。……去年，我镇全年的税收任务是297万元，今年竟一下子提高到407万元。在短短一年之内，税源并未增多，而税收竟提高了近30%，这不是掘地三尺，杀鸡取蛋吗？！511
23、农负率的确定办法
有些乡镇，往往根据上年的农负率再增加几个百分点，作为下年的农负率。更坏的一种是，根据乡村的实际支出确定应征款额，然后分摊到各村，再分摊到各农户，由此往往超出农民合理负担的范围。今年夏粮开征，开封县有七八个乡镇的村民集体到市上访上告，就是由此事而引起的。514
24、官员的观念与作风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是河南省某些官员的一个通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跃进，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结果遭受的祸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规”的口号，又不是哪个县委书记提出来的，而是省里提出来的。据说，这个口号是从张家港那里学来的。别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许有条件“大跨度，超常规”，河南是内地省份，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刚过温饱，能稳步发展也算不错了。“大跨度，超常规”只能导致大起大落。还没有学会常规走路，就想到超常规；小步走路尚且困难，谈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标，年产值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引进资金多少，办乡镇企业多少，层层下压，层层加码。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只能在数字统计上作文章，大量掺假，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从来不吸取经验教训，这才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老问题。
25、腐败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是一种腐败；各行政执法部门利用执法权搞名目繁多的罚款，建小金库，改善本部门集体的福利待遇与办公条件，这难道不是腐败？！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光靠道德教育能收住人心吗？用法都治不住腐败，靠道德说教有什么用！执法部门都想以法搞钱，有谁来监督执法者呢？
26、编制的增长
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这还仅指县一级而言的，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每个乡镇就算120人，19个乡镇就是2280人。他们大致算过，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83年到1996年，才只有13年啊！
27、农村宗族势力恢复的原因
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农民退到宗族共同体以形成一种“组织”或“势力”，是否出于一种寻找相互保护与安全的紧迫需要呢？面对着陌生且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他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网”，面对地方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杂税，他们需要有一种自我保护。但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创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故而依习惯与传统退回到宗族“组织”，这是否农村宗族势力复生的两大基本原因呢？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契约化为中心的“市民社会”，因而也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小农的生产方式，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集居方式，使得血缘地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村民行为方式将长期发挥作用。当然，这套传统的行为方式将会改变其形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外部环境，但其内容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555
28、提倡一胎，只允许生二胎，超生重罚
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只准许生一胎，搞得干部们很苦，农民们很怨，难度太大了。556
29、最重大进展
在此50年内，同一地区的人口增长1-2倍，但粮食产量增加4-6倍，甚至更多一些。这是中国内地农村近50年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据此，中原农民就“吃”而言，达到了从前地富阶层才能享受的程度。就住与穿两项而言，也可以这样说。573
30、权力下放与制约减少
“近些年来，地方党政的权力大了。80年代中晚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但这个放到地方的权力，只受到来自上面的有限且低效的监督。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权与经济利益密切结合，启开了权钱交易的大门。各级党政部门的官员，利用土地批租、基建承包而贪污受贿。如今，各乡镇书记与乡镇长，通常在县城里有私家别墅，且县级主要官员在地市拥有自己的楼房、别墅。这不仅在驻马店各县乡如此，在整个河南也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若按他们的工资收入，哪能有能力购房、建别墅呢？仅此住房一项，就可以看出地方党政腐败达到多么普遍的程度了。”627
31、以权搞钱的主要途径
“一是利用土地批租与城镇基建项目。这个钱来得多、来得快且极隐蔽，还可以突显个人政绩。前几年，遂平县关王庙乡人均摊派80元，修一条公路。该乡5万人口，人均80元，共收款400万元，只建成一条200多米长的柏油马路。其中有多少百姓血汗钱落到乡、村干部与包工头的腰包，只有天知道了。据我所熟悉的包工头们说，承包工程的回扣率通常是10%到15%，甚至高达20%。这些年来，河南各市、县，甚至乡镇都在搞城镇标准化建设，硬化县乡公路。前些年搞什么开发区，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实在是三全其美的事。一是给他们搞摊派集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二是通过拆屋建房、修路收取大量回扣。三是借以显示自己的政绩。驻马店某县进行城市标准化建设，据说县各常委分包一段马路，名曰常委责任制，其实是心照不宣的利益均沾。以权弄钱的第二条途径是频繁地调动干部。驻马店地委书记刘某，任职5年，调换过4次县局干部。每调换一次，官场风气败坏一次。故此5年来，驻马店官场风气每况愈下。县、局官员每调换一次，皆搅得人心惶惶。有的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有的为了求肥缺，有的为了官升一级，跑官、买官之风越刮越烈。民谣有云：‘要想富，调干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况实情实录。”628
32、找不到法律条文
“曹教授，我听过你的两次讲课，觉得你是一个敢讲真话、讲实话的大知识分子，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677
三、关于承包制
1、承认承包制的的缓慢与有限
