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陈嘉映访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3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3:38:11

陈嘉映 (进入专栏)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记得大约是在四五年以前,好像那个时候流行在网上拜年,拜年的人当中,有官员、有学者,也有明星、有企业家,而其中一段拜年的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一片恭喜发财的声音当中,那段文字显得是那么的特立独行。他说:“我所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目标狂奔,而差别只是名次有先有后,我所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跑的、跳的、采花的、还容得下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什么都不干的。”之所以喜欢这段文字,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特立独行,还因为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我们真正梦想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写下了这段文字,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梦想的中国的人,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陈先生,你好。

  陈嘉映:你好。

  

  主持人:在我们请陈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之前,还是一起来了解一下陈先生。

  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6岁到了北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到内蒙去插队,在1976年初的时候回到了北京。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就读北大西语系攻读德语,不久之后考上研究生,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毕业之后于1984年,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之后,曾一度在美国和欧洲工作。1993年,陈先生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执教。此后在2002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教书。

  陈先生曾经翻译了很多著名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以及美国哲学家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

  其自身著作包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还有像《思远道》,以及《无法还原的象》这样的随笔的文集等等。

  

  主持人:知道了陈先生的简历,也看到您是出生在上海,然后很小到了北京,呆了那么久,绕了一大圈,现在又回到上海,您是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

  陈嘉映:更像个北京人吧,因为从懂事起就大半都在北京过的。

  

  主持人:您在初二的时候,“文革”就发生了。“文革”期间,您是属于逍遥派、积极参加革命的,还是?

  陈嘉映:“文革”的经历稍微有点古怪,我哥哥是当时比我大了两三岁吧,在一个学校里面,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他是最早反对红卫兵运动的,我呢那时候没有想法,他想什么我就想什么,所以我就跟着他反对红卫兵运动,因此不属于积极参加革命的,也不属于逍遥的,属于积极反对,如果红卫兵算革命的话,算是积极反对革命的。

  

  主持人:上初中的时候,按理也应该对这个政治运动有所思考吧。

  陈嘉映:不完全一样,我一开始思考是比较私人的吧,我哥哥相反,他喜欢思考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我想得少,而且他那个时候,虽然只大两岁多,但是显得比我聪明那么多,懂得多那么多,我何必自己想呢,我就跟着他多好啊。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您特别喜欢当年在内蒙插队的那段时光?

  陈嘉映:是。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回想起上山下乡插队的时候,要么是有痛苦的记忆,要么是觉得不堪回首,您怎么会喜欢它呢?

  陈嘉映:第一,我想是因为年轻吧,当然你要是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不知道,但是换一个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年轻他就会觉得很快活呀,是不是?我这得问同学们了,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这当然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可能是有很多挺苦的事情吧,不过我觉得吃苦可能是快乐一个很重要的源泉。

  

  主持人:走进了北大以后的生活呢?

  陈嘉映:变得越来越平淡了,一个原因是年轻的时候也读书,但是好像是把书夹在生活里面读的,后来到学院里面就单独地要读书,那书是那么多,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要读,最后就没有生活了,就是读书。

  

  主持人:选择哲学,是从小就希望了吗?

  陈嘉映:其实不是选择,它就是不由自主地就走上这条路,一般是想摆脱它,从来没选择过。

  

  主持人:很顺利地从北大哲学的研究生的这个毕业了之后,又到了美国,但是我记得在八四年的时候去美国念书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您是怎么获得那个机会的?

  陈嘉映:对,寥寥无几也说不上,当然显然不像后来那么多。我是因为当时已经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呢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里占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当时在翻译这本书。海外就通过我的导师就有一些海外的人就知道了,他们就觉得,哇,挺惊奇的,说有这么一个人,居然想把这个《存在与时间》翻译成汉语,这匪夷所思,他们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就邀请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

  

  主持人:在北大教书的时候,200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您离开北大,您的辞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当时发生了什么?

  陈嘉映:当时不是辞职了,当时是华东师大希望我到这边来,他们派了人过来,当时的态度也很诚恳,给我的条件也挺优厚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邀请,当然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接受了。这个在今天这不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吧,就是教授从这一个学校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后来呢的确是网上或者什么的,是闹过一些风波吧。我觉得我在北大的时候,跟别的人我不知道,跟学生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好,有很多学生喜欢听我的课,结果我走了他们觉得蛮郁闷的。

  

  主持人:我想其实大家当时来讨论您离开北大这件事情,也许并不仅仅是讨论您个人的一些事情,可能讨论的,也许反思的更是一个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的这个教学,以及可能甚至是职称的这些评审的制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比如说您不符合北大的规章制度,我不知道不符合的是哪些规章制度?

  陈嘉映: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不知道还是不方便透露?

