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8 次 更新时间:2020-09-28 0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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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  

  

   内容提要: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遭受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是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具体表现为两党选民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党派鸿沟;三是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而中国的崛起被认为加剧了这场危机。这三个因素势必给2020年总统选举带来影响:新冠疫情可能对大选的投票率和两党支持率产生一定影响;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极化背景下,两党基本盘极有可能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党派忠诚,从而使少数关键州少数选民决定本次总统选举结果;中国崛起被认为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严峻威胁,使得中国成为这次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关键词] 美国政治 百年变局 政治极化 总统选举 中美关系

  

   当今美国政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认识这个大变局,才能准确解读 2020 年总统选举,进而对今后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作出预判。这个百年大变局是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并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这个宏观视角,聚焦 2020 年大选这个微观事件。

  

   1、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

   2020 年 1 月底暴发的新冠病毒是 1918 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3 月初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球 200 多个国家,并迫使 80 多个国家关闭边境,美国迅速成为感染最严重的国家。面对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大多数州从 3 月份开始限制公开场合聚集,包括现场投票。为此,各州也相继出台了新的选举规定,允许和鼓励邮寄投票。有统计显示,本次大选将有 76% 的选民使用邮寄投票。然而,邮寄投票存在诸多潜在隐患,包括选票被寄丢甚至被篡改或顶替等舞弊行为。美国历史上不乏选举舞弊的指控,其中较为著名的事例就是芝加哥市市长被指控在 1960 年总统选举中帮助肯尼迪赢得伊利诺伊州。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示,邮寄投票必然导致选举舞弊并予以强烈反对。他宣称,2020 年选举“在我看来将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次选举,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在 7 月 30 日发出的一条推特中,特朗普宣称全民邮寄投票将使得这次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准确和最具欺骗性的选举”,并试探性地建议“推迟选举,直到人们能够适当、安心地、安全地投票”。为了表示特朗普的担忧和指责并非空穴来风,白宫网站还转发了一家智库编写的近 20年来美国各级选举中的舞弊案例的报告。也有不少分析指出,总的来说邮寄投票中的舞弊行为非常少,并且多年来各州已采取了诸多措施以防止舞弊,因此特朗普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此外,邮寄投票还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率和两党的支持率。在美国无论是邮寄投票还是现场投票,即使是合格选民也必须现场注册后才能投票,并且注册的程序和要求比较繁琐,让很多合格选民望而生畏,从而导致投票率相对较低。有学者以 1972年大选为例,分析了选民注册的难易程度对投票率的影响,发现如果其他州都仿效注册最容易的州,那么当年大选的投票率会增加 9 个百分点。选举日在美国不是公共假日,因此现场投票意味着选民要么上班前或者下班后去投票,要么请假去投票。一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相比之下,在去往投票站的路上出车祸或者因为请假而让雇主不高兴的概率则要高得多。换言之,投票本身是一项低成本和低收益的行为,因此投票成本( 如注册要求) 的些微变化可能对投票率产生显著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前,只有少数州允许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随着疫情席卷全美,且新增感染病例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州允许并鼓励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选民不用亲自去注册中心或投票站,从而显著降低了投票成本,可显著提高投票率。此外,少数族裔选民( 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的注册率和投票率都显著低于白人选民,而前者从 1960 年代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因此,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被认为会显著提升民主党选民的注册率和投票率,这恐怕也是特朗普坚决反对邮寄投票的最重要原因。不过最新的一项权威研究表明,邮寄投票对投票率和两党支持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邮寄投票还可能对投票行为产生其他影响。选举日现场投票意味着,直到投票前的最后一刻,候选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竞选活动影响选民。相比之下,邮寄投票让选民在选举日的前几周就可以投票,使最后几周竞选活动的效果大打折扣。这恐怕也是特朗普要求与拜登的三场辩论中的一场提前到 9 月 4日之前的最重要考量。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给投票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特朗普取消了部分原定于在佛罗里达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拜登则决定不参加在密尔沃基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是在家里通过网络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虽然现代传播技术( 尤其是社交媒体) 让候选人可以随时、便捷、精准地向选民发送各种信息或者与选民在线交流,然而面对面的竞选活动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和动员选民投票。相比其他方式,面对面组织和动员选民更加有效,尤其是竞选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介绍候选人并鼓动选民投票支持。此外,现场竞选活动,尤其是大规模集会,不仅给候选人造势,也给支持者打气,现场的热烈气氛通过媒体传播可以动员更多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两党的党代会近万人参加并且持续几天,其关键作用就是提升候选人的人气并动员广大选民。

