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超越“不争论”:重述平等与共富的执政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0-03-06 1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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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进入专栏)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既没几个人,也没几杆枪,更没几个钱。共产党人要推翻不平等不自由的旧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过好日子的新社会的理念和口号,既动员了亿万工农群众,也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汇集于革命的大潮。共产党能建国执政,这个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推首功。

  

  “不争论”抓住了“老鼠”

  

  建国初期,建起了工业化的基本框架,并在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男女平等、扫除封建迷信与社会积垢、普及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均寿命等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由于对单一公有制教条主义的迷信,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不断拉大了与世界的差距。连绵不绝且越演越烈的政治清洗运动,使得许多本来神圣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偶像先后跌落下神坛。

  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重新带来活力和希望。但,必然会引进的内外资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不无出入。在刚刚明白什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还说不清楚也一时证明不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时,邓小平用智慧的“不争论”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在保证共产党执政、政体连续性从而国家统一稳定的大前提下,实用主义的猫论成为改革披荆斩棘的指导思想。

  但,现代化转型也有代价。除了环境资源,最大的是教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价。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满足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需求。一个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取得政权的政党,也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从当年的不争论到今天能够再讨论,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及对前行目标的自信。

  

  中国修正传统社会主义

  

  这样,就在新的高度上又回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国家干预与管制,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平等,这是十九世纪马克思时代的标准社会主义诉求,现在都已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要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野,现在在不少领域已经模糊。这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很明显,商品关系、市场经济都不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范畴。非公所有制,无论是个体经营还是内外资的私营资本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而现在,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内容。

  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说,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用真正的社会公仆来替代过去国家历来窃据的社会主人地位。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总结,巴黎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与旧国家机器的根本区别,一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因为,“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了”;二是取消常备军和官吏,一方面用武装起来的工人代替军队,同时,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

  他们深信真理是由争论确立,对意识形态也很开放。许多重要宣言,都是在国际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后,受大会委托起草的。马克思曾愤怒地批判资产阶级政府的书报政治检查制度,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香味,你们怎么能够要求人类思想这个最灿烂最丰富的精神之花散发出同样的味道呢。

  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修正和跨越。

  反观苏联模式的失败,正是因为其在经济上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经济模式还不完善的设想,固守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而在政治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直接民主本质、公仆职能和工人待遇的基本教诲,又长期只听歌功颂德,拒绝任何严肃的批评意见,从一个奉献牺牲的革命党蜕变成一批做官当老爷的特权贵族,从而严重脱离党员群众和人民,这样当然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地修正过时的原理和结论,从而最终被抛弃。

  

  《共产党宣言》需要刷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应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仅是过去理解的那样,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和历史结论已需要更正和发展,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实践。

  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迫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党宣言》作出重要更正,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在有了20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包括大多又失去政权的近百年的经验教训,在有了社会主义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的重新更正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应准备好去做这样的全面创新,中国版即中国特色的创新显然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这也是要回答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平等与共富:并非只有美国一条路

  

  执政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使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改革开放引进的内外资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使竞争分化的贫富差距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招商引资促发展不仅使资本的拥有和支配者成为共产党官员的座上宾,而且在必然存在的劳动与资本、权贵与大众、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中,保增长的官员很难不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资本和权贵一方。

  就对整体社会资源的支配而言,目前政府的权力仍绝对压倒资本权力。但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能够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各界精英名流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权力,显然已使一介官员并不稳定的行政权力相形见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土壤因此而发酵。一贯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主要经济成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喜好垄断、效率不高、伸手者众的毛病并未根除,其以社会的名义但更像是为了自身利益向钱看的国家资本主义做派,并不比法纪松弛但效率更高的私人资本主义更受大众欢迎。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年代,“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还能使人得到虚幻的安慰,在市场经济呼唤出来的物欲横流的当下,各种泛泛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口号,软弱无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共产党人的定位和使命又在何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大工业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可以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和平而不是暴力和掠夺,平等而不是欺压,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已成为现代文明不能否定的共同价值。那种认为中国只能模仿美国标本,世界只有回归西方资本主义一途的观点和认识,既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资源环境,也脱离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是对人类进步过于单线条的认识。

  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它在传统私有产权至上、给人类带来众多遗憾的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进化模式之外,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继续提供了一种体现人类理想和进步方向的经济模式和政治空间,能够开放性地测度国家与私人产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测度混合所有制的功效和竞争生态,寻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以实现不是普遍贫困也不是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道路。实际上,这种共同富裕的模式也正是邓小平从改革伊始就反复提出并思索寻找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进入了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的复杂环境,共产党人追求人的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更现实的人性假定和制度安排前提下,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发展。探索和解决这个当今世界的顶级难题,需要真正艰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既非苦行僧,更不应“不义而富且贵”

  

  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党的思想建设要回答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本身在这个已不再平均主义的社会中的分类和站位。因为在这个不可避免会产生分化的社会中,先富与后富本身就是很多人不愿等待的差距,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正在发展的财富和门第的差距至少在一、二代人之内是无望赶上了。

  共产党人本身在这个动态分化的社会中身居何处,是利用权力近水楼台进入先富先贵的阶层,是保持领取“其他工人工资”的平民性质,还是去做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不必讳言,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共产党人的不同命运。因为这区分了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真探索社会主义,真干社会主义,还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给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这恐怕也是中央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的先进,现在拥有不等于将来拥有的寓意所在。

  显然,党章规定共产党员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仍然是保持先进性的必须。但要求共产党人还像在浴血战斗的年代,都只无偿奉献、不讲回报,并不现实,也不是人民的期待。

  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是属于平民一族,或党章中所说“劳动人员的普通一员”,还是应当或可以进入先富先贵的阶层?这里所说的进入,不是指党员依其自身的职业而自然获得的社会地位或财产,因为这是市场经济中承认能力禀赋和财产差异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受到认可、尊重和有积极激励作用的差别。而是共产党人,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由于他们从事党的工作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要求共产党人是苦行主义者,但如果共产党人,仅仅或主要因为承担党的工作而先富先贵,那么共产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口号就会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必然产生距离,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就会受到动摇。

  对于那些以“工作需要”而惯于享受各种特权和优惠,并把这种特惠进一步延伸到自己的私人和家庭需要,并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的党员干部,讨论要回归到共产党的本源。共产党不是因特殊利益组织起来的集团,不是先期投入等着后期回报的股份公司。简言之,它不是谋求权力或金钱等物质利益的集团,而是一个以共同信念和信仰为惟一纽带的组织。忘记或丢弃了这种信仰和理想,利用前人以理想和鲜血换来的江山先富先贵,就是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背叛,也是对党的纲领、宗旨和信仰的背叛。

  党的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根本上去除党内的既得利益倾向,而恢复和弘扬党的信仰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全面整顿、清理和改革党内在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的制度或惯例安排,使共产党人的实际行为与党的纲领和信仰一致起来。

  上述改革,显然需要破除太多的传统观念,要打碎太多既得利益的坛坛罐罐,是意义绝不下于经济改革的伟大政治改革,肯定充满了困难和风险。

  正如发端于欧洲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以旧的符号但崭新的内容拉开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序幕一样,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堪比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代,来迎接一个超越中国古代文明更加辉煌的新篇章。通过党的建设的全面改革,开启和引领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古今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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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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