承不承认内地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这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渐进。302……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303
2、关于承包制
（几名县乡两级干部）他们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土地家庭承包制。如今全国上下都说集体化搞糟了，都说分田单干好。其实，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应该说，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各有利弊。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村委组织的健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总之不必用行政指令强求一律，让两种体制有个竞争、有个比较该多好。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就从开封数县情况来看，如按原来的道路走下来，小麦亩产普遍达到目前的水平（平均亩产600-700斤），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农村没有贫富分化，干部比较廉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当时几个公社合用一个派出所，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党政机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哪有现在这样庞大？！
……就基层干部来说，整天忙于落实上面来的各项任务，头脑里却是茫然得很，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整天忙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总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会出大问题。448
3、承包制与水利
（中央党校经济学硕士，驻马店地委党校教员）曹说：“1980年前后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实质上是‘三年自然灾害’后邓子恢搞的‘三自一包制’的翻版与延伸。这在当时可能是适合时宜的。但在实行了20余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集体经济发展了，集体化的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有人忘记了这个重要的‘时间差’，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无论各公社、各大队的集体积累状况如何，一概实行分田单干，流弊甚多。就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吧，如今成了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最难解决的头痛问题。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驻马店地区利用公社体制调集成千上万名劳动力，奋战近10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县、遂平县、泌阳县、西平县、汝南县等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水稻亩产高达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统之益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75年，驻马店地区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毁了这一辛苦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1976年、1977年，再次兴起农业学大寨高潮，集中人力物力修复这一水利工程，但未能恢复原来状态。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一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一条河渠一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不及一熟。又如农业科技推广，分田单干后阻力甚大。各分散的农户成为独立的经济决策单元。且各农户的劳动力结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一户引用玉米良种，那一户为了省几个小钱，使用自留种。但玉米扬花，四处飘散，结果良种无效。今天这户打药除虫，虫飞到那一户的田里，明天那一户打药除虫，虫又飞回到这一户田里。再说，农业机械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实是惊人。如今经济条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较多的村，几乎家家购置小手扶、抽水泵。”624-625
4、承包期30年不变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726
四、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1、现代化没有出路
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中原大地沿路几乎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己。看来，单纯的赶超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棗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前言，P3-4）
2、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不是正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内最普遍的心愿吗？诚然，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早已超出了这一要求，但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是否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准备好付出代价以达到这一超越传统的生活目标呢？13
3、高效政府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17
4、三农现代化
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36
5、现代化中的“应该”
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之现状，应放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视角来加以透视，但当我们说“现代化”时，已在心目中确立了一个“应该”。……盲目从洋，其弊不在于媚外之嫌，而在于忘却民族的自我。单纯地模仿而激发出来的需要，往往并非一个民族最真实的需要，而且是注定实现不了的需要。我们在谈论“应该”时，更多地要认清我们民族的自我，认清占民族多数成员的最紧迫的要求，及这些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80-81
6、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涵义
