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升:回想——中国,鲁迅五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6 次 更新时间:2009-09-05 09: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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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升  

  

  大概是今年年初吧,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理事尾崎文昭转告我说该学会的刊物《中国——社会与文化》希望我为“人与学问”栏目撰稿。我心想即便只是中国文化学会中,也还有许多比我年长、业绩更出色的先生,写作这样的文章还轮不到自己,总觉得这提议本来就缺乏现实性,明确的回绝都不需要。

  但此后尾崎又好几次提起这件事。据说向我约稿是编辑委员会的意向,而且这一想法来自思想哲学部门。尾崎不断的说服,还有我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心中潜藏着的自我表现欲,使我渐渐感到难以拒绝。再怎么自认年岁小,今年5 月竟也满70 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无法说话写作。我头脑里突然浮现出这样奇特的论理:与其等到无法动笔再后悔,还不如先写下来,即使因此出丑。而且尾崎说如果感到难以下笔,他可以先对我进行访谈,我再根据访谈来写。对方这样热心,我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访谈的日期是3 月28 日,以下文章便是我依据当天的记录重写而成的。

  不过,写作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收录我文革期间发表的文学领域之外文章的《“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1981年,新日本出版社) 的《后记》中已涉及了一些,1995 年9 月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年度大会时举行的圆桌会议“回首战后50 年”(《中国——社会与文化》11 号,1996 年) 上也曾谈到,同年10月在每年一次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

  的座谈会上我也做过类似的报告(《野草》57号,1996 年,中国文艺研究会) 。因此难以避免出

  现重复,恳请读者见谅。

  

  与中文、中国文学的相遇

  

  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因为1948 年4 月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被编入其中的汉语班。关于当时的学制和我以第6 志愿考入汉语班的情况,因以前在不少地方写过,这里就不涉及了(日本旧学制中最典型的升学程序为小学6年,中学5 年,高等学校3 年,大学3 年或者4 年。因此当时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大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译者注) 。

  汉语班在战后只有一高和山口高等学校设置,我当时是第3 届。第1 届有尾上兼英、高田淳和松本昭等,第2 届有芦田孝昭、桧山久雄等,当然与他们认识是后来的事情。

  汉语课最初由藤堂明保和工藤篁两位老师担任。记得在刚开始不久的一次课上,工藤老师问大家都是第几志愿进的汉语班。第1 届似乎还有几位是带着明确目的、自己选择了汉语,但记得到我们这一届,第1 志愿者为零。

  经过激烈竞争好不容易考入一高,不料因学制改革,第1 学年结束时一高改为新制大学。原希望在校生可不须考试直接升入新制大学,但期待落空,只得连续两年参加入学考试。我们上届的学生按旧制念到3 年,大学也照旧3 年毕业,因此我们成为新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新制大学的学生1、2 年级都先在教养学部学习,之后再分专业——译者注) 第一届学生。这次选择什么外语要到入学后才决定,不过有个条件,即“第2 外语可选择汉语的仅限于预定升入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就是,遑论法律经济等其它专业,即使是将要选择文学部的中国哲学或东方史为自己专业的学生,汉语都只能作为第3 外语以下的语种。这是当时汉语教学在东京大学的地位。我听仓石武四郎教授说过,按原来的方案,第2 外语里甚至没有汉语,是他通过文学部(相当于中国的“文学院”——译者注) 部长(听说是西洋史的今井登志喜) 强硬地要求才得以保住2 外的地位,虽然仍有限制。

  我当时自然无从知晓其中经过,总之决定去中文专业、选择了汉语班。这时的同班同学中有竹田晃。

  起初是以第6 志愿开始汉语学习,1 年后却坚定了选择中文专业的决心,其动机虽不明确,但中国革命的进展确是一个因素吧。虽然未有坚决支持革命那种程度的思想自觉,但中国也许将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对我是一种诱惑。关于鲁迅,一高一年级下学期藤堂老师的课让我们读《阿Q 正传》(暑假前刚学完仓石武四郎所编的《中国语法读本》,秋季一开学便是《阿Q 正传》。后来听藤堂老师自己说,被仓石先生责备这就像是让刚断乳的婴儿吃糯米饭) ,此外从学长那儿也听到不少鲁迅的事情,不过还未引起我强烈的关心。

