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7 次 更新时间:2019-09-24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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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本该“四十不惑”的中美关系,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包括发动贸易战、把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以及港台问题上的干涉立场,当前双边关系已处于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1、关于中美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大讨论


在上述背景下两国分析人士就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发起了一场大讨论。迄今为止,这场大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美国精英阶层是否已经形成了对华强硬的共识,二是如何定性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相当多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目前存在对华强硬的共识,尽管也有不少人持不同观点;至于第二个问题,各种概念(新的和旧的)层出不穷,包括“修昔底德陷阱”、“敌对式共存”、“范式变化”和“文明的冲突”等。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却没有在这场大讨论中受到足够关注,那就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事实上,这一轮中美关系的下行,早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末便初露端倪,当时华盛顿的一些政治精英已经主张美国政府调整策略以应对他们眼中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而2011年左右出台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是这种威胁感知的体现。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末,各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美国学者兰普顿称之为“临界点”。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无疑则是导致中美关系在今天急转直下的直接因素,但特朗普本人的政策偏好,显然并非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因此,要准确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并把握其前景,我们不仅要了解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更要了解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从大历史的维度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否则,我们就极有可能只见树木(中美关系的短期起伏)而不见森林(中美关系的长期趋势)。


笔者认为,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广州开启中美直接贸易到今天,有两个长期目标贯穿美国对华政策:通过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带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以及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对华政策增加了一个新的长期目标,那就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这三个长期目标,也可以称为美国的三个“中国梦”。


诚然,特朗普当选之前已经有大批美国政治精英认为,这三个梦早已完全破灭:商业梦的现实是年年递增的巨额贸易赤字,宗教梦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局限于以宗教自由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指责,政治梦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现实。然而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副总统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敌对强烈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而言,这三个梦的破灭所带来的失望和沮丧变成了“无法承受之重”。与此同时,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有为,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威胁感知急剧上升。对中国的极度失望、对美国不能改变中国的无比沮丧以及对中国的强烈威胁感知,共同促使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让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水区”。


然而,40年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经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纽带,并且中国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暂时不会重蹈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全方位脱钩和对抗。然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单方面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地对抗中国,同时两国在经贸等领域将继续开展必要合作。中国不是对抗的发起者,但为了捍卫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国或许不得不针锋相对。这种关系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onfront if necessary, cooperate if possible)。笔者提出这一对抗关系的概念,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当下的性质,而这一概念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对抗这一事实,并且这个事实将是我们今后制定对美政策的出发点。


2、作为美国商品市场的中国


一部中美关系史首先是中美贸易史。1784年抵达广州港的“中国皇后”号虽然是一艘航速慢并且体积小(按照现在的标准)的帆船,但它承载的却是刚刚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北美13个殖民地定居者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急切心情和巨大期望。经历了与英国的八年独立战争,这些殖民地不仅经济萧条并且负债累累,亟需通过海外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并偿还债务。然而,英国海军封锁了北美与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因此北美殖民者就把摆脱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了遥远但富庶的中国身上。尽管当时的中国已处于“康乾盛世”的末期,但其综合国力仍然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1/3)并且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瓷器在北美供不应求,而北美盛产的西洋参和皮毛在中国也大受欢迎。毫不夸张地说,满载中国商品回到纽约港的“中国皇后”号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这比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重返亚洲战略早了200多年,并让美国从此与亚太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期中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刚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渡过了第一个经济危机。欣欣向荣的双边贸易,让北美东海岸的造船业重新焕发生机,而通过双边贸易以及在中国沿海经商所积累的大量资本又流回北美,从而促进了制造业、银行业、保险业、纺织业等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国热”(China fever)的驱使下,一些冒险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可以与中国贸易的商品(如皮毛)而不断西进,而实力雄厚的商人则游说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沿岸修建港口以作为与中国贸易的桥头堡。因此,中美贸易也可以说是美国在19世纪从大西洋沿岸不断扩张到太平洋沿岸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在冒险家、商人和一些政客的想象中,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充满了商业机遇,然而现实与想象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在高峰期(1805—1808年)中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只有大约15%,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没有超过2%。此外,由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远多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因此美国对华贸易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赤字的烙印,并最终迫使美国商人贩卖鸦片以寻求收支平衡。最为重要的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大清帝国开始走向衰落,接下来100多年的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严重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愈加降低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的原因,双边贸易中断了20多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逐渐恢复。因此,在“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之后的近200年里,中国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更多存在于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想象中而不是现实中。