在普遍被农民接受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棗这里的“现代化”一词，只是“比现在更进一步”的意思棗似乎只有三个方面：一是继续走稳产、高产的老路。除改良种子、发展高效低毒农药与高效化肥外，关键是加大对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问题是由谁来投入，由谁来实施，自集体组织解体后，这是当前农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二是要找到一个将千百万分散、狭小且雷同的家庭农场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组织。问题同样是由谁来组织并支付组织成本？靠农户自己？靠中间商？靠公司加农户？靠政府？靠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我们依然没有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子。三是尽可能地割断那些经济重心已经转入城市的“农民”与承包土地的联系。81-82
7、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在我看来，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173-174
在我看来，从亲友私人网络型关系向非人情非网络的联合组织发展是中国农民进步的真正起点。180
8、建立三位一体的体系
一是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二是降低生产成本。三是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要使千百万分散经营的农户同时解决上述三位一体的任务，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廉价且有效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以及将各农户提供的小宗农副产品集中加工与大量销售的体系。313……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而自发地形成。但这一过程十分缓慢，且有可能使农民处于被“中间商盘剥”的境地。二是通过农户间的各种自愿的联合以解决在各自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共同问题，但农民缺乏平等协商合作的经验与能力，因而无法达到自愿的联合。三是地方政府对原来的职能部门（如农技站、农机站、种子站、水利站、畜牧站、供销社等等）进行改造，使这些“对上负责”的政府衙门转变成为“对农户服务”的体系。314
9、确定民族自我
如此方能确定民族的自我，才能确知“现处何地”、“从何处而来”、“将欲何往”、“下几步能走多远”这四大问题，否则必然滋生“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甚至“拔苗助长”的无限弊病。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368
五、文化与信仰
1、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聪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19
2、欲求与宗教
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19
3、包拯与人情
包拯被时人尊为“青天”，关键在于“不徇私情，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以及“为民作主”。……中国人讲的是私情，行的是“关节”。习惯于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事，故而在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与人们的政治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23-24
4、传统与当代
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当然，变化是有的。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24
5、价值重建的关键
确立民族的自我及其所愿所能的现代化目标，是当代价值重建的关键任务。32
6、传统是什么？
“传统文化”到底指称什么呢？仅是指一套世代相传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吗？如果世代相传的观念习俗与当代村民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冲突，人们会牢守传统观念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会持久。人们迟早要适应变化了的实际社会环境。因此，当我们在村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看到活跃着的“传统”时，应从两个视角去分析：一是旧习惯的残留作用。二是传统依然是他们对付生活之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依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多余、甚至是有害的残留物”。82
7、市场经济的惊人力量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只是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手段与方法。……然而，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内，人们的行为目的与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人们的合作原则及由合作而产生的赢利之分配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恰恰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忘却了。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曾经说过，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揪出来，使原集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市场经济把人扯到自身一边来，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过它，并依赖它而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所谓他人与组织，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144
8、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
由此可见，处于传统村落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制约影响下的行政村，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组织与集体经济，必须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对集体内部的侵入，但又充分利用市场；另一方面，反对村落内部的家庭利己主义，同时充分利用村落内存在着的各种伦理资源。145
9、善分不善合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167
10、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里的“礼”，可作“法”解释。故老子的话可改为“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忠信义之薄，故需法来治乱。”我们当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人与人之间实际结合的原则是什么，有效的结合原则应是什么，官方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发生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168
