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丽萍 闫夏:20年来国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9 次 更新时间:2009-10-23 00: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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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丽萍   闫夏  

  

  [摘要]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业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特征十分鲜明,且政治意义高于经济意义,这一特性在当代中国经济运动史上具有普遍意义。梳理20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围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起因、农业合作化加快原因、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与苏联集体化模式对比等问题,对已有成果主要观点进行了整理及考察,并对其学术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毛泽东

  

  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苏联集体农庄为模式、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以行政手段而非尊重经济规律的方式展开的一场农村全方位变革运动,它试图以变更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推动生产力的提升进而改变农村经济状态,在组织形式上完成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跃进”,生产方式从个体劳动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重要变革,直接效应是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公有制,农村社会由此进入了国家权力高度下移,广大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农业生产陷入了长期的低效率、低增长的状态。此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为支撑此后30余年间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工业化高积累的重要环节。

  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由于管理体制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农业生产因违背经济规律的运作而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上陷入困境,极大延误了农业生产的改良及农民生活的提高,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缩影。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业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特征十分鲜明,且政治意义高于经济意义,这一特性在当代中国经济运动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直至1980年代末,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国内学术界,对“三大改造”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持基本赞同的观点。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多种经营下的农业效益大增,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道路及其巨大成就,促使众多学者反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其政策的特性、实际作用及经济、社会意义提出了质疑。同一问题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使得本课题的学术史十分耐人寻味。

  近年来刊布的有关档案史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①,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53—1957)》(农业卷)④,以及23个省、市、自治区编辑的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料等,提供了良好的史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据对1988—2008年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统计(截止2008年l2月1日检索),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共17860余篇,其研究多集中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农业合作化加快的原因、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上,基本涵盖了农业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展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原因的研究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本质,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作用下转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其次才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换。因此,这场运动的理论来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成为探讨的热点。

  1.关于必然性的讨论l980年代中期前,学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个体经济无力扩大再生产,生产效率极低,极易产生两极分化等,合作化运动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⑤。这种观点此后仍有影响。李建忠指出,中共将农业合作化道路视为解决建国初期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时的制度性选择,也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⑥。叶扬兵认为,大农经营优越论兴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价值观的渐趋主流、苏联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⑦。佘君、丁桂平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土改后个体经济制度没有束缚生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也非农民的自然选择,而是l95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及经济条件的产物,决定性因素是中共对农村发展道路的主观选择⑧。苏少之认为,土改后农村趋势是中农化,而非“两极分化”⑨。董国强指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集体生产积极性则是特定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他不认同土改后农民个体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观点⑩。

  2.关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江红英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起,农民的诉求、工业化要求都不是决定因素,中共的政策才是根本性因素⑾。因此,在中央决策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便成为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张继昌指出,毛泽东力主土改完成后即搞合作化,认为否则农业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法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可能、工业化难以完成。当时党内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主要是没有比较中国与苏联的国情,没有认真研究土改后毛泽东的思想所致。他们考虑具体问题多,考虑政治问题少⑿。徐长春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加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与经济机制的惯性,毛泽东极易接受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他认为,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剥夺农业的产品和资金积累去发展大工业,导致农业变成了工业“殖民地”,久之演变成巨大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广大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3].

  3.关于党内争论高峻认为,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后期产生思想分歧,原因较多:1.对农村合作化形势估计不一;2.缺少调查研究;3.舆论界对合作化中后期毛泽东认识的误导;4.毛泽东和邓子恢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见解,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邓子恢则认为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5.“左”倾思想的不断滋长[14].许建文认为,毛泽东在他与邓子恢的四次争论中存在着认识误区,对农民个体生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的矛盾和目的缺乏全面认识;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缺乏科学判断。争论的结果导致人为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领域产生了所有制求纯和发展速度求快的“左”的错误[15].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理论及思想根源的看法逐渐出现较大变化,在对运动的必然性、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认识上也有分歧,对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多持批评观点。这种学术观点的演进,与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有莫大关系,现实推动着学术界对所有制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