  陈嘉映:我也不知道。不,不,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谁在评教授,哪个为什么没评上,或者诸如此类,我也从来没问过,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但是呢我也的确知道现在这个大学制度中问题多多,在报纸上,我估计在电台上或者电视台上讨论一定非常多。

  

  主持人: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暂且进行到这里为止,有请陈嘉映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真理掌握我们》。

  陈嘉映: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是《真理掌握我们》,我们先从题目说起。我们常听说呢这样的说法,就是真理掌握在谁谁的手里,掌握在我手里、你手里,或者掌握在哥白尼的手里。我们平常这么说呢,并没有什么错,你要是这么说呢,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可是呢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说法上升为一种理论,一种真理理论,那呢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可能会以为呢真理是某种现成的东西,真理和我们怎样认识它和我们怎样认识真理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还可能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它就会摆在那里,再也不会发生变化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的确是很多真理理论所主张的,而且我怀疑你们的教科书里可能就能找到这样的论述,那么这些论述就是我今天想加以商榷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放在《真理掌握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下面。那么我从最简单的事情讲起,我们经常就某件事情发生争论,如果我们在争论的时候是认真的,那么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是对的,可是呢经过一次认真的争论或者讨论,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方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现在愿意说他错了,而另一方是对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说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外一些人。这个说法也不错。但是呢就像我提出来的,它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理论。我想呢要是比较小心一点,我可能会这样来表述:在诚恳的交流中,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方都向着真理敞开心扉,等待着真理展现,让真理来掌握自己。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好,比较有道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能够突出一点:在诚恳的交流中呢,一开始谁对、谁错,不是那么重要的。

  陈嘉映:相比之下,诚恳的态度要重要得多。关于这一点呢,我可以提一个证据,就是如果我们是进入了一场诚恳的交流,那么即使你和我一开始都是错的,那么真理仍然可能展现,不需要一开始有一方是对的。那么呢真理呢最后是赢得了争论的各方,而不是一些人战胜另外一些人。

  陈嘉映:比如说看一看科学发展史,在这个科学发展史上,实际上没有谁一开始是对的。我们可能会说在哥白尼和托勒密的争论中,哥白尼是对的,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真去读科学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哥白尼在解释当时所有的这些天文资料方面,他的那种计算方法,他的这个体系所要犯的错误呢,大大的多于当时的托勒密的体系。而在后世,那些接受了哥白尼学说的人中间,当然包括了我们在内。实际上我们接受哥白尼的东西要远远少于我们抛弃掉的东西。我会说呢,在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争论中谁对谁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这样一种认真的争论中真理逐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不是谁赢得了谁,而是真理赢得了我们。真理之所以能够赢得我们呢,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认得它、承认它。我要是强烈一点说我就会说,当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呢,人之为人,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当然了把真理设为前提呢,并不等于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种提法已经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可以说我从属于对,我从属于真理,在“我是对的”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

  我们有时候啊区分小我和大我,这种提法大多数情况下是就利益来说的,但是呢这个话在我看也完全可以从认知方面来说。小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益和成见,大我就是真理,人能够区分小我和大我,这当然不是说人人随时准备顺从真理。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真理和成见发生冲突的时候,的确呢人们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利益或者成见,即使我最后选择的是小我,即使我不愿意顺从真理,这时候呢我也很可能知道什么是我自己的利益,什么是真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大我和小我,为什么要说大我呢,为什么不说大世界,大宇宙,大的别的什么什么?我想在大我这种提法中已经透露了一种消息,就是说真理不是某种和我无关的东西,不是某种漂浮在随便什么地方的东西。我想说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够展现,只有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向我显现,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有成见的凡人,我们自己的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对那些抱有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真理呢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真理只有在和成见的斗争中才会彰显出来。真理是需要在争论中才显现出来的,不过呢我这不是说真理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呢互相争斗,以便夺取它最后占有它,我们谁也占有不了真理,我是说呢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作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成见,真理就无从显现。我这里引一句维特根斯坦的话,他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的,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真理如果不是和我们凡人无关的自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成了一种现成的东西了,而在我的理解中,真理呢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因此我会说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一场对话,我们现在常说的辩证法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意呢就是对话的艺术。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这种对话的艺术在柏拉图那里,经柏拉图之手变成了探索真理的方法,变成了探索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哲学和神话不一样,神话呢是一种宣叙,哲学呢是一场对话。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心地等待真理展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呢,对话者是平等的,当然呢这个平等是一种原则上的平等,不完全是事实上的平等。因为我们要就一个话题能够对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话题有经验上的或者知识上的准备,你要让我突然站起来去和霍金对话,是吧,谈谈宇宙的爆炸,宇宙的未来,我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知识上的准备。

  但是呢这点那么显而易见,我就不多谈了。我倒是想我们要能够在一场对话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关注的因素,那就是呢你首先要对这个话题有真正的关切。我刚才说到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那么两者的根是什么,这个根我想就是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具有认真的成见,这已经是在呼唤真理了。如果我要是对某件事情无所谓,那么真理就无从展现。有一个晚期希腊和早期拉丁的这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过,“爱,而后有真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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