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2009年5月2日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6 次 更新时间:2009-05-28 2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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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三味书屋”向大家做个思想汇报。说起来我对这里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三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做过一场讲座,内容跟今天的题目有点相近,当时谈的是“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今天谈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主题是一样的。当时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那时我正在主编学术丛刊《大国》,虽然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还没有播出,不过学术界对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已经有了很多思考。当时我和北京大学的李强、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王焱,还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的150年来,我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先后有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和国,到现在又经历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随着社会的演变,她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到底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左”“右”两派之分,存在很多争论。我们想,是不是自由主义也有一套关于国家的理论?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人权法治,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关于国家问题,是不是自由主义就只是谈有限政府,谈约束国家权力?是不是自由主义也还有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一套理论?特别是对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来说,从自由主义的路径中是不是也能开启出一套国家构建的理论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谈的很多,自由主义谈的不多,对此我是深有痛感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接受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已经非常成熟了的,或者说是已经体系化了的现代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经过启蒙思想的锻造,尤其是西方几次大大革命与社会转型,在理论上已经非常完备了。但是,这种现代政治理论在西方社会,是有发育的过程和前提的,不说古典古代的城邦国家,也不说封建制的中世纪社会,就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它从15到17世纪开始酝酿,一直到19世纪也才大体成熟,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现代政治国家的法治与宪政制度奠定之后,现代的自由主义诸家理论,包括罗尔斯、德沃金、哈耶克、哈贝马斯,等等,才大行其道,蔚然成风。相比之下,探讨早期现代国家的发育过程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政治思想,在我们的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在所谓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和同行中,却很少有人问津,而我觉得这个早期现代的国家构建问题,对于我们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这场讲座,我想沿着过去的思路,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再谈一下我的思考,在此,我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的两位老师。

    

  宪政国家是探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前提

    

  今天再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三年前的语境是不同的,虽然我的基本观点与三年前并没有多少变化。说起来,这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更为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甚至积聚着更为深刻的危机,党的十七大召开,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空前绝后,然后是遭遇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不用多说,理论界呢?出现了民主价值的大争论,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口号,等待,问题很多,争议很多,我今天不准备多谈,只是试图从现代政治的价值基础、制度框架的角度出发,谈一下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尽管最近三、五年学术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但我感觉,“左”派那种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国家理论和用后现代思想来解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去政治国家的理论,甚嚣尘上;同时,那种极端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那种对王朝政治的简单复制的政治说辞,声音也非常响。而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关于国家构建的学说,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那一套关于民主、宪政、法治的教条化说辞,他们只谈宪政,忽视宪政国家的构建。当前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比如极端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公共领域的黑金问题,人权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子是我们的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结构问题,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是捆绑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一直宰制着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自身内在的自主规则来作为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由一套权力主导的规则宰制着我们当今的社会,无论这种权力是直接的还是幕后的。

  中国的社会问题,它的根子还是在国家问题上,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本性的国家?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论路径,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我想谈的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中间派的思想,它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又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它关注的是一个宪政国家的建设,而不仅仅只是国家或只是宪政。这个宪政国家是与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它们的发育与生成在西方已经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怎么发育和产生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满打满算才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出现了二个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一个比较优良的政治体都没建立起来,又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问题呢?在西方的早期现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从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霍布斯、博丹到洛克、卢梭、休谟、亚当•斯密,等等,他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问题,三五百年来,一直到19世纪,可以说西方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其中的主流是自由、宪政、共和的现代国家。当然,相对来说英美国家的发育比较正常,比较良好,欧洲大陆就比较曲折,但是无论怎么说,20世纪之后,一个西方世界为主导的现代国家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它的标志就是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最早的维持巴伐利亚合约到雅尔塔体系,西方各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一个国家内部的政体建构、国家建构,还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秩序建构、世界格局构建。尽管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说它并非是美好的,甚至是邪恶的,但它们的存在并且胜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回到中国,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对中国士大夫的震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朝野对中华文明的价值以及制度的深层忧虑和思考。从那时到现在,大致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国是不是已经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比较正常的自由、宪政、共和、民主的宪政国家是不是建立起来了?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有了一个比较优良的政体制度、国家制度?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假如没有对东西方关于中西文明政体、政治秩序、法权结构的思考,单纯谈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非常空泛的;如果没有历史、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一些理念的思想支撑,中国当前的看似热闹的有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言论,都不过是一些空泛的情绪、想象和意念中的东西。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应该放到刚才我说的现代政治的构建,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叙事及其演变过程之中来思考,这样才不会是空泛的,不会是个人情绪性的,也不会是审美主义的。我以前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对搞文学的人过多沉湎于社会政治理论是不欣赏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是两种事务,过多把文学艺术的方法、情感、逻辑用到社会政治事务上,那是非常害人的。

