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山:孙中山“党-国”理论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4 次 更新时间:2009-02-23 17: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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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  

  

  [摘要]孙中山的“党—国”理论由“立党救国”、“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等三个历史和逻辑紧密相联的部分组成。“立党救国”表明中国近代的政党首先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以党建国”反映出孙中山学外国、建我党,以我党、建我国,先党后国,党国同构的的政治思维。“以党治国”无论在理论说明还是在制度设计上,尽管总有些改变,但在“革命”时期,革命党独占政权,党员独有或先有政治权利的本质没有变化。

  [关键词]孙中山;立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的“党—国”理论更是别具一格。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仅仅关注“以党治国”一面,忽视了对其“立党救国”、“以党建国”观点的认识。本文认为,孙中山的“党—国”理论实际上由“立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三个历史和逻辑紧密相联的部分构成。完整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孙中山的“党—国”理论,对于人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功能形态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立党救国”

  

  政党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是在阶级成员统一联系有了技术可能,阶级整体意识已经形成,进行组织活动有了政治可能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考察欧美国家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以此来衡量中国近代政党的发生情况,一味地认为它们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及西方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激发下产生的”,显然有失偏颇。本文认为,中国近代政党首先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救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最重要而又最直接的原因。

  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40年,从事比较有影响的近代政团、政党组建活动多次,但“救国”始终是这些政团、政党发起的第一要义。孙中山认为,“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1](P44)与之相应,他的立党救国思想,实质包含三方面内容:“人民”,唤醒民众、开化人民;“土地”,捍卫疆土完整,保护资源财富;“主权”,高倡“主权在民”,结束君权政治。其中,“人民”是归属,“土地”是原由,“主权”是关键。在不同的立党阶段,因应形势变化,三者内容和位置有所调整,但“救国”第一要义始终如一。

  1894年底,兴中会在成立时,其《章程》中列陈列强侵华之危害,“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叹息民众之愚昧落后,“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而这一切都是清廷卖国害民造成的,“因循苟且,粉饰虚张”,“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将“土地”、“人民”、“主权”的现实惨况描绘得淋漓尽致。作为“有志之士”、“有心人”的孙中山及其同志对此“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中夏”。“申民志而扶国宗”。[2](P20)其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此时,孙中山树起的革命旗帜是“排满”,这既是传统种族革命的延续,又是近代中华民族要求自主独立的先声。

  20世纪初年,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清廷腐败和统治力量的衰弱,以及民众反侵略运动的兴起,促使许多年轻的知识精英告别改良,转向革命,组织团体,甚至有人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3]这种形势令孙中山颇感欣慰,“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2](P280)中国同盟会就是在民(种)族主义旗帜下由各种革命爱国团体集结起来的,其宗旨开门见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久,孙中山把它概括为“民族”主义,其立党救国思想也从排满革命、排满救国的单纯种族仇视情结中逐渐解脱了出来。一方面,主张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把革命的目标集中到了腐败专制的清朝权贵们身上;另一方面,他认为,作为中国人中“少数最良之心理”的“先知先觉”革命党人,应该自觉地担负起唤醒、鞭策民众,以最适宜的“治法”适应民众,使中华民族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2](P289)换言之,革命党人要救出来的中国不是传统的汉族某姓的家天下,而是一个近代式的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革命党人立党救国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三民主义”也变成了“二民主义”,革命政党也在向议会选举型政党转变。但难以捉摸的政局变化使革命民主党人将“巩固中华民国,实现民生主义”确定为公开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主要宗旨。而这成为日后他们创立新的政党,从专制军阀统治下挽救民国,要求实现真正的“民权”、解决“民生”的原由。中华革命党成立时,无论是孙中山的总理誓约,还是其章程,都明确“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4](P97)这表明,尽管此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再亮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但是立党救国的实质——从专制复辟逆流中救中华民国——未变。

  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成立之日,孙中山著文痛陈国势黑暗,人民疾苦的现实,“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国民!国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表示革命党人将继续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尚有待于后起者之继成大业也”。[5](P132)《中国国民党规约》中确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此时的“民族”主义完全摆脱了国内种族问题的纠葛,也不再幻想“维护国际和平”,而是直面帝国主义的本性,“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我们定要积极的将我四万万民族地位抬高起来,发扬光大。……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5](P394)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正是对内反对专制军阀、无耻政客亵渎民国称号,欺压人民的行径;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剥削、掠夺、凌辱暴行的救国救民的产物。

