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法律信仰话语的逻辑

——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讲演(之八),南宁,2007-11-2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6 次 更新时间:2009-02-13 1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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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页3。

  

  凡是法律,即有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

  ――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编者说明”,页2。

  

  法律信仰不仅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而且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文明精神的基本支持力量。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治是无望的。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自序”,页3。

  

  法治所表达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既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信仰、意识和观念,又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情与社会心态;它既是个人的一种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又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

  ――姚建宗(载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45。)

  

  法学家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一个法律学术传统中(这很重要,这是他可能挑剔的基础),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法律,以似乎是不相信任何法律的态度和研究活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他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一个好的、真正的法学家必须、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审视法律的眼光,他不可能只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了,就认为是对的,就认为应当这样做。那种法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信仰法律,尤其是制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作为法学家的责任,即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法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就是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如果没有怀疑,还谈得上什么信仰呢!

  ――苏力:《批评与自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页185。

  

  法律信仰问题是法理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长期以来法理学界赋予了法律信仰太多的理想化重任。

  ――徐显明 齐延平:《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119页。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晚我们讲第八讲,讲题是“法律信仰话语的逻辑”。

  在当代中国法学话语场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信仰论作为一种理论样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学理论,甚至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法学话语,它既强烈地支配着理论界,也强烈地支配着实务界。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投身于法学的学习与研究的,在我进入法学领域时,我最先接触到的法学理论就是所谓的法律信仰论。我吃惊地发现,人们非常轻率地将中国法治的难于实现归之于中国人没有法律信仰,同时也非常轻率地相信,只要中国人信仰法律,中国就可以实现法治了。在对这种理论很短暂的打量之后,我就开始了对它的批判。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写过多篇文章对这种理论样式进行批判,甚至于可以说,对法律信仰论的批判构成了我建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今晚能专门就此一问题进行一次讲演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现在发现,对法律信仰论进行批判的中国学者并非只有我一人,现供职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张永和教授也是法律信仰论的激烈批判者。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两位著名法理学家徐显明教授、齐延平教授的重头文章《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学者将张永和教授与我看成是法律信仰论这种影响深远的法学理论的终结者。这就促使我有兴趣对法律信仰论进行一次重思,我希望在这次重思中,能真正对法律信仰论的思想脉络、理论结构及可能影响作一次系统地清理,这也是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近十年的思想的一次清理。很显然,对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而言,这样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自己思想的深刻批判才能找到或开辟出前行的道路。

  我将今晚的讲演内容分成五个部分,依次是:(一)法律信仰论何以成为一种中国法学理论?(二)我对法律信仰论的第一次批评——法理论述的三重话语,(三)我对法律信仰论的第二次批评――再评法律信仰,(四)张永和教授对法律信仰论的批评,(五)走出依附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建构中国法学学术传统。

  

  一、法律信仰论何以成为一种中国法学理论?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论何以成为一种中国法学理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法律信仰论成为一种中国法学理论意味着什么?

  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法理学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编辑的《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一书。在这部其实并不太大的著作中,许章润教授试图对中国法学界近十来年的法律信仰论话语进行总结性的评价。这里暂时不谈我自己对许章润教授的看法,我对许章润教授的看法将在本讲演的第三个部分展开。这里只就许章润教授对法律信仰论话语何以成为一种中国法学理论的观点进行追问。

  许章润教授似乎只关心法律信仰论所产生的现实的关系。他是这样给我们解释法律信仰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法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对法律之治究竟能否行之于中国的困惑。”(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编者说明”,页7。)一般来说,此一论断与实际情形是相符合的。的确,当我们回过头来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还中国法学家们的辛勤劳作时,法律信仰的论说既充斥于各种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遍及于大小报刊,既出现在重要领导人的长篇讲话之中,也表露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语言中。根据许章润教授在《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一书中对有关法律信仰方面论文悉心收罗的清单,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许多仍然非常活跃也非常著名的中国法学家(不仅仅是法理学家)都曾经是法律信仰论的支持者,正是他们所撰写的大量论著构成了法律信仰论话语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宪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范进学教授,当然更多的是法理学家,如山东大学法学院的谢晖教授、陈金钊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姚建宗教授、黄文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范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刘旺洪教授,再就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这些论者虽然对法律信仰各有自己的论说方式,侧重点或有不同,但是的确如许章润教授所说,在根本上都是出于一种对于中国现实的忧心,他/她们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是法律被不断违反,因此他/她们看不到中国法治成功的希望与可能性,于是在思想上则反过来强化对于法律的信仰。现实的无力,只好诉诸精神上的强化。这些论者似乎一下子都变成了法律浪漫主义者,正如两位著名法理学家徐显明教授、齐延平教授所说的那样,“法律信仰问题是法理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长期以来法理学界赋予了法律信仰太多的理想化重任。”(徐显明 齐延平:《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119页。)