11、晋商与关羽
关羽是山西人，这是一回事；晋商势力扩张到哪里，便在哪里建立起会馆与关帝庙合一的机构这又是一回事。关羽地位在明清持续上升，是否与晋商的大力表彰有关呢？那么，晋商为何如此尊信关羽呢？这关系到晋商的组织原则与商业活动的基本精神。如按照韦伯的思路，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羽伦理与晋商的商业精神有何关系呢？
在我看来，中国旧时的工商组织，其原形是“桃园结义”，其维系精神也在一个“义”字。晋商之成在此，其败也在此。我们在考察过的南街村、竹林村此类集体经济组织中，似乎也能看到这种组织原则与精神。……可惜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意识到这一点。186
关羽由将而王，发生在北宋将亡之际，关羽由王而帝，而神，而圣，发生在明之将亡之际，这又是为什么？这与宋后农村土地所有权有流动加速与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何种内在联系，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原由。集中在城镇集市内的商业会馆组织与秘密帮会组织在明清的大量产生，迫切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原则与活动精神。他们在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中找到这种组织形式，在关羽的忠义精神中找到了此类组织的活动精神。对这种伦理精神的紧迫呼唤，一方面说明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暗示忠义精神的缺乏。由此我们解释了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所有秘密团体内，对背离忠义原则的成员都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233……会馆……因而并不是各独立个体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契约组织。
12、合伙制的结局
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合股各方都以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甚至怀疑对方暗中搞小动作。先是忍耐，后是争吵翻脸。称兄道弟的朋友，往往成了相互指责的敌人，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大动干戈。……这说明我们的农民缺少一种平等协商合作的精神与经验。……由此我想，一个民族的经济理性主义是从何处产生的呢？是先从宗教伦理内产生而后注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还是在经济活动的紧迫需要中，通过尝试棗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直到成功的漫长探索而逐渐积累与发展出来的呢？191-192
13、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先富者手中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于能否给出一个为我们民族多数成员真正接受的、关于所谓‘好生活’的标准，这个问题若不加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193
14、政治腐败的文化原因
如我们站在中原大地上朝相反的方向看问题，却发现乡民社会的习惯行为方式日益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甚至地方政治关系的一般原则。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低效与政治腐败的文化原因。247
15、对明其义不计其利的朋友的评论
我在情感上是如此熟悉并珍爱它，然在理智上又如此地怀疑它。我所反对的东西，恰恰是我珍爱的东西。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者、研究者，我认定，正是这种来源于村落的“私人关系”阻碍着当代政治、经济、伦理等三种“普遍关系”的发育与成熟，从而使“社会个体”与“公民意识”难以产生。249-250
16、村落文化中的德才兼备者来源
（京华公司刘志华）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无私与贤德，她经营着一个家，我管理着一个公司。我是五队乡亲的女儿，是许多人的闺女、姑姑、妹妹、姐姐、姨娘，又是许多人的嫂嫂、婶婶、奶奶。我对每一个角色都得尽职尽责。我的母亲替我养大了三个孩子，支撑了半个家，没有母亲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为五队乡亲作出的无私奉献。我只是延续了母亲的性格，把它升华到一个为集体奉献的高度。村民小组与国有单位不一样，虽说称做公司，但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亲情关系，世世代代都是这方水土长大的，你没法调动谁，也没法开除谁。434
17、“交易语”与“共同语”
说实在的，市场经济迫使一切人栖栖惶惶，汲汲于谋求切己之世俗事务。人们所使用的乃是“交易语”，而非“共同语”。共同利益既已分解为个人利益，共同精神早已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差不多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了，到何处去找人“共语”？！……一个社会需不需要一个共同信仰？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信仰？这是一个大问题。社会的共同信仰，可以规范人们的道德与法律行为，可以引导营谋世俗事务的人们走上崇高与不朽的道路。它将个人具体的生命活动片断连成一个稳定的整体，并赋予一以贯之的意义，而不致使生命活动出现离散与茫然。……没有共同信仰的武装，如何使我们的各级官吏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呢？老子说过，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治理一个失却共同信仰的社会，是不是只需要民主与法律就可以了呢？但民主的前提是公民意识而非臣民意识，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亿村民转变为公民吗？452
18、人治与民主
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在人治上找出路，因而对治人之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然德才兼备、亲民廉政者能有几人？！人治符合传统且切合实用，但流弊日益显露；民主符合现代潮流但大多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应该”之中，难以真正“流入”广大民众的心田。上下交阻，困难重重。那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呢？462
19、欲求与宗教
就个人而言，不能无欲无求，但人之欲求能实现者十不一二，而不能实现者常八九。不能通过社会认可的手段而实现的欲求，向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压于内，则为烦为恼、为苦为忧，破坏心身健康。一切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这一部分社会欲求，或将它们引导到一个无害的方向上去。这一对外维持社会秩序、对内保持心身健康的职能，实非现代法律所能承担，也非现代医学所能解决。608
20、唯物主义与腐败
