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研究中的理论
重视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是当今美国国内的美国政治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其中，理论构建包括经验性理论构建和演绎性理论构建。经验性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从已有的数据或现象出发，推导出一个理论假设，然后再收集更多的数据来验证该理论假设。与经验性理论相反，演绎性理论则是通过一系列假设和前提推导出理论，然后收集数据来验证理论。美国政治研究的演绎性理论，基本上都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理性人这个前提假设来解释和预测政治行为。比如说，假设政党组织也是理性的，并且它的终极目标是赢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从而控制政府权力。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政党行为规律，即在一个两党制的民主国家，如果选民是成正态分布的，那么两个政党就不会走向极端，而是会向中间派选民靠拢，最终导致两党的政策纲领趋于一致，这就是中位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另外一个著名的演绎性理论则试图解释国会为什么要设立委员会制度。假设国会议员最重要的目标是追求竞选连任，那么由此可以推出，国会之所以有委员会制度，是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国会议员赢得选举。具体来说，各个委员会的组成将受到选民利益的影响，即国会议员会按照选民利益而申请到相关委员会任职。如果一位议员来自农业为主的选区，而另外一位议员来自金融业为主的选区，那么前者就极有可能选择农业委员会，而后者则多半会选择金融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选民利益分配理论(distributive theory)。
经验性理论和演绎性理论都属于实证理论，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解释或预测政治体制、行为和现象。与实证理论相对的是规范理论，后者以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为基础，得出种种规范性命题和结论，以指导现实政治。换句话说，实证理论关注现实世界“是什么”，而规范理论则是描述现实世界“应该是什么”。前面提到的中位选民理论以及国会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都是实证政治理论的典范。实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政治学领域兴起，而在此之前，规范理论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会政府》、著名学者谢斯奈德(Schattshneider)的《政党政府》以及美国政治学协会在1950年发布的《创建一个更加负责的两党制》的报告等等，都是规范理论的代表著作。
美国政治研究中的方法
强调研究方法是美国国内的美国政治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没有正确的结论。方法论在美国政治学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国的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号召政治学者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个人政治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大样本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一夜之间在政治学领域崛起，取代了之前以个案研究和叙事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并且直到今天还处于主导地位。从60年代开始盛行的实证政治理论，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严谨的数学语言来推导和检验各种假设和命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正式方法(formal method)。从80年代开始，试验方法在长期被政治学者冷落之后，终于得到重视，并且已经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
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定量和定性。前者包括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后者包括个案研究、历史比较分析和分类法。定性和定量各有自己的优点：由于研究对象相对较少，定性分析特别适用于详细分析因果关系发生的机制和过程;而定量分析往往基于大样本分析，因此经常用于在纷繁的数据中找出各种系统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并且通过数字把这些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准确、科学地表现出来。具体选择哪一种研究方法，应该由研究问题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研究者的价值观所决定，这是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定量和定性往往结合在一起使用，两者之间互相补充。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国会党派政治对国会行使调查权的影响，研究者可以收集每一届国会针对国会议员或行政部门官员的调查数量，把它作为因变量，同时再收集衡量国会党派政治斗争激烈程度的数据以及各种控制变量数据，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统计模型来分析党派政治对国会行使调查权的影响。为了更形象和生动地说明党派斗争与国会调查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可以再选择几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如众议院针对前民主党议长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以及前共和党议长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发起的调查，利用历史档案和国会资料对它们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这样一来，定量和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定量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越来越复杂，美国国内的美国政治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在美国顶尖政治学期刊上的文章，已经有了“为了方法而方法”的嫌疑。很多美国学者开始反思定量分析的缺点，并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定性分析。这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定性分析复兴的潮流，大大促进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对中国同领域研究的启示
基于中国国内美国政治研究的现状，中国学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根本，努力提高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知识和能力，为创造高水平的成果打下基础。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正确的结论和理论。强调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沦为沉迷于繁琐细节的工匠，而不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大师。至少在政治学领域，我们所熟知的学界泰斗，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大卫·梅休(Mayhew)等等，他们既具有卓越的理论远见，同时又遵循严谨的研究方法，这才使得他们的著述成为经典，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相反，如果我们不懂得研究方法，那么我们既不能成为精通一门手艺的工匠，更不能成为高屋建瓴的学术大师。
基于上面的讨论和分析，作者认为要提高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的质量，我们应该立刻从三个方面做起。第一，中国学者(包括作者在内)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治学态度，虚心向美国同行学习。由于研究对象的原因，中国学者对美国国内的美国政治研究可以说是有着比较多的了解。查阅任何一篇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的参考文献，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美国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但是，把我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似乎两个研究群体之间从来没有接触和交流。这种奇怪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很多学者不求甚解的治学态度。长此以往，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将永远是介绍综述的代名词，将永远不会产生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或者是学术大师。
第二，作为反映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媒介，我们的学术期刊必须担当起引导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的重任。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一般来说应该代表某一领域最新、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美国为例，发表在政治学期刊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理论性非常强、研究方法或数据上有重大创新的文章。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学术期刊的编辑政策鼓励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而这些优秀成果又在学术期刊上得到展示。然而在中国，很多学术期刊发表大量介绍综述性的文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鼓励学者走学术捷径，忽视理论和方法。因此，要改变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的现状，我们的学术期刊应该反思当前的编辑政策，提高对投稿文章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要求。
第三，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研究生层次开设系统的方法论课程，为将来有志于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学者打下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虽然现在国内少数几所大学已经开设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但是总体来看，研究生层次的研究方法课程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在课程建设上，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不要一味强调定量分析，而是要定量和定性并重，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