   除了微观层面的投票行为和竞选活动,新冠疫情也可能影响宏观层面的选举结果,这主要原因是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各州政府从 3 月底开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病毒扩散,包括颁布居家令、实施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部分停工停产等。这些防疫措施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从 3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共有 5200 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其中 4 月份的失业率达到14.7%,创下了 1929 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5%,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降幅( 相比之下 2019 年第四季度增长了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 6 月份对202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为-8.0%和-6.1%。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尽管当前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领导力( 21%) 、新冠病毒( 20%) 、种族关系( 19%) ,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众对经济问题( 宏观经济、失业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等) 的关注度稳步增加,已经从 1 月份的10%上升到 6 月份的 19%。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选举年宏观经济表现越好,在任总统所属政党的候选人获胜几率越大,反之则失败几率越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92 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尽管当时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但国内经济低迷导致他最终输给了比尔·克林顿。有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型,这个模型只有两个变量,即 选 举 年 第 一、二 季 度 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GNP) 增速和在任总统在 7 月份盖洛普民调中的支持率,该模型准确预测了 1948 年以来的 18 次总统大选中的 15 次大选结果。按照这个模型,假定特朗普 7 月的平均支持率是 40%,且假定 2020 年前两个季度 GNP 平均增长率为 0.4%,那么他的普选得票率也只有 0.468。即使考虑到共和党在选举人团的天然优势,这个比例也不足以让他连任。不过,任何统计模型都有误差,并且该模型排除了一些其他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对个体投票行为的影响,因此其预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2、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

   如果在美国学者、记者或分析人士中进行一个调查,让他们用一个词描述当前美国社会,这个词多半就是“分裂”( divided) ; 如果用一个词描述当今美国政治,这个词多半就是“极化”( polarized)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并非特朗普政府一手造成的,只不过特朗普四年任期火上浇油,让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达到了百年未有的程度。

   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前美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贫富悬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 1% 的富人在1810 年占全国总收入的 26% 左右,并在 1910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 约 45%) ,此后明显下降,但在2010 年仍高居 35% 左右。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的富人占 2018 年全国总收入的 52%,而 60%的中下层美国人仅占全国总收入的 25.5%。美国 2018 年的基尼系数(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为 0.49,与 1910 年的 0.51 几乎持平,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美国的贫富悬殊再次进入了危险区。民调数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表示深切担忧。在2015 年的一次调查中,61% 的受访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65%的受访者支持立刻采取措施应对贫富悬殊。2011 年暴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普通美国人对长期以来的贫富悬殊极端不满的表现。

   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无论是 1960 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还是 2013 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Matter) ,可以说都属于身份政治。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身份政治是指少数群体——基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为争取自我尊严及被主流群体公平对待而发起的抗争。5 月 25 日,明尼苏达州安纳波利斯的一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滥用暴力死亡,由此引发了席卷全美并持续至今的反种族歧视大规模骚乱,这就是非洲裔身份政治的表现。然而,此次抗议引发了一场在全美范围内拆除涉嫌种族主义的历史人物雕像运动,在一些极端抗议人士的压力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雕像也被迫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移走,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也被迫将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从学院名称中移除。

   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清算必然导致美国社会更加分裂。欧洲裔白人也同样有身份政治的诉求,紧随“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出现了“白人的命也是命”( White Lives Matter) 运动。在他们看来,以民主党为大本营的自由派多年来过于关注少数族裔的权益,而忽略了白人群体的权益,如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政治正确限制了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让“盎格鲁—新教”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式微。白人的身份政治不仅加强了白人的内部团结,并且导致白人选民的种族憎恨显著增加。而特朗普在 2016 年意外获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立场吸引了大批焦虑的白人选民。

在贫富悬殊和身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分裂,美国也因此被称为美利坚分众国(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政治极化,或者说,社会分裂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在美国两党制下,政治极化表现为两党党内高度同质化,两党之间高度异质化,即党内日趋团结,而两党日趋对立。国会两党的内部团结通常用两个指标来测量,第一个是“党派团结投票”( partyunity vote) ,即在某次记名投票时两党多数议员的立场相反,这个指标在众议院尤为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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