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军:民主化理论:综述、评论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 次 更新时间:2009-07-01 14: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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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友军  

  

  受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近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或原因的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1]研究各种民主化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明确关键概念“民主”、“民主化”的含义是必要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通过他们选举出的代表们的竞争与合作来间接地行动。”[2]当代的民主化研究一般不解释古典民主。在大卫.波特(David Potter)等人看来,民主化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3]

  波特认为,对民主化的解释主要回答:民主的产生原因或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走上民主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不能?中外学者提出了多姿多彩的假说,我们首先综述这些理论假说,然后对它们做一些评论,接着介绍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所蕴含的一种新解释框架的雏形,最后阐述本文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一、已有的民主化解释[4]

  

  (一)当代以前的解释

  由于民主的产生原因或条件是十分重大的研究课题,从古到今,它已经使无数政治学家为之竞折腰。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都曾经认真研究过这一课题,并提出了至今仍然值得重视的见解。[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认为财富的分配状况、社会阶级(富人、穷人和中间阶级)的相对力量是不同政体的原因,穷人的统治导致民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认为对(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节俭的热爱有利于民主。他还强调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主要假说是,寒冷的气候有利于自由,而炙热和潮湿的气候导致专制政府和奴役。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认为,在一个十分小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民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重视民主与平等的关联,同时,他也强调适合的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

  (二)以某种客观的、决定性的变量解释民主化的四种理论

  一是现代化解释,以李普塞特为代表,这一途径强调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条件,它们或者是与现存的自由主义民主相关联的,或者是为成功的民主化所必需的。李普塞特论点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6]这一论点直接禀承亚里士多德。

  二是结构解释,以巴林顿.摩尔(Moore,Barrington)及其1966年出版的《民主和独裁的社会起源》为代表,强调有利于民主化的权力结构的变迁。摩尔的结论是,民主发展的主要条件有五个。第一,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土地贵族畸轻畸重的局面出现。第二,向适宜形式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第三,削弱土地贵族。第四,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第五,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发生一场通向现今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运动。[7]

  三是进化论解释。这一类解释的代表人物芬兰学者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则来解释政治和政治结构的演进,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解释原则。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任何物种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个固定量,因此,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就是人类这一物种竞取稀缺资源的特有方式,人们夺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权力获得生存资源。在权力分配状况与资源分配状况的关系方面,资源分配的独立性更强,更加具有自变量的性质,而权力分配更加依赖于资源分配,是一个因变量。作为权力之根源的生存资源的集中导致独裁独裁的政治结构,而同样资源的广泛分配带来权力的分享和民主的可能性。[8]他具体提出两个假说:第一,经济、智力和其他权力资源在人口不同部分间的分配,是民主化变量的基本因素;第二,在权力资源广泛分配,任何集团不再能够压制其竞争者或维持其霸权的条件下,民主才会产生。他的假说使我们想起卡尔.A.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结论,后者把民主与多中心社会联系起来,而东方独裁主义起源于国家对生产的战略手段——特别是可耕地和水利灌溉机构——的高度集中。[9]

  温汉南认为,他的民主化假说能够为一些其他假说提供理论解释。[10]例如,它能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教育与民主化的关系等等:经济发展或者教育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民主化,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资源的更加广泛的分配。隐藏在经济发展或教育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正向关系的背后的因素仍然是资源分配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不过,温汉南最终仍回到了现代化取向上来。[11]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民主化潮流的主要驱动力。因为它导致经济和技术资源在更大范围的分配,从而推动了民主。所以,只要技术不断发展,民主化过程就会继续下去。

