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星:传播学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1 次 更新时间:2010-03-02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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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星  

传播这个词在西文中的拼写是COM-MUNICATION。在希腊文中,COMMUNI-CATION源于两个词根,其中CUM是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MUNUS意味着产品、作品、功能、服务、利益等。COMMU-NICATION的意思就成为共享、共有。古罗马时期的政论家西塞罗(Ciceron)把COM-MUNICATION定义为把握一件事情或者是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这样,拉丁语中的COMMUNICATION的意思就是沟通、参与。后来,COMMUNICATION这个词就意味着一个发送者,一个中介和一个接受者,从而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   

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只要在人们之间产生关系,只要传播活动中采取一定的技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只要有传播效果,只要存在决定传播价值导向的传播制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可能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一直在改进对于周围事物的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又设法提高自身传播信息的能力、速度、清晰度和便利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的技术和方法论的思考,使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信息传播技术是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技术网络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形态的神经系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和日本等外国客人谈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就注意到发展信息传播事业的重要性,由此推动有关部门后来制订优先发展电信传播的政策。仅仅二十来年的时间,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从三百多万增加到4720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25000万户,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客户群的电信传播网。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中国网民总数在2003年达到7800万,上网人数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这两个领先世界的数据透露出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性的一个侧面。

一  

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作为基本的文化符码,统一控制着认知图式、语言和什么是“知识”。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因为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西方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在知识庙堂中堂堂正正的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传播学代表了一种研究传播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e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传播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人手的。理解传播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如果以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为参照,研究的硬件范围主要有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电信板块包括电话、图文信息、通讯卫星、传真、远程数据传输、调解器、数据库等;媒介板块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广告,与之相关的有通讯社、文字处理、编辑出版;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这个板块主要包括多媒体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这几块都属于社会的生产性领域。而从知识谱系来看,涉及到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等,当然也还有与传播话语结构相关的语言学和文学以及与市场和行政相关的管理学。这一方面不断提出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问题,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挪用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因此,多元性和爆炸性就形成传播学发展的内部张力,形成各种复杂的交叉视角,如物理和非物质的网络,生物和社会,自然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感知,村社和全球,施动者和系统,个体和社会,自由裁决和社会决定等。所以说,把硬科学与软科学相结合,把科学实证与人文反思相结合,把工具理性和社会批判相结合,是当今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既不断扩大传播学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也是在参与社会建构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二  

传播学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传播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都还很不成熟。虽然有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控制论和结构主义方法论三大基础学派的崛起(陈卫星:《当代西方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学的理论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一个线性观念上:一个信息源发出的讯息经过一个管道到达接受者。传播的功能还更多地被简化成说服,传播学家还多半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或政治学家,涉足传播学的目的还只不过是检验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理论,这形成了传播学的多学科和交叉性特点。1980年代在中国获得名气的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SCHRAMM)是一位著名的传播学教育家,他在1963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学》(The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指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门类相比,这是一个少有的学术现象。一般来说,一门学说,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好比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中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以后又被后结构主义所超越一样。而传播学的发展能够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更新,在知识分化和知识统摄的知识坐标系上不断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再生产,反而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知识性特征。

事实上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大量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开始渗透进入传播学的研究领域。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对整个社会实践的全面渗透,今天的传播学可以说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的门类当中,触及面最广,横断面最大,以至普遍被人们认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首先,传播学与经济领域中的先导产业——计算机工业、通讯产业和服务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向人们提出新的人和机器、人和时空之关系的哲学命题;整个社会经济向第三产业化的发展更是突出了信息传播手段的重要性。其次,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管理当中,各种社会生产、服务机构、社会组织都成为信息的发送者。信息发送者的扩大导致信息的多样化,信息传播技术本身在社会中扩散,人们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快速增长的柔性信息资源,产生的结果多种多样。从经济上说,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型经济逐渐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既可以作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而成为配置性资源,也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而成为权威性资源。([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8页)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管理领域。从政治上看,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治理的结构、政府程序和工作流程、政府决策和政策制订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有效促进了政府行政的现代化、民主化、公开化和效率化,是政府再造的重要推动因素。第三,传播学所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媒介化的时代,与文化实践,社会心理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变化相伴随。文化是当今具体的人为自己创造秩序和意义的时候产生的东西,不仅仅是通过主观心理分析去认识的个人倾向、态度或理念,也包括必须通过客观社会去认识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公众行为和行为空间、人际互动机制等。传播学的无处不在使它本身成为一个外延最大的学科,对社会管理方式,对个人职业训练,对大众消费心理都具有指导性或服务性的作用,传播媒介本身是社会生活的粘合剂,这应验了当年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一个判断:“社会传播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美1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三  

传播学属于什么科学?