  我如今想,不仅是自己与中文、中国文学的关系,包括进入一高和东大,也都与日本的战败和战后改革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首先应当说是当时的整体状况推动的结果。

  我的外祖父出生于北海道,年幼失亲,在亲戚家长大,因此等到可以当海军志愿兵的年龄(征兵是20 岁,志愿兵大概是18 岁?) 便入海军,从新兵一直晋升到特务中尉(特务指非海军学校毕业——译者注) 之后退役。外祖父只有一个女儿,因此从海军招赘婿,那便是我父亲。父亲是山形县庄内地区农家的次子,报名参加海军,后来海军因日本战败被废置时,成为所谓的“波茨坦少佐”(指废置军队时给所有的军官特别晋升一级,因此那时的新头衔被叫做“波茨坦○○”——译者注) 。父亲老家还兼营米店,按中国的说法,算是“富裕中农”,不过出身于这种家境,似乎父亲脑子里原本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念头。

  因为这样的环境,我家里并无文化氛围,也没有藏书。只是听说外祖母年青时似乎对文学多少有些兴趣,买过最早的“一元本”、也就是改造社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因而家里还留有一册《夏目漱石集》。外祖父外祖母虽都热心后代的教育,但也许是出身农家的缘故吧,外祖父星期天一看到大哥和我白天便面机而坐就不满意,觉得虽说读书,但男孩子大白天就坐在桌子前面不太像话,总是想办法带我们到外头去。

  因此,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这样一条升学路线,在我们脑子里完全不存在,更理所当然的打算是进入海军学校或海军会计学校。大哥于45 年春提前4 个月中学毕业,随即进入海军会计学校,一直到战败都在神户垂水的分校。中学二年级的我自然也在45年5 月左右准备报名前一年创立的“海军预科兵学校”。外祖父、外祖母和父母虽没有明确反对但都显得消极,只说等到三年级再申请也不迟。记得我当时听了很意外,心想,怎么连父亲都这么说。现在推测,那时身在海军省的父亲,可能已经看清日本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了吧。结果,还不知道经在读的中学提交的入学申请书是否已正式提出,日本就战败了。

  

  中国革命、中国文学、战后民主主义

  

  1948、49 两年成了决定自己此后人生道路的时期,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很难具体想出自己这两年有什么大的精神体验。总之,我开始学中文是48 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人民解放军”控制了东北全域及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是中国共产党渡过长江解放全国,还是美国介入、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偏安长江以南,此种形势当时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我没有自己对这些历史的具体步伐曾怀有多大兴趣的清楚记忆。应该是从一高的同班同学那儿听到藤堂老师说国民党快完了,因此大概是48年的事情。记得49 年1 月末北京“和平解放”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总而言之,我17 、18 岁时为求精神上的自立,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乱读一气,似乎与大多数同年龄的“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两样。思想也处于混沌状态。48 年是反对旧制高等学校学费上涨的运动发展到“全学联”成立的年头,但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态度很矛盾。

  不过,我好像是从这时渐渐对学生运动产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与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两者相互推进,给我带来了影响。从海军会计学校回来、补习了一年的大哥也考入一高,在比我高一年级的“文丙”班,与大哥同年级或同寝室的人里,有的是汉语班的学长,有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49 年还是50 年,记忆有点模糊,总之在教养学部里组织了中国研究会,在其主持下,举行了好像叫现代中国讲座的连续演讲会。讲师是上原专禄、仁井田、岩村三千夫、岛田政雄四位。关于上原、仁井田两位,我没有任何了解,邀请他们主要是工藤先生的意见。其主旨是不谈当时泛滥的流行话题,尽量涉及学术性问题。中国研究会的读书会选择《东洋的家与官僚》(1948 年,生活社) 作教材,也同样是工藤先生的建议。工藤先生是一位个性很鲜明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教师的评价,可谓因人而异、大相径庭。不过他秉有一种少见的才能,能让一无所知的年青人产生某种问题意识、或是觉得自己好像具有了问题意识。至少如上文所谈到的那种让学生一入门就开始接触到哪怕只是学术的堂奥一角,或初步对学问有所体味的指导,我以为是极为适当的。

