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杨天树: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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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杨天树  

  

   「内容提要」1949年武汉解放之后,在接收改组原有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新立的工商联直接受新兴政权之领导,在组织、人事及职能方面均已重新构建。与民国时期国家对商会的有限介入相较,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兴人民政权对工商业联合会采取的是全面强势介入的政策。经改组重建后的工商联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经济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介入/工商联/“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确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所谓“旧社会”进行了全面的介入与改造,民国时期普设的商会组织亦在其列。在整合原有各级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之上,创建了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体系。与民国时期的商会相较,工商联可以说是商会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转型。新立的工商联组织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要工作对象,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管理及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织基础。不过,以工商联在中国商会发展史中的转折性意义,学界对其关注却仍显不足。在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商会史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之后,确有必要对1949年以后的商会史加以关注,如此才能将商会史研究延至当代,构建中国商会的完整历史,也更能探究不同国家形态之下商会制度转型的内在根源及其历史作用①。本文拟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运用武汉档案馆所藏的工商联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稍作探讨。

  

   一、新国家的介入及武汉市工商联的创建

  

   武汉位居九省要冲,自古以来就为工商辐辏之地,在华中地区呈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武汉商人团体的发展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在明清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民就在汉口建立了为数众多的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武汉也成立了新式的商会、同业公会,汉口总商会是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商会之一。至1934年,汉口市商会下属工商同业公会共计159所[1](p31)。至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工业会法》,要求将工业行业从商会中分离出来另组工业会,汉口也成立了工业会。至1949年武汉解放前,汉口还设有工业同业公会11个,商业同业公会共82个,分属市工业会及市商会管理[2](p320—322)。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主体商人组织网络在维护武汉商人的利益,推动行业自治,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资源,使之服务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政治上讲,新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商会及工商同业公会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资产阶级还曾与无产阶级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资产阶级正是利用商会以及同业公会的集团力量与无产阶级抗衡,联合政府压制工人运动。但在另一方面,商会、同业公会又是最为普遍的商人团体,联系着广大的公司、行号和私营工商业者,其组织效能亦不容忽视。鉴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基本解放、人民政权初步稳固的政治形势下,开始对商会进行全面干预与改组,以期将之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新生政权需要的工商团体。1951年7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发表谈话,就表示工商联不同于旧商会,主要是私营企业利益的代表组织,但少数国营企业也可以作为团体代表参加;工商联实行全国、省、县三级制;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商联的领导[3](p259)。这实是指明了商会改造的方向。

   国家首先对商会重新进行了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体系。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做出了将商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正式决定。全国工商联筹备会于1949年成立,各省市先后成立了工商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武汉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建议成立新的统一组织。武汉市政府责成工商管理局于10月26日指导成立了市工商联筹备会。筹备委员由武汉市政府遴聘,早期确立有70人。11月,筹备会接管了原汉口市商会、汉口市工业会、武昌市商会及汉阳县商会,并在武昌及汉阳设立办事处。会员代表包括私营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行商、摊贩,以及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的团体代表②。据1952年7月的统计,武汉市工商联的私营企业会员共39950户,占会员代表的绝大多数[4](p312)。

   就全国范围内看,在1952至1953年间,完整的全国工商联—省(市)工商联—县市(区)工商联的三级体系就基本建立。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叔通任主任委员,会议选出执委209人[5](p1)。武汉市工商联的成立要稍早一些,在1952年11月武汉市工商联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正式宣布成立,由陈经畲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90人,陈亦为全国工商联之执委[4](p306)。1952年10月至12月,硚口区、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汉阳区相继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区工商业联合会[6].武汉市工商联设置有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组织、财经、税务、企改、调解、文教等专门办事机构。区工商联在组织上属市工商联领导,在有关全市的问题上遵行市工商联的决定和指示。各区工商联亦根据业务需要设置有相关组织,如硚口区工商联就设置了学习、组织、业务、税务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推行宣传教育、组织设置、加工订货及税收征稽等事项[7](p16)。武汉市工商联在直接吸收工商企业入会之时,也保留了原有的同业公会作为下属的专业性行业组织,市一级同业公会接受工商联之领导,在区一级也可设同业小组。武汉市工商联、区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在职能上也稍有区分。据武汉市工商联的报告,市工商联在政治上经济上起一般号召动员推动的作用,并集中反映工商界各阶层的问题和意见,在经济活动方面,其重点是全市性和通业性的活动;区工商联主要是进行政治活动,并配合行业进行具体贯彻到户的经济性工作;同业公会以专业性工作调查统计协助研究任务改进为主[8].不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很难严格加以区分。在市工商联的统筹下,区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均承担了政治改造及经济改造的任务。

