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7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21:27:50

进入专题: 顾准  

徐琳玲  

  

   1943年9月底,顾准横跨千里、足足花了8个月才抵达延安——因为“逃兵”问题,他被要求从淮海区步行到革命圣地,接受整风运动教育。

   到达延安时,紧张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了。整风运动进入第二期,开始趋向以“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为主的和风细雨。

   顾准为自己的迟到庆幸——他后来在上海向共事的顾树桢吐露了这一心曲。否则,以他在上海时期的复杂经历,以及在革命根据地犯的几次错误,他将肯定是被“抢救”的对象。

   在中央党校结束学习后,他被校方聘请进行了3个月的会计工作,还见到了中共高层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当时,陈云在延安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会计干部训练班,邀请他担任教员。主管新四军的陈毅则亲自为他洗脱了“逃兵”的罪名,认为过错在他的上级,他没有责任。

   这位受处分的上海滩会计名家成为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此后七八年中,他一路被提拔并委以财经管理工作的重任。

   1949年,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财税局局长,兼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这一年,他34岁。


“异质”的麦粒


   对顾准来说,1943年的“遭遇”,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如果可以抽离时代,把他放到影视作品中,他是非常接近于美国主流影视剧里经久不衰的那一类主角——“有缺陷”的孤胆英雄,特立独行,才智过人,在某一领域有独特的创造力,如豪斯医生。

   1915年,顾准生于上海一个做棉花生意的小商人家庭。其父陈文纬原居苏州,随兄长到上海做生意,先后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身为二房长子的顾准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病逝后,陈文纬不善经营,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恶化。顾准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就无力再求学了。校长王志莘同情他的境遇,把12岁的他推荐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也是一号传奇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却整日与赌徒厮混。年近30岁幡然醒悟,发奋读书,进圣约翰大学旁听,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后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身),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办会计学校,为现代中国的会计学奠定了基础。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极为器重,全然不按年龄、资历来提携——他把16岁的顾准派到会计夜校里授课。第一次站讲台,这个细瘦的小孩被台下的成年学生给轰了下来。一年后,小孩才镇住了场子。

   不久,潘序伦发现顾准在著述方面有特别天赋,与他合写了中国第一本《政府会计》。之后,顾准又写了《银行会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入大学丛书。继而又撰写《中华银行会计制度》等书。19岁时,这个初中未毕业的少年已成为上海滩高级白领,月领薪水300大洋,出版多部会计学著作,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

   少年得志,加之潘序伦的包容惜才,使得顾准个性棱角分明,极有主见,对自己的才识颇为自负。据立信老员工回忆,年轻的顾准曾和比他大22岁的老板拍桌子吵过几回。事后,老板对他重用不误,更有把他当事业接班人栽培的念想。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下,左翼思潮在青年人中占据了主流。在朋友影响下,顾准开始亲近马克思主义。1934年,他参与组织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进社。后来,进社与中共在上海的“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取得联系,成为其下级组织。

   在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顾准得以往返于中共地下党、救国会、事务所之间。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顾准正式向潘序伦提出辞职。听闻此事,潘序伦一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25岁的年轻人还来不及顾念老上司的心情,他一心期待着波澜壮阔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到达新四军苏南根据地的第二年,他出任东路特委委员兼苏南第二行政区专员一职。但上任仅两个月就被撤职了,东路特委还特别召开了针对他的斗争会。

   “文革”中他曾交代当时所犯的错误:一是担任二区专员时,在各级政权机构和党委的工作关系上,强调政权机构的重要,“有对党委闹独立性的倾向的”;二是擅自修改了谭震林以笔名“梅村”发表在《东进报》上的一篇论国际形势的文章。当时,谭震林是东路的最高负责人。

   顾准认为,谭震林在这篇文章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了。

   “改正这种说法显然是必要的。”他补充说,“不过,我于删改前未获得谭的同意,删改后又未送谭审查。”

   胡乔木曾是顾准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上级,看人的眼光颇老辣。1936年10月,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被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分派负责联系职业界的党支部,同担任支部书记的顾准直接联系。

   事先,胡乔木提醒徐雪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算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两人会面后谈得很好,成了关系很好的同志。

   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革命队伍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担任干部。在新职位上,顾准也一心大展手脚,一度有“贴布告最多的局长”之称。

   不料1952年2月29日晚,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宣布揪出黎玉、顾准等8名高级干部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现场一片错愕。

   《解放日报》之后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三反”期间毫无征兆地“被拿下”,给顾准的刺激极大。他闭门在家写检查,“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顾准一直认为自己在“三反”中被撤职,主要是因为在上海税收问题上与中央财经委有矛盾冲突所致。但近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竺可桢1957年曾和顾准共事过,当时他听人说顾准是“1952年‘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式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然后,他批评道:“我也觉得(顾准)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

   竺的说法在相关档案里也得到支持。就在顾准被撤职后的第三天,当时在上海负责指挥“三反”、“五反”工作的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

   一周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报告中,也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他执行政策“过左”。

   1959年初,顾准弟弟陈敏之到杭州参加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当时,陈云任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会后,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把他介绍给陈云,说“他是顾准的兄弟”。随后谈论到顾准时,陈丕显对陈云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当时,上海市委机关流传几则关于顾准的传闻,对他的风评与处境,于此可知一二。

   一说他曾宣称“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一说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对于这次处分,顾准一直不服,曾多次要求组织上给予复查。一次是1954年,他通过建工部党组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请求被驳回。另一次是1955年,他进中央党校学习,向党校领导提出,答复是党校不办理此类事情。

   这让顾准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他开始自学数学,痴迷之深竟致大病一场,“自觉从几何学中发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觉得阶级斗争、工作之外也还‘别有天地’。”

   这一次受挫,成为顾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活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核心和生命。在政治运动中,他们非常诧异于自己被划分为“反动分子”,“因而极为不服,为了证明自己没错误,他们都试图从理论上寻找。”

   “正是因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走革命道路的人,他们才走上‘异端’之路。”


“重估一切”的出走


   1955年在洛阳任上再次“意外犯错”后,顾准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这一回,他抱着和1943年步行到延安一样的心态,“想经过再一次整风,治好自己思想上的毛病”。事与愿违的是,他没有“改造成功”。

   初到党校,顾准的情绪是极为压抑的。他曾以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列文来形容自己在这一次精神危机中的处境。在日记中,他倾吐了心中的痛苦、屈辱,对个人前途的彷徨,和对自我的怀疑:“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惭愧之外,也很觉得缺乏信心。看来此后还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

   他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经济学和经济史。他感慨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精美绝伦”,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文艺作品,后悔自己没有好好读这样的好书,只是“停留在clerk的水平上的,庸俗的白领子工人”,“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阳都是盲目积极,实在滑稽。”

   这番比喻,让惯于独立思考的顾准“听来很不入耳”。他后来说:“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则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

   在学习辩证法时,他开始心生疑惑——“为什么有些文献如此绝对,又如此富有‘套’的意义?”纠结数日后,他告诉自己:“独断主义是别人加上去的东西,不能由他们(马恩)负责。”

此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报纸上报道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合作社、基本建设、公私合营呈现的种种新气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顾准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991.html
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5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