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思想的趣味与对话立场:朱光潜的论说文体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4 08: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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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  

   摘要: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其美学成就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作为批评家的朱光潜,其批评观念和方法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表达其美学思想和批评观念的论说方式,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朱光潜的论说文主要就谁在说、如何说、向谁说展开了理论探索并进行了创作实践,他理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联,消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追求雅俗共赏的思想趣味和读者在场的对话方式,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畅达清通文风。它既有助于推动现代白话文的日趋成熟,也促使说理文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认可和播散。

   关键词:朱光潜;论说文体;思想趣味;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王本朝,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74)

   众所周知,相对于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体样式,以分析说理为目标的论说文则显得有些文体模糊,甚至不伦不类。它既可划入现代随笔、散文或杂文世界,也可纳入文论批评范畴,如同传统文类中的诗话或文话。现代论说文,亦可称为说理文,确是一个富饶的文体世界,晚清有梁启超的“新民体”,五四之后有鲁迅杂文,1940年代有毛泽东的政论文,它们是演讲体的路数。另外,朱自清、朱光潜和冯友兰等则走着一条近似述学文体之路。虽然他们都以说理、议论为中心,但在说理的目的与意图、说话者与接受者、说话方式与技巧上却各有不同和差异。可以说,新文学散文有“冰心体”,小说有“沈从文体”,论说文也有“朱光潜体”。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朱光潜的论说文都有其代表性和独特性,它有雅俗共赏的思想趣味,开风气之先,深入浅出,体现了“论”的平易明晰、“说”的平实有趣和“文”的流利畅达的高度统一,并且成就了《谈美》《谈文学》和《文艺心理学》等现代经典之作,产生了强劲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反响也持久不衰。

  

   一、雅俗共赏:思想的趣味

   一般说来,文言文不太长于说理,白话文因受西方逻辑思维和语法句式的影响而有显著提升,但也没有达到自由自在的地步,特别是在说理的清晰性和深透性上,概念论断多,跳跃性大,分析力度并不够。只要翻检一下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上的说理文章,读起来蹦蹦跳跳的,并不顺畅。到了1930年代,说理文则有良好的发展势头,朱光潜就非常擅长写作说理文。他深知说理文要“有话说”,还要“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特别是所说之“理”真实不“陈腐”,说话态度真切不“虚伪”,说话方式真诚不“油滑”[1](P128-131)。其说理文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但说理清晰、平易,深入浅出,而且还生动具体,有趣味。无论是介绍西方美学和心理学知识,还是分析文学与人生道理,他都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化为清楚明白的表达,能将学术性观念转化为可理解的平实的语言,并且非常恰切、准确、简洁,没有思想的混乱和语言的冗杂。他就像一位调酒师,能将“思想”“观念”与“形式”和“逻辑”调理得恰当而得体,有力而有味。在他看来,“思想是无声的语言,语言也就是有声的思想”[2](P85),语言与思想之间不人为地设置界限,而应畅通无阻。传统文言文之所以被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倡导者宣布为死文学,就在于它的语言与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脱节,而流于形式的因袭和内容的空洞,缺乏鲜活的思想支撑和日常生活的支持。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又过于平白和浅显,缺少思想的蕴涵和意趣,于是,朱光潜则希望白话文要用现代人的“情感和思想”,创造有“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2](P92),思想要明晰,语言才能明白,因为“语言总是跟着思想走,思想明确,语言也就会明确,思想混乱,语言也就会混乱”,语言和思想不可分割,“运用思想时就要运用语言,在运用语言时也就要运用思想”,语言和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生发”“,互相推动”。特别是说理文要将思想融入感情,所说之理,不仅有思考和组织,还要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能在“声调口吻上”表现出来,而不是玩弄概念,罗列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它所期待的效果”,才会使写作“兴会淋漓,全神贯注,思致风发”,产生“意到笔随,文从字顺”,“一气呵成”[3](P289-290)的效果。

   在朱光潜看来,说理文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零度风格”,一条是“有对象有情感有形象,既准确而又鲜明生动的路”[3](P292)。所谓“零度风格”就是“纯然客观,不动情感,不动声色,不表现说话人,仿佛也不理睬听众的那么一种风格”,这样的写作方式对说理文“不但是一种歪曲,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说理文的目的在于说服,如果能做到感动,那就会更有效地达到说服的效果。作者自己如果没有感动,就绝对不能使读者感动”[3](P291)。众所周知,抒情文章相对容易感动读者,记叙文也可以人与事让读者动情,要让说理文感动读者,确是非常高的目标。朱光潜却将“感动读者”作为说理文的写作目标,显然是自设难度,提升高度的追求。如能将说理文之“理”说得清楚明白,不混乱,说得具体实在,不空洞,这已是一种本事;如果还能让人感动,能说服人,那更是一种本领,一种高超的艺术。一般说来,说理文最忌写起来枯涩,读起来枯燥,特别是所说道理空乏,思想漂浮,不接地气,缺乏生气。朱光潜的论说文却有理清言明、理实言趣的特点,拥有虚实相生、情理相融而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因为他将抽象与具体、说理与抒情、漫谈与分析进行深度融合,他讲理不抽象,而是在事中言理,借事表理,事理共生,或象中含理,象理相合,以具体事例和形象或中外文学作品去呈现其理之内涵和情感关切。

