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6 次 更新时间:2009-07-12 1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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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90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

  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作我的师辈。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今而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个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孟实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不忘。要说里面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我们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婴儿一起倒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吗?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学说完全不正确吗?我们过去有一些人习惯于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处理学术问题,把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间,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荒谬的程度。“四人帮”竟号召对相对论一窍不通的人来批判爱因斯坦,成为千古笑谈。孟实先生完全不属于这一类人。他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离开清华以后,我出国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期间,国内正在奋起抗日,国际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亿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完全同祖国隔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946年回国,立即来北大工作。那时孟实先生也转来北大。他正编一个杂志,邀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介绍《五卷书》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他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他的办公室(他当时是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我的办公室相隔也不远。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我曾拜访过他。说起来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却是事实。现在恐怕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什么“社会活动家”。其实我的性格毋宁说是属于孤僻一类,最怕见人。我的老师和老同学很多,我几乎是谁都不拜访。天性如此,无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访孟实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为没有在重庆或者昆明呆过,对于抗战时期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于朱先生当时的情况也完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后,听了三言两语,我有时候也同几个清华的老同学窃窃私议过。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过程细节,我完全不清楚。然而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毕竟是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常常想,在解放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分为三类: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第一类是少数,第三类也是少数。孟实先生(还有我自己),在政治上不是先知先觉;但又决非不知不觉。爱国无分少长,革命难免先后,这恐怕是一条规律。孟实先生同一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与考验、前进和停滞,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最终还是认识了真理,认为共产党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坚定不移地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孟实先生有一些情况我原来并不清楚。只是到了前几年,我读到他在抗战期间从重庆给周扬同志写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对国民党并不满意,他也向往延安。我心中暗自谴责:我没有能全面了解孟实先生。总之,我认为,孟实先生一生是大节不亏的。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走的道路。

  这一条道路当然也决不会是平坦的。三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炼。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十年浩劫”。孟实先生被关进了牛棚。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一跳也就跳进了牛棚。想不到几十年前的师生现在成了“同棚”。牛棚生活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在这里暂且不谈。孟实先生在棚里的一件小事,我却始终忘记不了。他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我实在非常吃惊,而且替他捏一把汗。晚上睡下以后,我发现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在这些“大老爷”眼中,我们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小。从中可以看出,孟实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我们的事业也没有绝望,他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否则的话,他尽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算了。说老实话,我在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他。这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同他谈起过,只是暗暗地记在心中。

  “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擞,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并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湛深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扬。

  孟实先生学风谨严,一丝不苟,谦虚礼让,不耻下问。他曾多次问到我关于古代印度宗教的问题。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他研究中外文艺理论,态度同样严肃认真。他翻译外国名著,也是句斟字酌,不轻易下笔。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在朱先生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解放后,他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孟实先生离开了我们。他一生执著追求,没有偷懒。将近90年的漫长的道路,走过来并不容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都碰到过。顺利与挫折,他都经受过。但是,他在千辛万苦之后,毕竟找到了真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归宿。现在人们常谈生命的价值;我认为,孟实先生是实现了生命的价值的。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孟实先生,安息吧!你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你这一个年迈而不龙钟的学生的心中。

  

  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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