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哲学的定位:玄思的文学?随意的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4 次 更新时间:2009-04-29 11: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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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进入专栏)  

  

  【摘要】哲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为自己确立一个位置。对哲学之终结的不断宣告和哲学的日趋文学化、文化化的趋向,使得学院的和非学院的哲学家都在思考哲学的定位问题。一门像哲学这样的学科,在延续了几千年之后,如果它既没有被融化到不受规则约束的、原创的文学之中,也没有被融化到受历史资料的限定、随时准备将想象让位于新的考证结果的史学之中,那么它的继续存在就必定有其独特的理由,有其自身之为自身、无法为他者取代的特性,必定有其专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即使在容易得到理解的人文学科领域以内,哲学目前仍然还在为这个定位犯愁。首先它不能沦为纵横驰骋、随心所欲的文学创作,也不能变成字字有据、句句可依的历史考证;其次它无法像文学那样给人以感官的享受,也不能像史学那样为人提供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哲学还能做什么?本文是对此问题的思考记录,但这些思想没有提供结论,它们以问号告终。

  

  【关键词】哲学 文学 科学

  

  【一】

  

  我想从不久前去世的雅克•德里达谈起。2001年9月在南京见到他时,他看起来还十分有活力,虽然当时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丝毫没有给我以垂垂老矣的感觉。因而三年后他的突然去世(2004年10月8日),对我来说尤为显得突然。我曾在他去世前不久撰文批评过他的草率。发表后很快得知他患了绝症,于是不免产生悔意。因为我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讨论那些问题。

  那篇短文“德里达的草率”,是从一篇长文中截出的几个比较惹眼的批评。可能会给人以有感而发的印象,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较长时间思考的总结。发表前已经放置了一年多。我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有实质性的反驳出现。的确,一个人一生写下那么多的书,若非圣人,很难做到不草率。与写了无数手稿却只发表了一小部分的胡塞尔相比,或者与思考了许多却记录下很少的维特根斯坦相比,德里达显然是草率的。这是他常常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为他辩护也很难。

  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文字的绝大部分是含糊不清的,这可能是他有意而为之,因为他相信,即便他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文字终究无法表达客观真理。——这不仅是因为文字的无能,而且还因为,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1]。也就是说,真理根本就不是客观的。这种真理观主宰着当今的时代精神。——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哲学的表达,清楚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含糊不清反倒是基本的实际状况。——尽管德里达本人似乎没有这样说过。若这样说了,反倒又落入清晰的陷阱中了。

  德里达为他的那些革命性的意向付出了辛勤的、甚至是忘我的努力。他已经为这个努力付出了极高的——更恰当的表达是:过高的代价。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离他还太近。今天对他的评价,充其量只能为后人提供一个参照。对于我们这些同代人来说,随他的去世,这个世界少了一份特殊的智力刺激和兴奋。

  对德里达的褒贬在许多方面必定以读者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感觉为坐标系,对于非哲学读者来说则尤以后者为甚。在我个人看来,德里达对我们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从思想层面进一步加快了这个本身已处在急速变化之中的时代的变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此固然会有不同的评判。当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德里达“寻求找回所有思想之基础的自由运动”时,他或许真的把握到了德里达的根本意向[2]。

  对于哲学读者来说,德里达的思想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在德里达、海德格尔、尼采之间有一个贯穿的脉络,这显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当然,德里达是否在哲学史上具有与尼采、海德格尔一样高的位置,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因缘所致,我曾与德里达有过一段直接的和间接的接触。以上的文字,也是我对他的一个回忆和惦念。

  

  【二】

  

  由德里达引出一个哲学流派间的争论。德里达如今已被视为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存在和去世,都一再地在对立面英美哲学中引起毁誉夹杂的争论。不仅如此,在大陆哲学内部,德里达也远不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人物。许多人认为,他更应当被看作是文学家(或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家)而非哲学家。他的作品大都在欧美的文学系、电影研究系而非哲学系开设,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趋向的存在。