双边贸易在中美建交后的20年里稳步增长,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提速。到2018年底,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最大进口市场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然而,随着双边贸易总额迅速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急剧攀升: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达到2000亿美元,2012年超过3000亿美元,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42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5400亿美元,对华出口1200亿美元),高居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榜首。事实上,美国最近一次对华贸易顺差还是1982年,并且只有6亿多美元。18世纪末就笼罩在美国对华贸易上空的逆差阴影,到今天已经发展为让很多美国人惊呼“黑云压城城欲摧”,而特朗普就是这群人中分贝最高的。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巨额逆差有诸多因素,包括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美元、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以及“中国组装”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发挥的重要角色等等。然而,对特朗普来说,这些因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对方采取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手段”,包括汇率过低、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业计划等等。事实上,早在特朗普竞选之前,贸易逆差就已经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议题,受到诸多政客的高度关注。2005年国会两院就有多项议案要求中国政府提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奥巴马在2008年以及罗姆尼在2012年竞选总统时,也都高调宣称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操纵货币。回溯到更早,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两年后取消)也是为了减少逆差。


然而,在特朗普之前,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如此强调对华贸易逆差,也没有任何政府对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商品征收如此高的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为什么在对华贸易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呢?毫无疑问,特朗普本人长期以来的反自由贸易立场是最重要的因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宣称,日本在双边贸易中狠狠地坑骗(rip off)了美国,并主张对日本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而到了21世纪10年代其批评对象则由日本变成了中国。


另外,把反自由贸易作为竞选核心议题之一也使得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共和党——从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变为反对自由贸易。虽然经济因素(包括就业和国际贸易)并非特朗普支持者的核心诉求,但在特朗普的竞选攻势下,共和党精英和选民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急剧下降。由于美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这个逆差就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这样做表面上也“顺应”了其支持者的意愿——尽管这种意愿是在特朗普竞选的诱导下产生的。


从19世纪开始,不少美国商人和政客就把繁荣美国经济的梦想寄托在了对华贸易身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市场的现实与他们的期待一直相差甚远。不过,对华出口毕竟为美国创造了近1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只看到了巨额逆差和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困境并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原因而后者是结果,并毫不犹豫地把中国认为是“压舱石”和“推进器”的经贸关系放在了“美国优先”的祭坛上。


3、从推销商品到“拯救灵魂”


紧随美国商人来到中国的是美国传教士。在四处寻求海外市场的商人眼中,四亿中国人所拥有的巨大商业潜力是无法抗拒的。在满怀虔诚与热情的传教士眼中,“拯救四亿灵魂”的吸引力同样是不可抗拒的。


要理解美国传教士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布道,就必须理解美国建国的宗教背景。第一批定居者来到北美大陆的是为了躲避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宗教迫害,并在这片未知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把北美殖民地比喻为《圣经》中的“山巅之城”,宣称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以及美国的繁荣富强是“天定命运”。在强烈宗教信仰的影响下,他们深信在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英国作家切斯特顿有句名言:“宗教是美国的灵魂”。没有了宗教信仰的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正是在强烈宗教信仰的驱使下,美国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广州,五年后第一位美国医疗传教士也来到广州传播现代医学。第一批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时候,北美正在经历一场福音教派(Evangelical)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而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就是响应这场运动的号召,用自己的虔诚和热情把基督教的福音带给遥远国度的所谓“异教徒”。不过,由于受当时清朝法律的限制,这些传教士不能公开传教,并且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广州。为此,美国政府首开先河,在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中要求准许美国人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个通商口岸传教和建教堂。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美国传教士不但可以在新增加的通商口岸传教和建教堂,还可以进入内地旅行布道。


然而,面对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对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也不得不降温。直到1890年左右,在华美国传教士人数才超过在印度的人数,不过此后迅速上升,到20世纪初已经占所有在海外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总人数的1/3,并且有500多万美国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8)给在华的基督教教会捐过款。1900年在华美国传教士约1000人,在1925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5000多人,因此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美国传教士在华的“黄金时期”。此后,由于国内连年内战以及外敌入侵,大批美国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


尽管有成千上万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梦想却破灭了。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英国新教传教士的经历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华传教27年,却只有25位中国人在他的名下成为信徒。即使把所有新教传教士加在一起,他们在近百年时间里(直到1900年)也只不过让10万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所有基督教徒也只有400万左右(包括大约80万新教徒和300万天主教徒)。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所有美国传教士都离开了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宗教人士(以及政客)就放弃宗教梦。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被众多美国政治精英描绘为“敬畏上帝的美国”与“不信仰上帝的communism”(包括中国)之间的“宗教战争”(religious crusade)。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谁丢掉了中国”的讨论以及当时盛行的麦卡锡主义,也可以看成是一场大规模宗教迫害运动(witch-hunt),其主要受害者则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这场迫害运动,也是对中国的宗教梦破灭后美国政治和宗教精英所累积的沮丧情绪的一次大爆发。