  许章润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理论的构造不能仅仅来源于现实的困境,而且同时也来源于理论的传统,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如何认识对象的方式。因此,当我试图去了解法律信仰论者们的学术传统时,我很快就发现,法律信仰论作为一种理论的建构,在中国法学学术场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它与1991年出版(2003年重版)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著作《法律与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部由著名学者梁治平先生所翻译出版的著作中有一段被人广为引用的法学格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页3。)论者们似乎无暇对伯尔曼的理论进行学理上的认真追究,就忙不迭地将这个所谓“法学格言”作了自己的护身符。于是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法学家们很迅速地弛骋于古今中外,建构起了所谓法律信仰论的理论框架。

  

  二、我对法律信仰论的第一次批评——法理论述的三重话语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我对法律信仰论的第一次批评。

  说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十年前我因为十分偶然的原因从哲学的鱼塘来到法学的鱼塘的时候,正是法律信仰论甚嚣尘上之时。此一论题我主要是研读了谢晖教授的论著及相关论文。在研究过程之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认为中国法学界所倡导的法律信仰论是一种法学的神圣论述方式,与之对立的则是法学的独断方式及理性方式。于是我写出一篇极小的论文《法理论述的三重话语》。因为此前《法制日报》曾刊用过我的两篇小文,该刊编辑秦平女士来电说希望我能为该刊多写稿件,于是将这篇小文也寄给秦平女士,很快刊在《法制日报》2000年05月28日的“评论版”。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开启了我对中国法制与中国法学的思考之帆,我曾经在贵校的一次讲演《法治的中国道路》中称之为我自己研究中国法法制与中国法学的“方法论纲领”。

  这篇文章极短小,原稿已丢失了,现在我能找到的是《法制日报》上的,其中有不少被修改了的,不过不碍事。我给同学们读一下:

  

  法理论述的三重话语

  

  近十几年,表面上看,中国法学界很是红火,书店琳琅满目的法学著述,真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但在这繁荣活跃的背后,却掩盖着思想的匮乏,有时站在扑面而来的法学著述面前,犹如身处香火鼎盛的庙宇里,由于神龛的缺席,不免使人空虚与寂寞。

  法学界的无思想性令人焦灼,这一点专家学者们都普遍意识到了,但要真正明了法理学的处境与方向,除了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外,别无路径。如何进行自我反省?我认为,首要的是清理我们的法理论述方式。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现法理论述的三个维度,或三重话语,它们依次是神圣论述、独断论述以及理性论述。分疏其间的差异,也许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法理学的思维层次,并由此赢得当代中国法学内在生命的纵深开拓。

  神圣论述指的是试图论证法的超验性,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基督教对法律的认识。在那里,法律乃是上帝与人们之间的契约,而人类除了遵守法律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基督教的这种神圣论述,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其意义。一般的人们,以为上帝观念造就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漫漫长夜,因此抽象地加以拒斥,但是在上帝观念下所建构起来人格平等的观念却使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法治之实行具有出人意料的正面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源远流长,大概因此之故吧,历史上建构神圣论述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论述,可称之为独断论述,这种论述特别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必然性却缺乏反省。在古代中国,独断论述表现为历史循环说,而在当代中国,则表现为历史进化论,如长期在中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法理论述,就试图通过历史的进化规律确证法律的阶级属性。独断论述以历史为境域,其优点在于贴近现实,而其缺点是它无法确证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性,恰恰相反,它通过历史的话语论证着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的天然不平等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无法提供可普遍化的法理论证,而这一点,却是法治社会的根本。无论是历史循环说,还是历史进化说,由于无法确证个人人格的尊严,也就无法对现代法治社会的理论建构有多少助益,因此,在当代中国,独断论述已经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对这种论述的厌倦,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论述方式。

  于是“法律信仰”说被提了出来,它试图通过对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的深入辨思,在中国确立法律的神圣论述。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界有益的尝试,但却是没有希望的尝试。因为它不可能解决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困境,即使非常成功地进行所谓的“法律文化下移”,写出再多的“法普”著作,也不能令情势有根本的好转。因为神圣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生长的根基,而且,在当代人类文化中,神圣论述的倾坍,已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缺乏上帝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证法律信仰,我敢说,你越论证法律信仰,则越使人厌恶法律,因为法律于人不是内在的生命,相反是外在的束缚。于是,人们逃避法律就是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偶然的现象。如此,法治之难行,可知矣。

  因此,我们不能从独断论述退回到神圣论述,而是要进到理性论述。法律的理性论述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首先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人格平等是绝对的要求,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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