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基层民主选举中，村庄的精英群体，如村“两委”成员、村办企业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等，对村民自治的热情较高，参与民主选举的愿望较强烈，而普通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则较低，甚至对选举态度冷漠，言辞激烈，表现出极强的不愿参与性。我们认为，导致农村民主选举中政治冷漠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因素：物质需求不满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影响并制约着政治的发展。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较好满足时，人们才会关注到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是否被满足，包括政治参与和政治地位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多年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造成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关注更多的是物质生活上的问题，在政治问题上则投入精力较少，加之市场经济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人们更愿意选择能满足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如外出打工等，而对参与政治活动态度淡漠。可以说，普通村民拥有的经济实力不足，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

二、制度因素：参与机制不完善

民众的政治参与态度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在选举过程中，制度和程序上的不完善，加之组织过程不严密，是造成群众政治冷漠的重要因素。如：一些乡镇领导为了保证特定候选人当选，搞象征性的公示，不做广泛宣传，造成了大多数选民对候选人不够了解。同时，还普遍存在选举中的委托投票不规范、滥设流动票箱以及投票现场不设秘密写票处等现象，造成选民不能和不敢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严密的制度和规范的程序，必然会给一些不法手段和舞弊行为大行其道提供方便，导致选举结果的不公正性和非正当性，让更多的选民感到无奈和失望。

另外，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使传统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以其巨大的惯性与基层民主选举发生剧烈摩擦和碰撞，带来了村干部难产，少数人操纵选举，宗族、富人、黑恶势力非法干涉选举，请吃请喝送钱物拉票贿选，不合格人员当选等一系列非理性选举现象，从而强化了选民对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政治冷漠。

三、心理因素：个人意愿不表达

除经济、制度因素外，基层民主选举的更多问题则在于参与政治的行为主体——群众的意愿不能或不愿表达。选举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方面和实现方式，需要民众投票的有两个环节：一是对于选举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二是推选候选人和选举正式人选。对前者，往往是上级组织确定人选，或没有认真组织村民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推选;对后者，受诸多因素影响，村民往往处于被动表达状态，因此不能真实地反映本人意愿，从而普遍对选举积极性不高。我们对河南省某县9个村的调研统计显示，45%的村民对填写选票不在乎，33.3%的村民没有参加选举。这足以说明，在许多农民的意识当中，并没有将选举作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做无用功。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认为是群体在一般情况下的正常反应。这里涉及两个概念：群体的匿名效应和从众心理。所谓匿名效应，是指在群体当中，独立的个体是不存在的，个人在群体当中的行为不被注意和追究，而被视为群体整体的行为。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当个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原本的约束就不复存在，从而造成了投票的敷衍性。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下改变行为和信念的倾向。在农民的心目中，选举活动是政府行为，是完成任务而不是行使权利。特别是在被动表达个人意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只能持消极态度，采取从众之策，推选已被确定的人选。

四、理性因素：预期收益不相关

根据经济人假设，作为在市场领域内存在的个体，无论其处于什么地位，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都是其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

在政治领域内，个人也同样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实质上是政治市场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村民作为民主活动的主体，在进行选举投票之前都要进行预期收益计算，权衡利益得失，只有当认为某一候选人能够为其带来个人收益时，他们才会主动选择这位候选人。当村民预期自己通过选举并不能在村里的资源流动和分配中得到更多利益，谁当村干部都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无关时，必然导致其对政治市场的冷淡，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五、现实因素：村事群众不做主

能不能正确对待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归根到底，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愿不愿意让农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前进至今天，各级领导在理论上均承认群众是主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村里的大事村民做不了主，村内的公共事务管理村民插不上手，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不向村民公开，或即使公开了，其详情村民也并不了解，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对基层公共事务的不关心，甚至出现抗拒心理、抵触情绪，从而导致基层民主选举中村民的政治消极与冷漠现象。

六、文化因素：政治权利不诉求

政治冷漠现象产生的另一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封建“官本位”文化的影响。综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用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敬官、畏官的理念根深蒂固。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军、阎华江、郑孝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在阿尔蒙德看来，“官本位”文化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公民习惯于唯上行事、唯官听命，不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不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我国刚刚起步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还很不规范，达到民主选举的应有效果还很艰难，实现民主管理的道路还很漫长。要真正实现农村基层民主化管理，首要而又关键的是解决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政治冷漠问题。没有选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要保证基层民主选举的健康进行是不可能的，建立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是不现实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这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更高一层次的需求。基层民主选举是村民的民主权利，是村民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表达，是一种高层次的需求。从调研中发现，人们为了生计，为了富裕，大多都在忙于进城打工挣钱，都在为满足低层次的需求而奔波。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要使群众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最基本的还是发展经济，创造充足的物质财富，让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深切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组织的关怀、领导人的重要，从而亲近集体、仰赖组织、关注领导、了解时事、参与政治，积极行使民主权利。

二是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中国最基层的组织和群众中，人们民主意识的淡薄以及文化素养、社会视野的局限，决定了我国目前不可能完全实施现代文明的选举制度和管理模式。要发展健康的基层民主，必须立足教育，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尤其是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示范作用，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有利于自身权益的保护，有益于政府效能的提高，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之日，就是结束政治冷漠现象之时。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民主机制。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各项规定，全面落实村级民主选举的各项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应该交给选民的民主权利一点都不能截留，法定的选举程序一步都不能减少，特别应抓住当前易出问题的几个关键环节，严格落实相关规定，细化组织实施程序。对于破坏和干扰选举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打击、强力震慑，确保充分实现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表达政治意愿，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实现政治诉求，从而调动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有效解决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政治冷漠问题。

四是转变陈旧观念，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各级领导干部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要实现由“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在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上，要实现由“重民意识”到“还权于民”的转变;在工作职责的定位上，要实现由“管民治民”到“服务人民”的转变。要切实克服“干部是发号施令的，群众是听从命令的;干部是掌权的，群众是执行的;干部是管人的，群众是受管的”等错误观念。特别是在民主选举中，要从尊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组织意图和群众意愿的高度统一，防止主观臆断，不搞内定人选，纠正简化程序行为，杜绝暗箱操作，用规范的程序选人，按群众的意愿选人，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践行者、实施者，进而成为推动者、掌控者，以从根本上消除群众的政治冷漠，使之享有不断发展的民主政治生活。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