冷战后期,中美为了共同面对来自原苏联的威胁而积极寻求战略合作,因此宗教等问题被暂时搁置。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保守派宗教势力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崛起,宗教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白宫和国会围绕是否把人权状况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挂钩而上演的年度政治大闹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保守派政客和宗教人士试图以宗教自由为借口打压中国。克林顿任期内签署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虽然不是明确针对中国,但美国国务院根据该法律要求而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却经常严厉批评宗教自由状况。


冷战结束迄今,在宗教问题上对华最强硬的非特朗普政府莫属。在当选之前以及上任伊始,国内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信奉“美国优先”和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在外交上将采取务实主义,不会太关注宗教自由等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抛开特朗普本人的宗教信仰不说,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国内以极端宗教保守立场而著称,这也是他成为特朗普竞选搭档的最重要原因——以吸引保守的福音教派信徒的支持。除了彭斯,国务卿蓬皮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国际宗教自由巡回大使布朗巴克也长期与右翼宗教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他们四人组成了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中最强大的宗教鹰派。具体到中国,彭斯在这四人中尤为突出,已经成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宗教政策的发言人。无论是2018年10月的对华政策讲话,还是2019年7月在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彭斯都严厉攻击。尽管表面上看他支持中国人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他对基督教徒最为关注。


4、美国对华的“民主梦”


可以这么说,对美国商人和传教士而言,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保持“门户开放”,这样他们才可以进入中国。因此,从18世纪末开始,“推广民主”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直到冷战结束后才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诚然,美国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不仅仅是基督教教义,他们在言谈举止之间也会有意无意地传播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此外,大量传教士后来改变策略,不再以宣扬基督教为使命,而是通过在中国建立各种学校(如燕京学堂)以及资助中国学生(如通过教会筹款)到美国学习这两种方式来改变对方。到1910年,几乎有一半的传教士改行做教育。到上世纪20年代,在美中国留学生比所有欧洲国家在美留学生的总数还要多,并且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中国留学生数量一直位居第二(仅次于加拿大)。无论在中国的教会学校还是在美国的学校,这些中国学生都或多或少吸收了美国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在官方层面,美国政府从未把“推广民主”纳入其对华政策议程。尽管威尔逊总统宣称“必须捍卫世界的安全以确保民主”(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但他并没有把这句话落实到对华政策上——他对袁任期内发生的复辟置之不理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美国知识界也对在中国“推广民主”没有兴趣,否则作为顾问的政治学者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就不会为他称帝而出谋划策并竭力辩护。在二战中,尽管罗斯福本人及其助手多次表示要推动建立一个强大和民主的中国,但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是以对日作战为中心,而不是强迫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在冷战期间,敌对首先意味着扶持新中国的敌人(包括逃台的KMD当局)。


冷战的结束,在美国精英阶层中被广泛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决定性胜利。在“历史终结论”——以及当时国际关系学界备受推崇的民主和平论——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则是其首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初期恰逢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中国市场对美国商人和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通过以经贸往来为核心的接触政策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就成为美国政府的首选。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主动把人权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尽管国会两党有很多议员反对这样做——并且在2000年竭尽全力让国会通过了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为了让该法案顺利通过,克林顿在国会投票前发表了一次激情洋溢的讲话,其中一段话对美国经济接触政策背后的政治目标做了经典表述。他说:“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当个人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


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人文交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成为推动两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中国几代领导人也一直在探索政治改革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成就。然而,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眼中,中国是接触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实力得到急剧提升但又拒绝采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而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企业在中国受到各种所谓的“不公平待遇”、中国商品被认为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急剧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工人阶层的经济困境。对他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恰恰表明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他们的挫败感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开始显现,在特朗普当选后则猛烈爆发。


尽管特朗普本人从未公开批评对手的政治制度,但其竞选和执政团队聚集了大批新保守派,而他们则对中国道路充满了敌意,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并且最有影响的就是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班农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于一身,在国内政治中反建制,在外交政策中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他视中国为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宣称“两国的政治体制水火不相容,因此最后只能是一方胜出,另一方失败”。他坚信崛起的中国和衰落的美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并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的后人在100年后将为此而记住我们”。虽然在白宫任职时间很短,但他在华盛顿政治精英中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一个冷战时期的民间组织“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在2019年3月死灰复燃,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是中国。


以班农为代表的对华鹰派,给中美关系打上了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深刻烙印。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全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和“全社会”(whole of society)威胁:前者包括指责中国政府通过“锐实力”渗透和削弱西方民主国家,后者则包括针对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间谍嫌疑指控。在他们眼中,面对来自中国的全政府和全社会威胁,美国也必须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应对措施。透过意识形态这幅有色眼镜,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认为中美之间不仅仅是国际事务领导权之争,更是“自由民主”与“中国道路”的殊死斗争。