    

  现代政治不可能重建古典政治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者其他各种主义,我们都知道它首先有一个古今之变。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或者我刚才说的国家问题,我们谈的都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而不是古典的、西方的那种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也不是中世纪的二元分立的神权和王权政治,也不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王朝政治。现代政治,从时间上来说,在西方那就是从15世纪16世纪到20世纪到当前的21世纪,对中国来说那就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今天,大致是这个时间段里头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体的内在的制度结构,其发育、构建、发展及政治正当性问题。这里头就有古今之变,虽然现代政治是从古典政治演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政治不可能再重建古典政治。人类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从逻辑上未必能有绝对的证明,但它是一个经验,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政治学或者政法理论是一种现实的事务,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事务,它不是玄想。

  半个月前我和刘小枫在南通参加了一个会议,我们聊起来。我说他们宣扬的施特劳斯那一套,古典德性是很好的东西,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美德,还是中国的古典美德,都是很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足以建设现代政治。我们在现代政治的前提下,可以调用、吸收,甚至是创造性的改造古典的美德,但要说重新回到古典政体、古典美德中,用它来构建现代政治,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是不可能的事情。宣传这些思想可以,挖掘一些古典的好东西,像古典共和主义,希腊的所谓的公民德性,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和现代制度是不同的,这里头有一个identity,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同的。我个人主张,政治上我们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包含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在此之下,人类的文化肯定是多元的,可以有古典的,可以有现代的,有的人更多地追求古典,有的人可能追求现代的多一些,甚至也不排除就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这是一种生活形态,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方式,是个人的价值偏好或者说习性,这个没问题,这也是现代政治可以容纳的。但是要说把古典政治、古典制度全搬到现在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探讨的是现代政治,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当然涉及到现代性又复杂了,我暂且承认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喜欢用“现代”,不喜欢用“现代性”这个词,特别是我这段时间在研究格佬修斯,所以,我还特别关注earlymodern这个词,我认为“早期现代”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远比古典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还没有解决“建国”问题

    

  刚才我基本上谈了现代政治,谈了古今之变,我再给大家归纳一下。第一,我谈到了西方500年现代政治的发展演变过程,谈了中国150年来的情况;第二,我谈到了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或者说,现代政治和古典政治、古典德性、古典思想的复杂关系。下面,第三,我想谈的是为什么我对早期现代,early-modern问题,比较感兴趣。

  一百五十年来,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或变迁。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改革开放搞起来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加入WTO了,中国崛起了,像汪晖经常谈的那样,似乎我们已经融入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体系之中了,但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虽然我们现在处在现代社会,甚至有很多方面与西方同步,但是从政治逻辑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17~19世纪这个时间段里头诸个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政治逻辑在我们中国目前还没解决完,所谓历史三峡也好,所谓中国的建国问题也罢,我们还没有完成。而西方在17到19世纪,诸个民族国家尽管有的非常曲折,有的是非常幸运,但无论怎么说,到20世纪前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民族国家,建国问题已经完成了。二战以后发生的问题,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现代性问题,或后现代问题,都是可以的。这是西方逻辑演变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建国问题在20世纪前后已经完成,所以,历史学中有一个“长的十九世纪”的说法,其实这里在我看来,暗含着一个政治逻辑的隐喻,就是在19世纪前后的一百多年里头,西方主要国家各自完成了建国问题。当然,这里也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它们都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为核心展开的,现代帝国只是它的一种外在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基本是一套宪政框架制度。而中国,我说它对应的是西方的17到19世纪,是说我们的建国并没有完成,我们可能有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摆在宪法文本中的现代国家,至少不是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优良的现代政体。

  说到两个共和国,也有人说是三个共和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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