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1mmanuel WALLER-STEIN)在《开放的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在十九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以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为一方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为另一方构成了一条分界线。前者是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后者是历史学再加上东方学。第二条分界线是表现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和注重现在的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第三条分界线是指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使各个传统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产生了重合,这导致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传统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新科学,如传播学。   

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和整个世界,传播学在学术发展上开始形成了相对自足的理论领域。简单说来是把传播学的学术活动的目的定义为:通过理论来理解和把握象征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以便解释与这些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联的现象。这些现象本身从社会在经济意义上的再生产和象征意义上的再生产转向全球化运动。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蜚声世界的《帝国》一书中指出:“传播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的出现具有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结果与原因,产品和生产者。传播不仅表达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在增殖和结构其中的相互连接。它不但表现而且控制着所有传播连接中的想象的意义和方向。换言之,想象在传播机器的环境中被引入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被认为是超验的成分(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此时在内部形成,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传播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传播工业今天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不仅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使人接受适应于世界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提供辩护。”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传播是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从事传播、合作以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在市场经济的构成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而在我们看来,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和销售过剩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对知识和信息的新需求,这成为一个活脱脱的经济学隐喻。如果说传播学理论的要点是研究信息的发展、意义的生成和信息的组织,今天日益凸现的全球化现实将成为无法回避的背景,这种新的权力支配关系成为知识生产的根本性条件之一。从批判角度考察传播学发展的环境因素,人们认为多元权力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痛快的知识跃变,社会利益的离散、商业竞争的尖锐以及自由资本的集约,使得人类对知识的依附和支持的程度超乎了前人所有的想象。

四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提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的特征是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上升;同时,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业比重却超过了发达国家。1998年,低收入国家平均工业比重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工业比重超过高收入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展开现代化理论的新角度,卡斯特总结为“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取向,亦即追求产出的极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发展为取向,亦即追求知识的积累,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在西方,人们比喻工业时代之初,国家强盛的国力指数是钢产量和铁路长度,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那么,现在的衡量标志是象征符号的生产能力,知识经济的特点则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多样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能力,而这往往又是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直接相关的。   

信息和传播的膨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逻辑现象,其中最核心的构成是媒介。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者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这种理想的必然逻辑是最终努力实现在全球播放,形成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崛起——一些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大公司。媒介新秩序的定位是一种全球化秩序。”([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人类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经历了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发展过程。媒介这个词所产生的多种含义表现出一种潜藏在全部现代传播方式历史中的矛盾因素在语言学上的遗留物。因为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和社会制度的特征、公众接受的能力和文化内容的嬗变相关,这三者之间的融合、冲突和演变推动传播事业的发展。这证明了文化研究专家德,塞尔托的一个观点:“在一个社会与其科学模式之间,在一种历史背景和与之相适应的思维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构成某种文化体系。”([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多元文化素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这个体系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技术、集体的整合方式和对于宗教或人文的主体观念的采用,只要其中一个构成因素发生变化,体系本身就会发生变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必然产生新的控制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解释模式的转换。   

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所包围的环境当中,这就需要重新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制度是通过社会活动的循环往复规律形成和复制的。在共同在场环境中,行为者所遵循的行为规则、策略和模式,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最琐碎的方面,都与在时空中保持制度的延续性甚为相关。”([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制度必须被信仰,因此它必须置于大众传播的常规行为当中。具体说来,就是如何看待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通过媒介的形式所产生的对社会的冲撞作用和主体身份的建构作用。   

媒介作为一种功能机制,它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产生效果?我们如何分析潜伏在人自身和社会当中的媒介接受机制?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形式,传播关系的思考应该有助于在为一系列不同的事实提供一个前后一致的解释时,表现出透视性和包容性。媒介是一个社会的中介者和控制者,它负载的信息作用到人的身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到思想方式。如果说人类的传播能力之所以特别强,是因为产生了语言这个重要的手段,它使传播的内容在范围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潜力。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总量1970年代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6%。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传递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而查找知识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信息传播媒介成为人们重新征服时空、占领市场和建构存在意识的工具,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这同时也使媒介化这一社会现象变得日益复杂,比如信息戏剧化和媒介麻痹症的并存。透过传媒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传播与人的关系在目前成为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利益的中心。人的主体性、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情境中相互干扰、相互作用,每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方式的合法性也受到检验。在这里,合法性指的是传播机制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被社会和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一种状态。显然,在社会发展战略中,传播维度的把握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五  