5、“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2012年2月,中国领导人在访美期间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重要外交思想,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然而,从特朗普就任总统至今,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背离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分别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官方文件首次如此定义中国,标志着美国决策者眼中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其次,特朗普政府在港台等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最后,本来是共赢的经贸关系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攻击目标,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战。


虽然中美关系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已经处于重大转折关头,但并未走向全面恶化。因此,特朗普当选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催化剂。前文已经提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三大长期目标,即商业上变为美国的巨大出口市场、宗教上变为基督教国家、政治上变为“民主国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有很多美国政治精英认为这三大梦想已经完全破灭,但这三个梦想破灭所带来的失望和沮丧被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保守的彭斯以及班农急剧放大。这也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在同一届美国政府内分别被鹰派人士主导。这三驾马车的集体爆发,就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催化剂,也是造成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急转弯的关键原因。


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背离了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更有发展为一种“新型大国对抗关系”的可能。之所以说是“对抗关系”,因为贸易战、对华为的封杀以及对中国“锐实力”的指控等等,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由接触变为对抗。特朗普在2019年8月2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总得有人站出来(take China on)。这件事必须有人做,而唯一区别就是我之前没有人做。”而之所以说是“新型”,因为当前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有着本质区别:(1)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在经贸和人文交流上完全脱钩,而中美在这两个方面有着广泛和深入的合作,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完全脱钩;(2)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友在经济上均高度依存,而这种相互依存增加了美国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的经济成本;(3)中国政府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新一代领导人积极倡导“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没有建立任何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同盟。


有鉴于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将是有限对抗而不是全面对抗,并且即使合作也将会是有限合作。或者说,选择性对抗与必要时合作,这将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根本特征。更具体地说,高科技将成为美国选择性对抗的焦点。高科技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美国霸权的基石之一,而美国在绝大多数高科技领域仍然领先中国。无论是指责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批评“2025”还是封杀HUAWEI,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持和扩大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优势。


除了高科技,意识形态、宗教和全球治理也将是美国选择性对抗中国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认为对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构成了生死威胁,而对抗的手段则包括关闭更多的孔子学院、限制中国媒体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的活动等。鉴于宗教保守派(绝大多数属于福音教派)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力,宗教(广义上也属于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对抗的一个主题,而手段则包括对中国的宗教自由发起更严厉的批评——甚至把宗教自由与经贸或者人文交流挂钩。在全球治理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全球治理的两个重大贡献——则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首要目标。


至于中美合作,则会集中在经贸、人文交流以及非传统安全三大领域。由于中美以及中国与美国绝大多数盟友在经贸领域(尤其是商品贸易)存在高度依赖,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贸还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受高科技领域对抗的影响,人文交流的重点可能转向艺术、体育以及高等教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公共卫生(如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还将继续合作。然而,在有限对抗这个阴影的笼罩下,无论哪个领域的合作也会变成有限合作。


6、结 语


从1840年鸦片战争迄今,美国从未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国,而中国也从未面对一个衰落迹象明显的美国。在双方相对实力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化的背景下,崛起的中国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有为,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却极易被衰落的美国认为是“过于张扬”(overreach)。与此同时,衰落的美国也极易对崛起中国的一举一动产生“过度反应”(overreaction),这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目前所谓对华“敌意”共识形成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是必然的,不是以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为转移的。


不过,相较于两国相对实力发生显著变化而言,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才是导致中美关系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直接和关键原因。笔者所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实际上是美国国内政治投射到中美关系的表现。对外贸易往往涉及选民的直接经济利益,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民主是美国的国家基因。可以说,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三个议题交织影响内政与外交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并且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成为这三个议题投射到美国外交的聚焦点。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彭斯以及班农在这三个议题上有强烈的政策偏好,他们的共同发力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总的来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过度反应的结果,并且这种过度反应——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全政府”和“全社会”威胁——已经明显具有已故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偏执风格的对华政策已经对美国公众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盖洛普的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就任之初,有5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有好感,并且在2018年2月达到53%,这也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然后一年之后(2019年初),这个比例陡然降到了41%,是过去十年的最低点。皮尤的民调结果与盖洛普的数据非常相似:2016年有37%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并在特朗普就任的第一年上升到44%——这也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点;但此后急剧下滑,从2018年的38%下降到2019年的26%——这也是皮尤从2005年进行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皮尤的数据还显示,2019年有近1/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比上一次调查的2014年增加了五个百分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对华贸易战、高调封杀HUAWEI以及政治精英的鹰派言论是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感知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决策者来说,无论华盛顿的精英对华认知如何改变,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继续全面深化经济和政治改革,才是真正掌握中美关系主动权的关键。否则,如果我们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偏执而宣称美国对中国也构成了“全政府”和“全社会”威胁并采取相应的对抗政策,那才是真正掉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等待这两个21世纪大国的就只有全面对抗或者更坏的结局。


作者: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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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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