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宏:政治领袖十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3 次 更新时间:2009-07-09 18: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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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宏  

  

  第一条:政治领袖要有把握大局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忠”与“大忠”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政治发展之主流趋势、政治方向。怎样把握大局?要看现实政治的方向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就要扭转过来,如果是对的,就坚持。在这个过程中,要不避嫌疑,不畏人言,甚至要暂时伪装自己,在小的原则和问题上作出牺牲,最后把坏的局面扳正过来,把政治方向扭转过来。这即是韩非子所指的“大忠”的作为,是政治家把握大局的能力。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秦始皇嬴政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串通一气,秘不发丧,假传圣旨,命令大将蒙恬、太子扶苏自杀。这两个人怎么做的呢?扶苏想都不想一下,接到诏书后马上自杀;蒙恬是怀疑诏书有问题的,既然怀疑,就应该有所行动,可他束手就擒了,被使者押解回咸阳杀死。如果蒙恬忠心服从秦始皇的命令,等事情搞清楚了再死,也是可以的,既然怀疑诏书有问题,就是说明蒙恬不相信诛杀他是秦始皇嬴政的意思,不是秦始皇的意思自然是别人的意思。可这个“别人”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怀着这么多的疑问,怎么能让使者轻易押解自己回咸阳呢?所以扬子《法言》说蒙恬之死“忠不足相也”,是不值得效仿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蒙恬劝阻扶苏不要自杀,等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说,如果澄清是秦始皇的命令,以死尽忠也罢了;如果不是,凭着扶苏的国储身份和蒙恬的三十万大军,赵高的阴谋又如何得逞呢?所以这是愚忠的行为,是不值得效仿的。

  关于小忠的解释,韩非子用了一个极为经典的故事来说明:

  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国军队失败了,楚共王的眼睛受伤。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楚共王的司马子反要找水喝,侍从谷阳拿一大杯酒送给他。子反说:“哼!走开!我不喝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这个人啊,是嗜酒如命的人,他一旦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醉倒了。战斗结束以后,楚共王想重新开战,派人叫司马来布置战斗。司马子反推辞说自己患了心病。共王乘马车自己去找子反,进入子反的帐篷,闻到酒气就回去了,愤怒地说:“今天这场战争,我也身负重伤,全依仗司马了。现在司马醉成这个样子。这是想灭亡我们楚国、不关心部众的行为!我不能再和晋国作战了。于是带领军队回到楚国,诛杀子反,陈尸示众。(据《韩非子·十过》节译)

  侍从谷阳的进酒,并不是对子反心怀仇恨,他内心是衷心敬爱子反的,但却恰恰杀了司马子反。应当说,蒙恬和扶苏也是忠于秦王朝,忠于秦始皇的,但是他们服从于一纸诏书,尽管怀疑诏书有鬼,也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恰恰是“小忠”的行为。这种“小忠”的做法把秦王朝彻底葬送了。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大忠”者的本色。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吕后把持国家大权。一次,吕后想立吕氏家族的人为诸侯王,找群臣商议。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表态说:“高祖曾斩白马和群臣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封吕氏家族为王,是违背高祖的作法。”吕后听后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他俩都说:“高祖平定天下,封刘姓子弟,现在太后您主宰朝政,封吕氏子弟为王,未尝不可。”吕后听后大喜。

  罢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日高祖歃血为盟,你们难道不在场吗?现在高祖去世,吕后专权,她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纵容她这样做,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死去的高祖皇帝呢?”陈平、周勃都说:“今天在朝堂上口舌争辩,我俩不如你;保全国家社稷,安定刘氏天下,你不如我俩。”王陵无言以对。过了不久,王陵被吕后任命为太子的师傅,实际剥夺了右丞相的职务,政治上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吕后升任陈平为右丞相,接替了王陵的位置。