既然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跟社会实践的对话当中。   

传播学的概念发展有一个从量化分析到质化研究平行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意味着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提携、相互并重的过程。比如说,传播一旦超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社会中有组织的过程时,个人就有了双重作用:个人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进行传播,同时他又是传播的接受方。传播领域包括的范围很大,比如人的能力,为个人、集团和大众服务的简单传播工具,各个复杂的基础结构和系统,搜集、产生、传输、接收、储存和检索信息的先进技术、材料和机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无数个人和团体伙伴及参与者的关系等等。这样,在界定传播的范围时,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的组成有三个要素:在两个起相互反应的客体之间建立关系;要求有一种交换的潜力;假定一种共同的接触方式。这就是说,第一,要有媒介。要建立一种结果不受控制的关系,要有载体,在两个交换合作者之间要有相应的文化参照点。第二,要有信息。传播行动假定存在着交换因素,信息表明了认知的意志。原始信息在被经过过滤,减少不肯定性的同时,成为一种有潜在意义的可以被解释的信息。第三是交换伙伴,传播行动确定两个或者若干个交换伙伴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交换意图,理解交换背景,相互提供信息流通的渠道。   

传播学本身不是纯科学,但它的起源和自然科学有关系,和现实的社会生产性实践有关。要提高我们的社会意识水平,无疑需要了解当代社会所使用的传播工具,需要把传播学作为认识和工具,以更好地把握和操作所有由文字、图表、视听、电子信息的交换所组成的当今社会庞大的传播行动。在当今世界,劳动的重新组合和分工都以信息化方式作为前提,新的信息处理手段的大量普及推动着生产领域内的技术革命,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技术成了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和传播是生产方式革新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大背景下,传播是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   

英国人类学家葛迪说:“传播模式的多样化经常是和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它不仅暗示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知识秩序当中进行储存、分析和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意识观念总是会回过头来再次创造产生这种意识观念的现实。葛迪仔细分析过传播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文字在社会发展阶段中从思想封闭系统到思想开放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得人工记忆向知识贮存转化,成为人类一种外在化的技术,让人类的信息传递打破时空局限,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并通过语义空间的隔阂推动人类发明新的智能技术。显然,体现读写文化特征的语言传播活动与书写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并对文化产生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正是通过书写,知识方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受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充分呈现可能产生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营造批判的意向和批评的条件,在扩展主体性思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叙事的可能性。   

葛迪认为,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缺少一种自反性思维,是一种个人化的社会话语在起作用;而在思想开放的社会系统中,非个人化的陈述和有思辨特色的思想区分出陈述(enonce)和陈述状态(enonci-ation)。文字是知识的私有化根源,而思考和批评精神是靠文字才得以发展,怀疑思想不是来自天上,批评精神依赖于积累技术,即知识之间的比较。但葛迪认为传播系统和思想“模态”之间没有惟一的对应关系:“因为传播系统在若干方面互相有区别,如文字可能是表意文字或拼音文字。没有一种惟一的对立,更多是一种变化的继续。每个传播系统对思想体系有它的特殊效果。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单线性的,更不能说它只依赖惟一的原因;在传播层面上是思想在起作用。宗教信仰系统、阶级区分对文字用法的扩展进行了修改和限制;换一个背景,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我们不能真正分开传播手段和传播关系,它们在一起组成传播模式。”传播关系当然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译文。同时,我们也需要和葛迪的立场一样,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和传播决定论。葛迪曾经非常感叹中国的文字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整合的意义,他的著作对传播系统(如文字)的发生形态的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的人类学方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美国学者诺伯特·赖特也认为:“早期的中国只是一个好得不寻常的例子,刚好证明一项广泛的原则,证明所有早期文明都因为资讯技术而‘多多少少’能够维持统一。”(《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六  

传播学无疑是一门知识,而知识作为对现象的抽象和约定,是要通过归纳法得到一般法则,并通过演绎法的逻辑恒等的条件下予以扩张,从而带来实践价值,构成传播基础,在一定时空状态下具有真确性。长期来看,知识是相对的、不确切的,旧的范式时刻面临新的范式的挑战。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具有学科奠基性意义的三大基础流派就是多向性的: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的着眼点则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一认识一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本书的方法论前提就在于承认并坚持多个视角,在互补中产生观念制衡,同时声明考察的绝对不完备性。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播学作为学科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现实。但是,如何对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范围和限制进行定义还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传播学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传播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科学研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传播学是研究关系到被组织的、有目的的、有技术工具或没有技术工具的信息传播过程。从这个概念出发,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很大,关系到被组织的与社会和文化的媒介化、信息化有关的传播过程,关系到对不同层次的传播理论的范围和功能的界定,这都是有待于我们在当今日益频繁的信息传播实践中需要反复加以阐释和争鸣的理论课题。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观念是现实的,它可以改变现实,可以制造差异,因为观念本身是被建构、改造并置人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之中,《传播的观念》或者说传播学的观念亦然。   

本文为作者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导言。首发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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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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