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顾准逝世三十五年祭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34 次 更新时间:2010-03-02 1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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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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