  及至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及其他党的领袖对“立党救国”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他们认为,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况不但毫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剧,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民对此疾首蹙额,有识之士日夜彷徨。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惟有中国国民党以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惟一生路。在“民族主义”方面,它除提出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更明确把“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作为自己斗争的方向。孙中山等人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国内的种族压迫被推翻,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包围依然如故,且侵略政策更加隐蔽,共管代替了瓜分,武力掠夺变为经济压迫,“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而且“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6](P118-119)所以,国民党人不得不继续努力,打倒列强,扫除军阀,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且准备以多数民众的力量为奥援。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国国民党改组,也是以“立党救国”为改组首义的。

  由上可见,立党救国在孙中山的建党思想中是一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立党救国的思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非为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所独有,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组建的强学会、保国会等也是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甚至由于它们活动于中上层社会、都市大邑,影响比兴中会更大。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从组织源头和群众基础上看,革命党脱胎于旧式会党,它的群众基础是内地的下层流民社会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后来扩大到激进的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中小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维新派组织衍生于旧式学会,它的群众基础是信奉读书做官论的儒生群体和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不同的组织源头和群众基础决定了两者尽管都以“救国”为首义,但内涵大不相同。革命党要救的是中华民族,维新派要保的是大清帝国。其二,从政治价值取向上看,由于两者要救的“国”内涵不同,所以设想救出来的“国”差别更大。革命党要把中国救成一个民主的共和国,立宪派则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种对“主权”追求的差别源于对“人民”的认识。尽管两者都持唯心史观,都认为必须开发民智才能实现民权,但在维新派的政治设想中并没有普通民众的政治地位。而在孙中山的政治方案中,作为“诸葛亮”的革命党人对“阿斗”式的人民首先必须有一颗忠诚之心,甚至面对“一片散沙”的人民,革命党人要像“士敏土”一样深入其中,使之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的大团体,“这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6](P283)其三,从个人追求来看,两者迥然有异。维新派的主要领袖多是儒生出身,入仕发财的利禄化目标是其中大多数人的理想,在立党救国的招牌下掩盖不住个人的物欲打算,如康有为组建国民宪政会和帝国统一党时就十分欣赏欧美的“政党分赃制”,并以此招揽党众。[7](P117)而革命党人不管内部派别如何,现实表现怎样,至少在公开的言论中强调“争权夺利者,非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本人“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P157)其四,从发展的结果看,维新派人物从起初的“立党救国”,发展成了“立党保皇”,尽管其曾经拥有不少党众,但由于民主时代已经把皇权政治抛到了一旁,因此他们的理想追求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变成了昨日梦呓。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立党救国”思想由于建立在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一致的方向上,所以能够把中国从千年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日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以党建国”

  

  通常人们认为孙中山“以党建国”观点形成的时间是在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如革命三时期说中有关革命党和未来中华民国关系说明所展示的“以党建国”的理念,尤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说:“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6](P103)其实,“以党建国”的思想从兴中会时期就已经萌芽,同盟会阶段完整出现,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阶段只是补充和发展而已。

  兴中会成立时,在承继前代造反者汉人至上的种族诉求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政治追求——“创立合众政府”,而不是改姓换名的汉姓王朝。“合众政府”肯定是一种近代的民主政权,保证“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但具体形式如何?孙中山一直在探索当中,直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才有了明确的答案。

  1912年以同盟会势力为基础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对民主共和的组织体制作了规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第二条、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官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八条、参议院以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一条、参议院之职权如下: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四、调查政府之出纳;……六、议决暂行法律。

  第十八条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行政各部如左: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务部;四、军事部;五、交通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四十八条、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部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

  第五十一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9](P1053)

  这个组织体制恰恰来源于同盟会的内部组织机制。同盟会成立前一年,在美洲改组洪门致公堂修订章程时,孙中山将堂内规章确定为“事权分为三等,一曰议事权,一曰行事权,一曰判事权。而总权则集于堂友之全体”。[2](P263)同盟会成立时,其《总章》规定:

  第八条、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选一次,但得连选连任。

  第九条、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第十条、执行部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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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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