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履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 次 更新时间:2009-08-04 12: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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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7月1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坐在我旁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信息。看后不禁一阵惊惋,良久闭目无语。我知道是真的,可还是感到突然而震撼。不可思议的是,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任先生离去的时间在早上4时30分,季先生离去的时间是上午8时50分。任先生比季先生早走了四小时又二十分钟。是上天设谜,还是造化弄玄?在这燠热的七月,当此大师稀有的时代,两位名副其实的人文学领域的宿学大师,竟不期而然地同年同月同日而逝。

  季先生生于1911年8月6 日,享年九十八岁,任先生生于1916年4月15日,终年九十三岁。他们都出生在圣人之乡山东。我和任先生平时接触得比较少,但他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佛道二教的造诣,让我肃然而起敬心。他思维敏捷,文笔简洁,不徇不苟,言必有中。请益多而又对我为学做人有重要影响的是季先生。2000年8月,当季先生华诞之际,我写过一篇《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试图从晚清以来我国学术思想流变的角度,探寻临清之学的范围和贡献。近来人们颇有些谈“大师”而色变了。其实大师当然是有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任、季两先生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大师而当之无愧。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称作国学大师,依我的看法,季先生的学问远远超出了国学的范围。

  季先生所专精的学问域区,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印度学和中亚古文字学,这可以他撰写的《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研究》为代表;二是梵典翻译之学,以其所译述的《罗摩衍那》、《五卷书》等梵文经典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代表;三是佛学义理和传播之学,以他的两论《浮屠与佛》、三释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为代表;四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晚年所著的《糖史》为代表。一个学人如果能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学有所成,已属难能可贵。而季先生在所有这些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这是一些相对冷僻的学术域区,应该属于东方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称季先生为20世纪世界东方学的重镇、印度古学研究的巨擘、梵典翻译的大师、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不大会有人提出反对的理由。

  季羡林先生同时还是一位从事散文写作的文学大家。真正的大学者都是有性情有关怀之人,单一的学问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生命需要。就像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马一浮既是大学者又是大诗人一样,季羡林先生在致力于艰深的专门研究的同时,从未间断他所喜欢的散文写作。那是一些极有性情的文字。很多的人知道季先生,并不是因为他通梵文,治佛典,对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 -am>u的现象有独到的研究,大半是由于读了他的随意而发的散文随笔和文化批评。他一生散文作品近二百万言,同样是临清之学的组成部分。散文之于先生,是学问的别体,而不是学问的余事。

  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贡献,是季先生最后二十年最为关心的问题。他写了大量文章,从史实和学理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仔细研读汤因比和李约瑟的著作,甚至不经意地作了一次预言家。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个世纪头十年还没有走完,季老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情可悯,其意可嘉,其心至善。对此我在《九十寿序》中写道:“然先生并不以钩索沉隐于绝学之域自划,犹沛沛然尽有不能放释之入世情怀。故心系家国,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常鸣旁通之秘响。睹西方势强、国性不立,反对文化霸权,遂倡河西河东之说;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记。”

  季先生从北大朗润园自宅移住301医院之后,每年我都前去探望。遗憾的是,从此他无法再参加我们的“新年嘉会”和“金秋有约”了。2001年1月6日的“嘉会”,季先生抽得的签语是“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在座的龚育之、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王蒙、严家炎、沈昌文、董秀玉诸友,都说这个签只有季先生当得。后来的雅聚季先生虽不能参加,仍然愿意听我和内子讲述聚会的一些情形。最近一次看季先生,是2009年3月16日,我带去了比利时的巧克力和德国的奶酪。蔡德贵先生说,先生近来有点喜欢这类食物。除了视力不济,一切都是好的。面色红润,思维清晰。听说有新鲜的德国奶酪,他笑了。

  这次他出人意外地谈到了生和死的问题。他说东西方对长寿的态度不同,西方人对长生不老没有感觉,“寿”这个字外文几乎表示不出来。东方,特别是中国,却相信“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口吟诵古诗,一句不漏,一字不错。还夹杂着英文和梵文。范曾教授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时,季先生写来的贺语,是“善来”两个字,旁边就注有梵文。他还谈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和“侠”的问题。他说“士”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士”,不仅讲学问,而且讲骨气。中国古代的“士”有文士和武士的区别,武士需要有“侠“的精神。他感叹现代的“士”和“侠”不容易看到了。不过也不是根本没有,他说他最欣赏的一个有“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过架的彭德怀。还有梁漱溟有“士”的骨气,不过季先生说此人也跟人吵过架。他还要继续论述下去,护理人员不同意了。我们当即告辞,先生似意犹未尽。

  不料这竟是我和亲爱的季先生的最后一面。

  季先生留给我们晚生后学的精神财富是无比丰富的。留下的空缺同样无比巨大。看不出还有谁能填补他的位置。记得季先生多次说,在生死这个问题上,他想的很开,但也绝不愿和他的那些老友比赛。在这个问题上他甘居落后。这不,九十八岁的季先生走了,九十三岁的任先生也走了。但任先生走在了季先生的前面。

  从长沙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成一副挽联:“大哉上庠贤夫子谁云已经西去;俨然田舍一老翁可谓原本善来。”季先生的百岁人生,福泽遍及学林学府,而人格朴厚得如同一位与大地合一的乡间老人,自是善来。他的精神履痕也必将永留人世间,无以遮蔽地沾漑後学。谁说季老已经驾鹤西行?不,他还在北大,还在中华文化的层林翠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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