  八年后,即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吕禄担任汉朝上将军,吕产任汉相,分掌南北军,把持朝中大权,谋夺刘氏天下。当时的周勃虽为太尉,却不得进入军营大门;陈平担任丞相,却不能处理政事,刘氏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周勃与陈平联合,共谋诛吕安刘之计。是年八月,齐王刘襄带兵率先讨伐诸吕,吕产派灌婴抗击,灌婴却按兵荥阳,与齐王联合共讨诸吕。周勃和陈平见齐王发兵,共谋宜为策应。于是把郦商作为人质,使其子郦寄诱劝吕禄交出兵权,归其封国。吕禄交出将印,周勃得以控制北军,派兵助刘章杀入未央宫,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宫廷军事政变,将吕氏家族子弟全部诛杀。随后,陈平、周勃与诸大臣共立文帝,使汉王朝政局拨乱反正。

  (据《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五·高皇后》节译)

  我们可以看到,王陵之忠,是“小忠”,他的“面折廷争”并不能改变吕氏专权的事实,因为吕后把持着国家权力,他不仅不能改变这一政治事实,还暴露了自己,结果政治生命很快结束了;陈平、周勃的忠,则是“大忠”,他们策略地在一些原则和事情上作出让步,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吕氏谋夺刘氏天下的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扳正了政治局面,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这才是值得称道的。

  事实上,刘邦在自己即将去世时,也知道吕氏专权即将成为事实,他唱给戚夫人听的鸿鹄之歌,展现了作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能够觉察到帝王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临死之前交代身后事时曾说:“曹参可为丞相;其次是王陵,但他有些憨呆,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独任丞相之职;周勃稳重厚道、说话谨慎,但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是此人,可任为太尉(军事最高长官)。”(《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他对未来的政治布局是了然于心的。陈平、周勃作为人臣,也觉察到吕后专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趋势,尽管这不是汉王朝正确的政治方向,可是他们也不能够抗拒——所能做的就是静待转机,故而和吕后虚与委蛇,最后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总是和人事关联的,汉朝政权最终没有被吕氏家族夺走,难道不正是这些把握大局的聪明的政治家们的功劳吗?历史就是如此告诫我们如何“大忠”的。

  

  第二条:政治领袖要有高瞻远瞩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利”与“大利”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所谓高瞻远瞩,乃指站得高、看得远,目光远大,器识超凡,见解深刻。要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知识储备、理论水平、专业素养、阅历经验、情感思维乃至欲望意志。只有政治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具备一定的政治高度和政治远见。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往往能够从纷繁陆离的政治现象中找到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牢牢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作出正确的利害权衡考虑,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我们看到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的李斯,是有一定的高瞻远瞩眼光的政治人物。他的《谏逐客书》光耀史册、脍炙人口,使秦始皇放弃了驱逐外国人的打算,为秦王朝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储备;他的郡县制意见被秦始皇采纳,彻底打破了夏商周的分封制传统,在中国根除了血缘传承权力的世卿世禄制度。可惜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秦始皇暴崩事件面前,他吓破了胆,变得手足无措。因为贪恋自己位极人臣的权势,在赵高一番利害得失的诡辩说辞下屈服,他被赵高所利用,错误地立胡亥为秦二世。可他毕竟是开国贤能之臣,所以又不能忍受秦二世的荒淫怠惰,也与赵高等奸佞之徒格格不入。于是,他最后被自己贪恋权力所误,而被宦官赵高构陷,再被昏君胡亥杀害。李斯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极为高明的,但贪婪的权势欲让他在似是而非的游说下变得糊涂,强烈的权势欲冲昏了他的头脑,最后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欲壑难填的贪欲和权势欲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例子可谓汗牛充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并不难,难的是战胜自己的情欲——那根植于人的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对政治家而言,当情欲战胜理智的时候,足以致命。

  晋献公想从虞国借路征伐虢国。他的大臣荀息说:“君王您就以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献给虞公,请求在那里借路吧。”晋献公说:“垂棘的宝玉,是我们去世君主的宝贝,屈产的良马,是我们的骏马。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又不借路,该怎么办呢?”荀息说:“他不借路给我们,必然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借了路给我们,那等于是把宝贝从内府中取出来放进外府。马就象是从内厩中牵出来系在外厩中。君主您不用担心。”晋献公说:“好吧!”于是派荀息用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赠送虞公而请求在虞国借路。