  这里涉及到一个古老的争论: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争论和抵御。柏拉图在《城邦篇》中就已经说,“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4]”

  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曾详细论述过这个论争及其当代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学批评在西方诞生之时就希望文学消失。柏拉图对荷马的最大不满就是荷马的存在。”如果这个说法还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家的夸张,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柏拉图是主张将悲剧诗人从城邦中放逐出去的人。在他看来,一个数学家要比一个诗人好得多,也有用得多。因此他在《城邦篇》中说:“我们要拒绝诗人进入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戏剧诗人在个体的灵魂中种下恶因:他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它是不能判别的,它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5]”

  公正地说,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情况是:文学家(诗人)告诉人们关于人的东西比哲学家更多。即便是哲学文本,在柏拉图之前也都是用诗歌的方式写成的,尽管它们的题目往往与“自然”有关。而在柏拉图以后,哲学以对话(柏拉图)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智者的实用主义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位置。

  柏拉图本人在其作品中主要是对文学家(当时是诗人和剧作家)进行批评,认为他们所歌?的激情应当永远受到控制:“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们,跌了一个跤,就手捂着伤口哭哭啼啼的;我们应该赶快爬起来,考虑怎样去医治伤口,让医药把啼哭赶走。”他认为真正高贵的心灵绝不会像悲剧主人公那样痛苦不堪,因为你根本伤害不了一个灵魂完美和谐的人[6]。

  在悼念一位朋友的文字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柏拉图在悲剧问题上的见解肯定是有道理的:所有悲剧都最终都基于人性本身的软弱和局限。而理性恰恰可以帮助人摆脱他的本性中的软弱和局限,因此理性是对情感的超越和克服,一旦做到这一点,悲剧的存在就是可有可无的。正如涅槃对于佛教徒来说并非不幸一样,死亡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从来都不是悲剧。——关于古希腊哲学家对悲剧的定义和理解,这里暂且置而不论。

  与文学家相反,“哲学家门徒济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成功地做到了),人们热爱他们,弘扬他们的教诲;而荷马,到年老之时,朋友们就把他遗忘了。诗人耽于情感,一心指望观众的孩子气和女人气,也许他们本人就幼稚无知,女人气十足。哲学家弃绝悲伤,他们克制、理智、有男子气概。而最要紧的是,哲学家与真理共处,至少借助雄辩靠近真理。[7]”

  因此,据统计,尼采曾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用过二十多次“前柏拉图”的概念。他把柏拉图看作思想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哲学与文学看起来处在你死我活的对立之中,而且哲学占有绝对的上风。因为,“在尼采之前的哲学家看来,与此普遍的印记相比,个体生命的特殊偶然都是不重要的。诗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在独特性、偶然性上面白费笔墨……向我们诉说偶发的现象,而不是本质的实在;承认纯粹时间的位置、纯粹偶然的环境是重要的,就等于把我们贬抑为生命短暂的动物。[8]”

  而在柏拉图看来,尤其是从他的灵魂论学说来看,真理是永恒不灭的,与它相通的灵魂也是永恒不灭的,消逝的只是独特个别的动物性。相对于永恒的真理,历史的变动不居就显得微不足道,类似于一个有限的数目与无限之比。柏拉图在《智者篇》中主张“不叙述历史”,就是因为真理不可能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说这个问题今天为真、明天可能为假时,我们说的就不是作为判断内容的真,而是判断活动的正确与错误。如果一个东西今天产生,明天消逝,那么柏拉图决不会用真理来命名它。

  柏拉图由此而开创了一个“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的时代[9]。在柏拉图把荷马从神的地位上拉下来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继承他的未竟之业,并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哈罗德•布鲁姆说,“亚里士多德几乎从一开始就把文学毁了。[10]” 还要提一下以后的另一位哲学巨人康德:奥地利的作家斯特芬•茨威格曾把他称作是“所有诗人的死敌”。