刘县长确实善言词，好议论，无所顾忌。说党政腐败现象急剧蔓延，根源全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上下皆然，政体如此，要改也难。说除政体原因外，腐败还有哲学根源，这个哲学，便是唯物主义。……刘县长解释说，唯物主义不管哲学教科书上如何解释，在如今一般人的理解中便是唯财物主义，也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663
六、民主与德治
1、两步走建设民主
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可以分两路进行。一是替“为民作主”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的信念。这种“为民作主”的道德信念固然十分重要，但需要建立一套防止不替民作主，甚至以权谋私、侵剥村民的制度设施。……一是在行政村一级推行直接民主制。78
2、民主观念来自译著
我必须承认，存留在我头脑里的一切有关“民主”的观念，全部是从西方著作中看来的，并作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当然，我对乡村民主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有一往情深的偏好，而是我确实感到分散而缺乏自理与代表自己利益能力的村民，到处受到有组织的地方官吏的侵犯。78
3、村落文化与平等契约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棗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棗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01-102
4、能人与村霸
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呢？（所谓德，仅指愿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所谓才，指有能力替村民办事。而他们的主要报酬在于村民的感激与拥戴。）120……在中国广大村民中，自己的处境、利益与困难与共同利益与困难之间，似存在一条难以超越的鸿沟。“没人管事”与“没有办法”之所以成为广大村民的习用语，是上述状况的反映。不过，在村落文化内部，有时会孕育出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这种人物决不是村民协商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这种人物与村落文化背景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我说不清楚），这种人物一旦产生，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是，这样德才兼备的能人，毕竟是可遇而难求。相反利用掌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而谋取本家庭、本家族特殊私利的现象却甚为普遍。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会管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
一个方向是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不是偶尔地产生，而是要提供大批大批地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问题是，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在此，我向一切关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承认，我现在还无力回答此重大问题。123-124
5、德治不足凭
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这就是说，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130
6、契约人
在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内，所有人都从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个人。由血缘关系维持着的等级义务体系分解成为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这些独立且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能通过相互间的契约而结成各种社会合作组织。故而西方社会学家、法学家通常依据梅因的理论，将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核心，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233-234
7、对逐利的态度
当今社会要做的，并不是在道德上去否定它，或在伦理上去掩盖它，而是制定各种竞逐的规则，使这种竞争公开化，程序化，并建立各种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传统农业县，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或说“溢外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以默认。
七、毛泽东在河南
1、与人性作战
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起动、运作的吗？140-141
2、毛泽东的神灵
我来河南才一月，深感毛泽东的神灵活在中原大地到处游荡。乡村农民、城市工人、出租司机，甚至在地方官吏与教员中，怀念、颂扬、崇拜毛泽东的言论可谓不绝于耳。172
3、毛主席显灵处
从参观留言与下跪磕头流泪中，我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600
4、群众运动不能没有
吕先生引用一位省检察官的话说：“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政腐败，那还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
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1、理论的意义
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5
2、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重要
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5
3、民谣与采风
普遍的社会情绪，往往凝聚在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8
4、观念与浮油
在我看来，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外来术语”，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77
5、激进知识分子的自惑
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与急于赶超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及其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366-367
6、新观念，老办法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输入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民众实际所使用的还是老办法。633
九、解决方案
“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P766）
（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9月第一次印刷，印数5100册，定价32元，字数60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