  虞公贪得宝玉与良马的便宜,想答应晋国的请求。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国有虢国,就好象牙床外面有脸颊骨。颊骨倚靠着牙床,牙床也依仗着颊骨,这正象是虞虢两国的关系。如果把路借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虞国紧跟着晚上也就灭亡了。这是不可以的。希望不要答应他们。”虞公不听这意见,于是把路借给了晋国。荀息征伐虞国以后,果然攻克了虞国。

  荀息牵着马,拿璧玉向晋献公报告。晋献公很高兴地说:“璧玉倒还仍然是老样子。虽然是这样,马的牙齿却长了几个颗了。”

  晋献公假途灭虢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虞公的贪婪之心。这就像是姜子牙谆谆教导周文王的“钓鱼之术”: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武经七书·六韬》)

  以诱饵做资本,可以杀死鱼;以名利做资本,可以取人才;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以国家做资本,可以取得天下。

  假途灭虢和吕不韦的政治投机,都是“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的典范。吕不韦曾对客居楚国的异人说:“吾门待子门而开。”难道不是“钓鱼之术”的生动写照吗?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成就了人,也毁灭了人;造就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瞻远瞩的实质在于:明于利害。见利忘义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见利忘害。见利忘害的人,就是被鱼钩戳破嘴巴任凭渔夫宰割的脱水之鱼。明于利害,才能放弃眼前的小的利益,远离隐藏在这小的利益后面的无穷的祸患。要知道,你的害,就是行“钓鱼之术”的人的利。

  明白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

  公仪休做鲁国相时有吃鱼的嗜好,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献给他,可是他拒不接受。他的门徒问他:“先生嗜好鱼,却又拒不接受百姓献来的鱼。这是为什么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嗜好吃鱼,我才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献来的鱼,就一定有低人一等的神色,就一定会违反法律,违反法律我就会被罢免国相的职位。到被撤职的时候,虽然我嗜好鱼,那些原先献鱼的人却不会再送给我鱼,我也不会有经济能力买鱼吃。我现在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我就不会触犯法律,不触犯法律就能保住我的国相的职位。这样,我想吃鱼的话,也能自己长期买得起鱼吃。”

  公仪休的吃鱼哲学足令古今中外的贪官污吏们汗颜!那些当官又想发财的人,往往是既发不了财也当不了官,贪婪让他们失去了当官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的官位越大,危险就越大。他们越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贪污就越令他们致命。那些虎视眈眈的政敌和森严冷酷的法律都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战战兢兢,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他们偷偷摸摸,没有半点为官的正气,这样的人被贪婪变成了行尸走肉,整天在砧板上行走,随时可能被政敌和法律宰割,他们不过是一群玩火自焚的飞蛾而已,一群用权力偷盗钱财的强盗而已。在任何时代,都注定了他们最终可耻的下场。

  明于利害就能高瞻远瞩,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公元208年11月,赤壁之战促成了三国鼎立局面之形成。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自己则计划谋取蜀地。孙权不愿刘备坐大,就遣使告诉刘备:“蜀地的刘璋暗弱无能,不能自守,曹操如果得到蜀地,荆州就危险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取蜀,共分天下。”从地理位置看,孙权要到蜀地,必须经过荆州。刘备明白:孙权名义伐蜀,其意在荆州,共同伐蜀的真实目的实际是假途灭虢之计,于是回书拒绝说:“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将饮马沧海,观兵于吴。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这是帮助曹操找到机会,让敌人找到空子啊。”

  孙权没有听刘备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派孙瑜率水军进驻夏口,准备进军益州。刘备不让孙权军队借道江陵。他对孙瑜说:“我刘备与刘璋同为宗室,都以匡复汉朝为己任。如果刘璋有得罪东吴的地方,我不敢过问,但请原谅我的同宗。如果贵方坚持取蜀,我就披发自我放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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