  48 年12 月10 日(因为当天所买的书后有我的注记) ,在内山书店物色书籍时,进来一群人,大约有七八个。工藤先生也在里面,他把我介绍给一起来的仓石先生。其他都是东大中文专业的学生,好像大家上完讨论课就来了。那时竹内好的《鲁迅》(1948 ,世界文学手册世界评论社) 刚出版,我正在犹豫买还是不买。工藤先生说这是本好书,不容分说地抽出来,和鸟居久靖的《华语助动词研究》(1947年,养德社) 一并拿到收款处说:“请结帐。”这便是我与竹内好著作的相遇。后来的《鲁迅杂记》(1949 年6 月,世界评论社) 也在出版后不久便拜读了。读到日本评论社版(1944 年) 的《鲁迅》,应该是更往后的事情,读的是52 年9 月发行的创元文库版。下文将谈到,52 年9 月那时我正因为“五?一事件”被关在拘留所里。我不记得给我送来的书里有这本《鲁迅》,因此即便读到,最早也应在保释后,大概是进入研究生院之后的事情了。

  49 年中国东北在进行萧军批判。我不太记得自己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不过当时冈崎俊夫在职的《朝日新闻》经常登载这类新闻,也许是从《朝日新闻》得知的。虽然关于萧军我一无所知,但这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到当时唯一经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内山书店去搜寻相关书籍。那时内山书店在神保町的十字路口附近救世军本部的后头,是两个门面宽的小书店,现在那里盖起了岩波书店总社大楼。那个时代还无法从中国大陆直接输入书籍,但我记得当时店里摆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巴金主编) 。没发现其中有萧军的书,却由此第一次得知萧乾的名字。我那时想也许是萧军的别名,但打开来一看,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就没有买。文革结束后《萧乾文集》出版时,我虽然还是对他几乎没有了解,却买下他的文集,便是这个时候的记忆使然。

  49 年出版的《思潮》(5 月,昭森社) 和《桃源》(6 月,吉昌社) 的“鲁迅专辑”我读了,中国研究所编的《中国研究》第9 号、《文学中的新中国》专辑号(1949 年9 月,日本评论社) 也买了。

  为藤堂老师课上的《阿Q 正传》讲读作预习算是原因之一吧,增田涉翻译的《阿Q 正传》(1946年《,鲁迅作品集》,东西出版社)和松枝茂夫翻译的《朝花夕拾》(1947 年,同前) 也都买来读了,但都不算系统的学习。总之这个时候,只要看到当时尚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特别是中国文学方面的书和杂志,我都买下来或找来读。

  当时对《阿Q 正传》还谈不上深刻的理解,想必不觉得怎么难读。那时正处于日本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所说的“悔恨的共同体”时期,因此即便不能深刻理解这篇作品的含义,在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社会的病根的批判这一点上,还是能比较直接地产生共振的。

  不过,我对中国文学的关心,并不是就这样单纯地发展下去。

  50 年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部长矢内原忠雄认为学生筹备组织“维护和平之会”是政治活动,加以禁止。对此学生们进行反对和抗议活动,东大教养学部的学生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学生自治会也是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50 年可谓暴风雨季节的开始:1 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点名批评野坂参三,批判日本共产党在美军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路线;到了6 月,GHQ(当时驻日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驱逐共产党中央委员(6 日) 、朝鲜战争爆发(25 日)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被禁(26 日) 。其过程之中,日本共产党中央也发生分裂(所谓“50 年问题”) ,分为“主流派”(也被称为“所感派”) 和“国际派”(被“主流派”称作“分派”) 。

  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而言,GHQ 民间情报教育局(CIE) 的顾问伊鲁兹博士自49 年7 月新泻大学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作巡回演讲,称共产主义者不适合当大学教师。我们虽然是未亲历战前和战争期间思想镇压的一代,但谁都不须教诲就能亲身感觉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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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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