  四是我国学者李景鹏教授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对经济基础的分析,相比之下较少研究上层建筑;而在研究政治上层建筑时,主要精力则放在国体上,相比之下较少研究政体。所以,他们的理论中没有对作为政体形式的民主的产生条件或原因的具体阐述。但是,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却能指导我们的研究方向。我国政治学家李景鹏教授“到经济领域中去寻找”约束政府权威、促进民主产生的力量,对民主的产生条件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是在分析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微妙关系时提出这一解释的。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曾经受到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的关注,他发现,世界上实行市场取向的国家并非都是多头政治即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国家却一定是市场取向的国家。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与民主相联系。李景鹏教授进一步指出,只有自由市场取向的国家才能建立多头民主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的市场制度才能生长出制约权威的力量,才能生长出民主的最核心的价值即自由。[12]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有利于民主的产生呢?第一,市场是造成约束政府权威的各种规则的主要力量。第二,市场交换环境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要求,即对自由的渴求,而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13]。市场交易是一种自愿的互惠行为,这种行为是以参加交易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处置人们自身以及归自己所有的财富和物品为前提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正是孕育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最深刻的根源。所以说,政治自由是从贸易自由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必然的政治要求,而作为自由的根本保障体系的宪法实际上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契约精神的升华。正是这些支撑了民主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三)以某种主观的、非决定性的变量解释民主化的两种理论

  一是转型解释,以罗斯托、奥唐内尔(O’Donnell,Guillermo)及其同事、林茨(Juan Linz)等为代表,强调政治过程、精英的首创性与选择。转型研究把焦点集中于以社会冲突为特征的历史政治过程,集中于政治精英的选择,即权威主义营垒中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反对派阵营中的机会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所扮演的角色。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成为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在发表于1970年的一篇论文中,罗斯托宣称,民主的产生有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必须存在着民族认同。第二,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第三,必须有意识地采用民主的规则。第四,政治家和选民必须习惯于这些规则。[14]

  二是以政治文化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文化解释。J.彭洛克(J. Roland Pennock)认为,政治文化因素是产生民主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15]R.盖茨梯尔(Raymond D. Gastil)抛弃对民主的社会经济解释,认为民主化主要靠民主观念的扩散。在他看来,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16]。

  (四)以多种因素的综合来解释民主化的理论(综合解释)

  以上六种解释都是用某一个(类)单一的因素来解释民主化,然而八、九十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市民社会的发育、政治精英的战略、政治文化、种族关系、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殖民地遗产、外来影响、国际关系等,来解释民主的产生。为了简便,我们把这第七种解释称为综合解释。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综合多种因素的作用来解释民主化的代表,他认为,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异,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所有民主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17]他认为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相应解体。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盟国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导致的。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因素是:合法性问题、经济发展、天主教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外国政府或机构(梵蒂冈、欧洲共同体、美国和八十年代末的苏联等)的行动、示范效应或滚雪球。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也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他列举了对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关系重大的五个条件:

  民主的关键条件:

  ①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

  ②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

  ③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

  有利于民主的条件:

  ④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

  ⑤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18]

  

  二、对当代的民主化解释的分类、比较和评论[19]

  

  (一)以解释模式为标准

  属于科学模式的民主化解释有: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等。属于释义模式的民主化解释有:转型解释、政治文化解释。民主化的综合解释综合运用了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各种民主化解释的优点与缺点根源于其各自的解释模式所固有的优点与缺点,请见第二章的相关论述。

  八、九十年代以来,综合运用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综合解释被提出,并且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到了单纯的、甚至绝对化的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缺陷。综合解释吸收了各种其他各种解释的研究成果,试图集民主化理论之大成。它深入考查广泛的历史事实,对各波民主化的归纳性的看法也更加符合事实;相比之下,单纯的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和单纯的转型解释、政治文化解释就都显得有些偏颇和片面,总会遇到难以解释的民主化事实。

  然而,综合解释违背了理论建构的要求。科学理论追求普遍性的结论,它必须“是全称陈述”[20]。除了“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这类否定普遍性解释的全称陈述之外,亨廷顿得不出其他全称陈述。然而,正如亨廷顿5年后在其另一名著[21]中所说的那样:[22]

  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综合解释所缺乏的就是“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其结果就是“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二)以研究战略为标准

  1、对两种研究战略的阐述

  泽沃斯基(Przeworski,Adam)认为,解释民主化的战略(strategies of research)有两类: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23]

  宏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条件,例如经济和社会(如社会结构)条件,使用决定论的语言,摩尔的《民主和独裁的社会起源》是其代表。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东西(如经济、社会条件),集中于政治行为者及其战略,强调利益和洞察力,把问题看成是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可能性和选择的问题,罗斯托、林茨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普利汉姆(Pridha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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