  

  二、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

  

  1950年代初,新政权所以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除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和上述意识形态原因外,现实的原因则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提高农业生产,扩大农业对工业品需求,为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积累和需求动力。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贺耀敏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既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组合和提高。首先,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具有较强的内部积累机制,确保积累的有限资金能最大限度地用于初级工业化,对农用机械、日用工业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逐渐缓解粮食供求矛盾,同时保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的发展,并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并为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具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内容,更有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积累资金、提供支撑的经济内容。前者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政治变革历史意义的关键;后者则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业化的艰巨性以及农业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16].贾少红指出,l950年代初,中共对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关系的合理化认识有四:工业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农业合作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农业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足够低廉的农产品;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主导性条件。但中共的认识也有偏差,如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过高估计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历史证明,农业合作化并非农业适应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工业化需要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但形式可以多样;合作化与农业生产提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当时的工业化发展尚未达到急需农业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17].王玉玲强调,以农业合作化改造个体小农经济,必然导致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但无论是乡村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工业化,基础在于形成自主的市场主体。初级社对劳动者劳动力所有权和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承认,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提供了条件。随着农业合作化改造特别是进人人民公社阶段,人民公社既是行政机构,具有生产资料占有权、生产经营权、财产处置权与管理权等,在此情况下,自主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出现。如果说集体化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有贡献的话,也只是在规模方面,但组织规模过大,管理混乱,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等问题日益严重,加上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副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更加排斥商品经济,农业市场化道路被彻底阻断,农村工业化也无法实现质的飞跃[18].

  学界对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历来争议不断,建国后以重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农业生产只有规模经营才能为工业服务的认识,演变成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思路,农业的合作化正是这种思路的结果。然而,当时政策的误区则是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并将合作化视为管理农民的有效方式。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并不充分。

  

  三、农业合作化加速原因的研究

  

  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毛泽东等认为,运动需要10—15年的渐进过程才能完成。然而运动开展不久即被大大加速,其中原因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林毅夫等人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运动视为中国“赶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加速的制度性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动力之一[19].李建忠则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提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原料需求的增加,粮食供求紧张引发粮食风潮的现实问题,对合作化快慢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美好社会所激发出来的合作化积极性等,都是农业合作化提速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又借鉴国内老解放区农业合作社试办的经验,认定农业合作化能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与工业化需求间矛盾,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他把不同意见简单批评为“右倾”的做法,导致合作化规划多次改变,使地方干部滋长了宁快勿慢的心理,助长了党内的急躁情绪,最终使农业合作化以超出毛泽东预期的速度提前完成[20].温小雁认为,学术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原因分析不够,首先,多把1955年夏季视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的起点,实际上此时展开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是自1951年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急于求成和“冒进”做法的必然结果。其次,过多强调客观因素的作用,对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认识不够。作者认为,农业合作化加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建国后毛泽东深受经验主义羁绊,即新民主主义合作社实践经验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经验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21].叶扬兵认为,1955年年底1956年年初,在“四十条”所描绘远景吸引下,许多农民抱着收入预期过高的心理纷纷加入高级社,这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预期加入高级社后收人大幅增加,不少(不是全部)农民加入高级社的确是自愿的,但是这种自愿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预期之上的,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和盲目性,缺乏坚实基础。因此,一旦加入高级社后收入增加的预期不能实现,农民的态度随之变化,这也是后来出现退社风潮的根本原因[22].

  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特别是在对合作化运动具有多种客观因素的分析上取得了一致。然而,在制度性分析及毛泽东个人主导作用的认识上,学术界探讨不多,尚未形成共识。

  

  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评价的研究

  

  近20年来,围绕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学术界观点不尽相同。历史时空中的思考与现实经验的启示,始终是相关论述的基本出发点和争议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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