  茨威格的说法代表了文学方面反戈一击的一个例子。此前还在苏格拉底时代,阿里斯多芬就在《云》剧中对苏格拉底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而被苏格拉底称作第一个控诉他的人。而后来的尼采在这场争斗中显然站在了文学家一边。大致可以说,尼采构成了在这场长期论争中的另一个分水岭。尽管文学活动本身并未因为哲学的压制而一蹶不振,但从尼采开始,理论文学家阵营的局面大为改观。尼采大言大义,一心要恢复古希腊精神中的酒神精神,释放被苏格拉底压抑已久的、活跃在早期希腊悲剧中的狄奥尼索斯能量。尼采眼中的主要敌人是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这是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和支柱。他用现世的生活来抵御基督教的来世期待,用激情的生命运动来抗拒理性的永恒持守。尼采的要害在于,他要取消所有来自形而上学的支撑,取消所有超越的构想。

  解构运动是由尼采发起的。诉求普遍和稳定结构的哲学与理论,自此开始被看作是一种与诉求个体特色和变动的文学类似的、地位相等的文化形态,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上的优势,更有甚者,哲学和理论的嚣张还会导致其他文化形态的僵化和窒息。爱德蒙森写道,“按照尼采、德里达……的戏剧观,哲学并非起源于苏格拉底的所谓好奇〔或惊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有区分〕,或源于维特根斯坦所相信的一种迷路的感觉,哲学起源于一种试图约束难以驾驭的能量、即文学能量的努力。[11]”

  这里再次提到德里达并非偶然,因为德里达认为,哲学家的普遍性诉求,是一种想要借助生孩子来得以永垂不朽的世代生成的幻想。他不愿做这种遗产的继承者,不愿向普遍性投降。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反普遍性的诉求,如今是一个时代风气,本身已经普遍化,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它恰恰又成为了一种普遍性。举例说来,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没有共性,只有个性,那么这种对个性的诉求,恰恰又会反过来验证共性的存在和对共性之诉求的合理。

  无论如何,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罗蒂会说:德里达“是坚持海德格尔主张的人,就像海德格尔是坚持尼采主张的人一样。[12]” 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德里达、海德格尔、尼采之间的内在联系。

  暂且撇开海德格尔不论,实际上罗蒂本人也可以被归入到这一个联系的脉络中。他自称是一个宁可把自己附丽于诗人、而非物理学家的哲学家[13]。这与柏拉图偏好数学家、放逐诗人的做法正好相对立。我们在这里涉及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三】

  

  事实上,哲学在与文学的交锋中占了上风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更值得怜悯的可能是哲学而不是文学,因为哲学在此后的发展中从另一方面受到自然科学的夹击,一再变得岌岌可危。

  文学家会像德彪西一样批评,“哲学家们总是分析、分析,冷冰冰地毁灭秘密。”或像歌德在《浮士德》里借墨菲斯特之口把哲学家嘲笑为“在绿色的原野上吃枯草的动物”。

  科学家则会像休谟一样问答:哲学?“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理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14]” 或像斯宾塞那样,干脆把形而上学只看作是真正的科学、即实证科学的一个前阶段。

  如果可以说,在思想的殿堂中,哲学先想要排挤走名为“文学”的邻居,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本身后来受到它的名为“科学”之子女的排挤力量要大得多。因此,哲学实际上受到文学和科学两方面的夹击。对这个状况,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说:哲学构成文学与科学这个对立的两极间的一个缓冲。在沟通文学和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学科所做的工作能比哲学更多。

  看一看尼采在“致达尔文的信徒们”的诗中对自然科学家们的近乎恶毒的攻击,就可以知道这两极有多么对立:

  这些循规守矩的英国人,/这些智力平庸的大脑,/你们把这也称作“哲学”?/把达尔文与歌德相并列/这真是亵渎尊严——/亵渎天才的尊严啊!

  他还曾说过类似“一流的科学=二流的人;二流的诗人=一流的人”等等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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