   他将所讲之“理”完全渗透在具体的对象和意象之中,并与自然景象和生活实践相交融,以一个个对象或意象去比譬去循道明理,同时也不失理性之思,拥有思辨的智慧。正是这些具体事例和生动意象才将他所说之“理”变得明晰、优美而灵动,也才有了充分的说服力和充足的感染力。如《文艺心理学》说明“美感经验”这一概念,他先描述了一个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的意象世界,“比如在风和日暖的时节,眼前尽是娇红嫩绿,你对着这灿烂浓郁的世界,心旷神怡,忘怀一切,时而觉得某一株花在向阳带笑,时而注意到某一个鸟的歌声特别清脆,心中恍然如有所悟。有时夕阳还未西下,你躺在海滨一个崖石上,看着海面上金黄色的落晖被微风荡漾成无数细鳞,在那里悠悠蠕动。对面的青山在蜿蜒起伏,仿佛也和你一样在领略晚兴。一阵凉风掠过,才把你猛然从梦境惊醒”[4](P115-116);再引入武松、荆轲等故事,“人世的悲欢得失都是一场热闹戏”;最后总结道:“这些境界,或得诸自然,或来自艺术,种类千差万别,都是‘美感经验’。美学的最大任务就在分析这种美感经验。”[4](P116)在解释“心理的距离”概念时,也采用“海上的雾”作实例论证。他先设定“乘船的人们在海上遇着大雾,是一件最不畅快的事”情境,于是会出现“大难临头”的“心焦气闷”和“聚精会神”欣赏“海雾”的“绝美”两种体验[4](P127),会有不同心理和不同的感受,实际上,不同的感受来自不同的心理距离,这就让读者在情景体验中感受到概念的复杂性。为了区分刚性美与柔性美,他列举中外文学艺术、古典诗词、男女身体等不同事例和景象,让读者去琢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感受,用老鹰古松和娇莺嫩柳去区分出自然界不同的美,“倘若你细心体会,凡是配用‘美’字形容的事物,不属于老鹰古松的一类,就属于娇莺嫩柳的一类;否则就是两类的混合”[4](P322)。接下来又以一连串例证去分析其区别和混合情形。再如《谈美》在讨论“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时,他没有从定义出发,而是从生活中莱茵河的东岸与西岸、树、西湖与峨嵋、古董等事例,说明美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距离之外去看”[5](P17)。无论是设置情境还是列举事例,或者铺排比喻和意象,都让读者或勾连记忆,或置换经验,或发挥想象,直至心领神会。当然,在说理的技巧上,朱光潜还爱用比喻和类比方法,如《谈美》“开场话”,谈到青年人的诉求,他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盒八宝饭而是一帖清凉散。想来想去,我决定来和你谈美。”[6](P7)“八宝饭”是指“复杂错乱”的思想,“清凉散”则是免俗的“单纯”趣味。他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生活谚语去说明审美的超越心理,用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去解释美感和快感,用“情人眼里出西施”来比喻自然与美的关系。最经典的例证是,他用人们对待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去说明审美不同于科学和实用的价值意义。显然,这些形象化的事例和生动的比喻让陌生的道理成了生活中的常识,成了有温度的思想,说理文也就不完全是文章,而有了雅俗共赏的文学意味。

   思想的趣味既是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也是其文章观念,包含了他的自由精神、审美品格和人生感悟。他认为:“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7](P25)趣味成了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艺术亦是如此,也是生命的外化。“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须有创造性,都必时时刻刻在开发新境界,如果让你的趣味囿在一个狭小圈套里,它无机会可创造开发,自然会僵死,会腐化。一种艺术变成僵死腐化的趣味的寄生之所,它怎能有进展开发?怎能不随之僵死腐化?”[7](P26)趣味概念既源自传统,如品味、情趣、旨趣、兴趣等,也来自西方美学观念,如“鉴赏”和“判断”,它们都牵涉到审美主体的能力,主要是对审美对象的感悟能力,有个人趣味,也有时代趣味,包含理性与感性、认知与体验、理解与情感的整体感受。相对于传统趣味的“雅”,现代社会则偏于“俗”,因为现代社会及其人生感受已日趋大众化和通俗化。朱光潜的说理文则创造了雅俗共生的审美趣味,或者说是审美范式。它脱胎于白话文的俗而融于雅,又超越文言文的雅而化于俗,它所说之“理”趋于雅,“言说”方式却又通于俗。它以“说”的兴致彰显“理”之生趣,观物穷理,吟咏情性,并使之相含相融,始于明理而终于情趣。在表达上,既条理畅达而絮语漫谈,行文从容又思虑精审,丰富了白话文体的新样式。

  

   二、读者在场:我与你的对话

   叶圣陶在为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作序时说:“读这个集子,宛如跟孟实先生促膝而坐,听他娓娓清谈;他谈他怎样跟文学打过交道,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悦,都无拘无束的倾吐出来。他并不教训我们;我们也没有义务受他的教训”,他以“有见地而不是成见,有取舍而不流于固执”的“开廊的襟怀”和“亲切有味”的语言表达,形成了特有的文体特点[8](P4)。朱自清在给《文艺心理学》作序时也称赞朱光潜的行文“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儿。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他的语言风格也是“谨严切实“”不露痕迹“”功夫到了家”[9](P108)。朱自清也认为《谈美》的“态度亲切和谈话的风趣,你是不会忘记的”[10](P4)。叶圣陶和朱自清都说到了朱光潜说理文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读者平等对话,行文如谈话。

实际上,朱光潜对此始终有理论追求和实践自觉。1920年代,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就以书信体方式崭露头角,1930年代初,又写作《文艺心理学》初稿,朱自清评价它是一部“头头是道、醇醇有味的书”,它“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9](P106-107),“让你念这部书只觉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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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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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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