   国家还对工商联的人事安排及财务制度施加影响。武汉工商联之组建虽然以党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为主,但不论是筹委会或者是正式成立之后的执监委会,其领导成员仍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不过,这并非意味新政权仍然起用的是“原班人马”。政府显然非常重视这些人士在解放前活动及解放后的思想状况,重点起用的是与共产党具有一定历史联系或者在解放后能够认同社会主义路线、思想觉悟较高的人士参加。在此,可稍对解放前夕汉口市商会的情况作一追溯。斯时,中共地下组织已与武汉工商界建立联系,在中共主持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之中,就有贺衡夫、陈经畲、王际清、赵忍安等商界闻人参加,该会办公地点即设在汉口市商会之内。在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城前,汉口市商会、工业会还与地下党组织联合筹集救济粮分送各维持治安部队,维持社会秩序。在解放军进城之后,商会还为军队筹借粮食[9](p587)。曾任武汉棉布业同业公会执委的王际清回忆说,在临近解放之时,中共武汉市委的宋洛和史林峰来到他家,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对他表示慰问,使之深受感动,“从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9](p583)。王在武汉解放后颇受重用,先后担任市政协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委,而贺衡夫、赵忍安也分别担任过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这自然与其在解放前就与中共存有历史联系切切相关[10](p37)。

   在国家建立之后,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及思想教育对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并依其表现对之实施甄别与选用,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之选定及改组基本按照这一原则进行。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武汉工商联在此阶段虽还处在筹备阶段,但也参与其中,对于领导成员或者会员在运动之中的表现,也加以考查与评定。有认为不合要求的,则予以重点“关照”,或是撤除其职务。1952年3月,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经议决撤销了陈焕章所担任的副主委职务,所请由市工商局批准,其原因就是在于陈焕章在“五反”运动中拖延抗拒,隐匿财物、拖欠物款,予以撤职严办。筹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杨笛楼在“五反”中与人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从前被本会停职反省又为法院传讯的历史,被撤职处分[10](p32)。武昌区办事处在改组为区工商联之申请中就说,“本处经长时间筹备,但从未有一次彻底的改革,因此在各级负责人中进步力量太少,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有些已被淘汰,同时又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6](p3)。可见,各级工商联筹备及重组的过程本身就是人员更进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受到处分的工商联领导成员及判刑的工商户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由于“五反”运动是新政权建立之后首次发动的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政治运动,开展范围之广、执行力度之大,均为此前所罕见。这种以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办法给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包括工商联之领导成员以极大的震动,其潜在的威慑作用自不容忽视。不少人由此转变其思想认识,积极配合工商联之工作。

   在武汉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之后,工商联领导成员的选拔仍遵循了上述政治性原则,且国营企业及部门领导列入工商联领导层者有所增加。1952年11月28日,武汉市工商联第一届执监委中,陈经畲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包括申新纺织厂副经理华煜卿、市政府贸易局副局长沈以农、胜新面粉公司董事长王一鸣、公私合营后的市投资公司董事长余金堂、开明公司董事长林厚周、建新面粉公司经理王际清等人;1955年3月8日出任第二届执监委的有主任委员陈经畲,副主任委员10人,在上述6人基础上增加了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李赐恭、公私合营民生总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公私合营申新纱厂副总经理厉无咎、江汉绸布公司副总汪富谦;1957年4月第三届主任委员王一鸣,副主委有所增减[11](p32—110)。由此看来,工商联领导成员中有私营工商业背景的仍占多数,但在思想上多能认同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

   在经费方面,武汉市工商联在初立之时,仍以会员缴纳会费为主,收支自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逐步改为由市财政统一支出,领导层及职员之薪水也基本由财政支出工资。如江汉区工商联的初期经费本是自筹自给,向工商户收取,但1958年后,经费改为由国库开支,工商联的干部亦正式编为国家干部[12](p1)。就全市范围而言,在全市完成公私合营后,工商联就停止收取会费。1959年1月起,市工商联之经费收支纳入国家行政预算,人员编制列入行政编制[4](p309)。这意味着,工商联领导的身份也逐步由工商业者转变为“半公家人”。言其为“半公家人”,是因工商联与政府部门尚存有性质上的差别,领导成员亦多另有企业本职。

新国家还明确限定,工商联与旧商会在性质方面有重大差异,职能范围亦有不同。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联在性质上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工商联之基本任务包括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讨论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3](p259)。同月,负责起草通则的中央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在政务院第147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薛暮桥认为工商联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对私营工商业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工商联的性质及职能,他认为,“现在我们的工商业联合会与过去的旧商会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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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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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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